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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零零年代

    刚刚跨过的21世纪的第一个年代,被擅作概念的人士称之为咆哮的零零年代。之所以咆哮,是因为可以用大事件、极端来形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非典、海啸、地震与金融危机裹挟,与之相应的抗击、赈救、团结与众志成城相拥,V字形贯穿这个不同凡响的时代。

■ 宋宗合         

 

    年长的年少的企业和公众都迷上了公益这个字眼,而且用的是某个女子迷恋刘德华的方式。用公益的思维看世界,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了解并支持公益,而寻常巷陌间,公益已经被不经意地镀在生活的每一层面。

 

    对这一奇妙景象,可以用惯常的蒙太奇手法来描述。在八零年代初,像孙中山捧回民国的“三民”、龙应台捧回台湾的“野火”,一些先行者捧回“基金会”这个概念,初芽新绽,中国现代公益社会开始萌蘖。门打开了,跟改革开放带来的弊端一样,九零年代前后,鱼龙混杂之间社团改革数次轮回,不过这样的淘洗,始终在小小的缸臼之中,不曾触及到多数公众的神经。

 

    只是到了零零年代,道德、文化、教育、法律、科学