据《青年时报》报道大灾大难为公益人提供了舞台，却并不坦荡
身份、资金、管理，是制约本土公益组织的三大难题
浙江参与义工的人口百分比远远低于国际水平
杭州试水公益组织管理新模式或值得借鉴
A 公益抱团“杭州模式”
杭州的民间公益组织从实力、数量上说跟广州、上海等根本没法比，目前，做得最好的就是“抱团”
“先生，献点爱心给西南旱灾区吧，一块钱也行！”4月11日中午，延安路银泰百货前，天空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人流里有几个特别的身影，身穿印有“杭州网义工联盟”字样的白T恤，披着透明雨衣，胸前抱着自制的捐款箱，不时地向行人发出“邀请”。
这是“渴・望”现场捐助活动的第三站，四月间，类似的一幕将陆续在这个城市的许多个角落上演。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争取更多的民间捐款，为西南干旱地区修建蓄水池，而在行动背后，是来自滴水公益、第九世界公益俱乐部、浙江义工联盟、草根之家等众多在杭民间公益组织的一次集体“演习”。千里之外的一次天灾，让他们汇聚在了一起。
多家民间组织如此“抱团”行动，在以往并不多见。
时间拉回至2月5日，共青团杭州市委书记黄海峰及第九世界公益俱乐部、草根之家等一批民间“草根”公益组织的代表，当天共同按动水晶球，宣告了杭州青年公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的成立。
“渴・望”可谓服务中心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练兵”。“服务中心搭台，我们出人、出力，”滴水公益的创始人大北说，为了公益，政府与“草根”首次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实际上，成立这样的协作平台，正是源于传统公益组织在国内的“身份缺失”困境。“民间公益组织蓬勃发展，已经到了快要井喷的形势，但目前真正的行政职能部门尚不明确，他们的组织身份归属仍存在一定障碍。”杭州市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沈晓峰表示，“服务中心”的模式，是在调研后摸索出的一种“适合民间公益组织的管理方式”。
“杭州的民间公益组织从实力、数量上说跟广州、上海等根本没法比，目前，做得最好的就是‘抱团’。”第九世界的郑壹零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服务中心”平台上有八家民间组织，滴水公益在扶孤救残和应急救援方面做得不错，第九世界当前专注于促进乡村“第二课堂”，草根之家致力于农民工的自助互助，杭州网义工分会活动以关爱新杭州人为主――可以说，各有所长、分工明确。
“服务中心”成立后，每个季度会召开一次工作例会，不定期举行“公益沙龙”，“渴・望”就是3月中旬的一次工作例会中被定下来的。
有了“服务中心”这个“娘家”，郑壹零最大的心得是“可以通过服务中心走账了”，而资金流转曾是以往公益组织的一大难题。同时，与媒体和政府的关系基本已经“打通”，下一步，就是与企业的“对接”。
然而，基于公益组织“独立性”的本质，“服务中心”此举被国内部分公益组织认为是“招安”。对此，郑壹零说，他跟大北都“很想得开”，“做公益，就不要给自己局限性，天下公益一家人嘛。”郑壹零说，因此当初市志愿者协会找上门，大家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服务中心’和民间组织的关系不是隶属关系，也不是团体和会员的关系，不会发出行政命令要求做什么，而是一种圆桌会议的形式，大家身份平等，或者说像一个圈子，邀请成员加入圈子并一起为圈子做贡献。”沈晓峰解释说。
B 内地公益现状积弱
英国参与义工人口百分比为76%，美国是46%，中国港澳地区是28%，台湾地区是30%，内地是5%，浙江也远低于国际水平
从年薪30万的公司老总，毅然转身投入公益，两年后花光积蓄，为做善事搞得自己几乎“负资产”，这是“滴水公益”创始人大北的故事。
初见大北，他前一晚刚风尘仆仆地从四川青川回杭，第二天上午就出现在了“渴・望”的募捐现场，胸前别一只红色的“滴水公益”胸章，胳膊下夹着装满资料的塑料文件袋，头戴一顶鸭舌帽，穿梭于细雨中。
这样的生活，对大北来说，再平常不过。
白天穿梭于各政府部门协调各种事宜，时不时跑到企业拉赞助，晚上熬夜加班写策划，或是忙着发帖、回帖、更新网站。每次开学前三个月开始拼命打电话，一个个落实捐赠款，然后把每一笔捐款、物资亲自送到山区――大北说，每逢做大项目，每天忙到夜里一两点是常事。
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大北干脆辞去了工作，做起了专职义工。那是在2006年，转眼已经四个年头过去了。如今，大北身上的光环很多：四川省抗震救灾先进个人、浙江省十大慈善之星……
说起为什么做公益，大北从电脑里找出一堆图片：西部的孩子们住在四处漏风的房子里，家里吃饭、写作业只有一张破凳子，简陋的木板床边说不定还要拴头牛――“看到山区孩子们住的是什么地方、吃的是什么东西，回来后你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比天堂还好，而你只要省下一点钱，就能让他们的生活发生大变化。”
“点滴之水汇而成河润泽四方”，大北的名片背面印着这样一段话，既是“滴水公益”名称的来由，也是这个民间组织公益精神的体现。目前，“滴水公益”已经在贵州、青海、山西、河南等十几个省市的170多所学校展开救助，长期救助人数达1200多名，注册会员已近5000名。
与“滴水公益”一样，“第九世界”也做西部支教、助学，不过，他们目前的帮扶集中在开展第二课堂”上，“我们去年在黔东南对500个孩子做过调查，结果发现13%的孩子未来的理想就是拥有一条牛仔裤。”“第九世界”的郑壹零对此又痛心又着急，“当地苗族汉化得很厉害，许多民间传统文化面临失传。”“第九世界”在当地开设的特色课堂包括苗绣、芦笙、侗族大歌等。由“第九世界”发起的“西部乡村教师培训计划”也在今年3月份启动。
除“第九世界”外，郑壹零还是华夏公益联合会的“头儿”，这个组织的目标宏大：要争取把全国的民间公益组织联合起来。
实际上，郑壹零还是“红心会”的创始人。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红心会发起的红心QQ图标曾风靡网络。郑壹零希望有一天“红心会”能像红十字会一样奔赴在世界各地的灾难现场。
“国内公益事业的空间还很大。”郑壹零援引一份统计数字说：目前，英国参与义工人口百分比达到76%，美国是46%，港澳地区是28%，台湾地区是30%，内地官方数字是5%，“估计远远不到”。
而根据浙江省慈善总会2009年年报统计：目前，浙江全省慈善义工组织74个，注册义工8.5万人，非注册义工预计在10万以上，按200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5180万人计，参与义工的人口百分比远远低于国际水平。
大北说，虽然公益界都知道“义工事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但现实并不乐观。
由于国内当前对草根公益组织的保障不够、体制不健全等原因，草根公益人的很多行为不被理解，许多行动也受到约束。许多“老杆子”公益人都会感叹：做公益不容易。
“不要把做义工想得很高尚，斗志昂扬、把境界拔得很高，越是这种人，公益生命力越弱。”大北说，别人都提倡“快乐义工”、“阳光义工”，他却提倡“平凡义工”，“要有一颗平常心”。
C 身份之惑
民间公益组织的身份之惑带来一系列影响：筹款不具备法律效力、运作不够规范乃至“合法性”受到质疑
今年1月26日，深圳首个无主管社团成立，让浙江公益人信心大增。
因为身份，依然是横亘在许多草根公益组织面前最大的一个拦路虎。
由于没有身份，拿不出公章，遇到事情找当地政府部门协调时常常碰壁，找企业拉赞助，企业也不敢搭理，就算钱拿进来了，为了这笔钱也要跑上一圈相关部门……说起“黑户”的苦恼，大北和郑壹零有一肚子的苦水。
至今，杭州青年公益组织服务中心平台上的八家组织，除“草根之家”进行了工商注册外，其他都没有正式登记过。
“按照规定，民间社会团体的登记必须有业务主管部门以及登记管理部门，并受两个部门的共同管理”，浙江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这种“双重”管理体制下，许多民间社会公益团体由于是自发成立，并没有主管部门，也往往找不到挂靠单位，导致许多草根公益组织想在民政局注册的愿望一时难以实现。
“在我国，社团组织30多万家，而期待注册的估计有近一百万个，这个情况很明显说明，在我国注册为民间社团组织比较困难。”大北说。
草根公益组织的这种身份定位困难，为开展工作带来一系列影响：筹款不具备法律效力、运作不够规范乃至“合法性”受到质疑。
与此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民间公益组织的能力和作用。南都公益基金秘书长徐永光认为：公益组织和志愿者的参与可以给灾区群众提供差异性的服务，为政府的社会服务做有效补充。
“政府处理的是面上的工作，而民间组织关注的是细节。”郑壹零说。大北也表示，“民间组织更有灵活性，能对政府起到补充作用。”
大北给记者举了个例子：汶川地震时，当政府忙着募钱的时候，他们已经想到为灾区人民建板房了，当政府开始建板房，他们就开始捐课桌椅了，而当政府开始募捐课桌椅，他们则开始想电风扇、厕所的事情了。
“政府应该看到，这些民间组织只要引导得当，对增进社会和谐度、增加社会福利是有推动作用的。”浙江大学社会建设研究所所长王小章说。
浙江省慈善总会秘书长李刚也认为，“政府的态度应该是既激励又规范，政府应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项目招标以扶持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
李刚认为，“民间公益组织身份的问题最终会随着国家法律法规的出现而解决，当然，要实现这一点，未来要走的路还很长。”
不过，对于目前草根公益人的“身份焦虑”，王小章有自己的看法：如果公益组织注册了，有可能会“感觉管得很多”，“从根本上说，民间公益组织只要不违法，不需要政府承认，他们要获得的是社会的承认，而不是政府的承认。”
D 事关“钱”的诸多困局
壹基金发起人、著名影星李连杰曾一语道破，你做好事，先得培养出一批专业的“要饭者”
经手的钱成千成万，却一毛也不能揣到兜里，时不时地还要倒贴钱，这是发生在像大北一样的专职义工身上的事。
2006年4月，大北与广东一位朋友各自掏出10万元积蓄，用于“滴水公益”的启动经费。由于工作量大，两个人先后辞去了工作做起全职义工，到了2008年，他们就“断粮”了。而在汶川地震期间，“滴水公益”共为灾区筹集的物资总额达2000多万元。
大北说，“滴水公益”现在在全国有8个点，除安吉点被纳入当地县慈善总会麾下，其负责人每月能拿到一千块的工资外，其他几个点的负责人没有固定收入。至于办公地点，也多数在家里或茶楼里解决。
“不能谈提成，否则很多捐款人恐怕就不信任我们了。我们一般是把捐款全额交给救助对象。”大北说，而募捐或运送款物涉及的一切费用，包括交通费、运输费、食宿费、办公费用等，通常是“自筹、自费”来解决。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草根公益组织，主要有以下几种资金来源：向基金会申请活动资金、向企业拉赞助、义卖、自筹等。
郑壹零告诉记者，这两年向基金会申请资金不那么复杂了，像壹基金有个面向民间组织招标的“典范工程”，入选后最高能拿到100万，“天使助学行动”去年底也砸出了1千万选拔公益人和公益项目。不过，记者了解到，目前尚没有一家浙江民间公益组织获得上述资金。
为了维持运作，“第九世界”坚持志愿者参与活动的费用自理，还利用卡通形象的会标做成胸章、T恤、帽子，在淘宝上义卖，所得款额用于填补日常支出的缺口。“我算过了，像我们这样规模的组织，一年下来的运作费用十万元足够了。”郑壹零告诉记者。
相比项目经费，运作经费更难筹集。“很难找到企业拿出钱来发工资或买办公设备、付房租什么的。”大北说，这种运作资金，换个角度来说，即做慈善的“成本”。
做慈善还要成本？许多人对此并不理解。
“在国内，大家都认为做好事就是全部付出，你要倾囊无私的，那才能迎来一片喝彩。”大北无奈地说，现在国内许多做公益的人都倾家荡产、生存困难。
“‘慈善成本’很重要，在发达国家，这个概念很清晰，没有成本谈何生存？”李刚则直言，“长此以往，还有谁愿意做好事？”
对此，壹基金发起人、著名影星李连杰曾一语道破，“你做好事，但要先养出一批专业的‘要饭者’。”
问题是，在国内企业普遍缺乏资助公益组织意愿的大环境下，这个“慈善成本”该如何解决？
大北认为，最合理的模式无疑是“政府向民间购买服务，民间帮政府做事”。记者了解到，这也是国际上常见的做法，国外政府还会拨付财政资金扶持民间组织开展公益活动。而早在2008年，大北就有了“公益营销”的想法，把公益项目变成产品推销给企业或政府，然后由企业或政府买单。
与民间公益组织运作经费缺乏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的筹款能力却不容小觑。然而，筹款见涨，“财务”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财务问题是高压线，我们最怕财务上出事情。”大北说。去年，苏州“梦想树”爆出理事长“截留募捐善款”丑闻，宁波市抗癌健康基金会也曾爆出大量捐款“流失”的惊人内幕，都让业界震惊。
由于运作经费有限，草根公益组织基本不会请专职会计，相关工作一般由专职义工或组织核心人物兼职完成，在论坛里发专帖公开每一笔捐款，稍微正规点的会请兼职会计做年度审计。
这种程序上的不规范，无疑为财务上的漏洞埋下了一定隐患。“国家应该在资金管理上实行资格审核，制定相应标准，防止部分人借公益之名、谋私利为实。”王小章表示。
同时，财务不规范又进一步制约了民间公益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E 规范管理的缺位
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份像样的义工培训手册，不少公益人已经认识到：专业的公益组织管理培训十分重要
“公益是不完美的。”采访期间，记者惊闻一位在业界颇有名望的杭州公益人，最近刚刚退出了公益事业，当记者与她取得联系时，她给记者留下这样一句话。
民间义工组织的管理弊端，也随之暴露在记者面前。
“她的活动能力很强，手头掌握着一大片的资源，在团队里的威信很高，这一走，对原组织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损失。”一位圈内人这样告诉记者。
大北分析说，民间义工组织都是由一些爱心人士自发组成的公益团队，他们并没有经过培训或具有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当义工群体壮大了之后，在管理上难免出现问题，“有些团队因为管理层的原因，处在比较混乱的状态。”
记者了解到，由于缺乏完善的企业或成熟机构型管理体制，大部分国内公益组织仍处于“人治”阶段，筹款及运作过于依赖个人，在组织建设、管理模式、能力建设方面的经验都十分欠缺。
大北曾参与过几次培训，感觉收获很大。比如，“公益组织最首要的是使命至上，领导者要给成员定位清晰的使命，而在国内，好多义工是冲着领导者个人的名头去的，这其实是错误的，还有管理冲突的技巧、协调工作与公益的矛盾以及建立激励机制等。”
现在，“滴水公益”的管理已日趋规范。如每次做活动都会对义工的工作时间进行登记、统计，时间满100小时是一星级义工，满300小时是二星级义工，要达到五星级需要服务3000小时，按每周服务2小时算，也要做到30年。可惜的是，“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份像样的义工培训手册”，大北说。
草根公益组织的管理是否到位，也直接关系到其能力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现在做慈善再也不是90年代初创时‘左手进钱、右手出钱’的模式了”，李刚认为，“真正的慈善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劳动，也是一种高质量的社会服务，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
李刚说，以筹款为例，要讲营销，而从项目策划到义工培训到监督管理直到最后的评估，每个环节都不能忽略，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总之，民间公益组织“实现规范化运作，要走向成熟还需具备很多要素，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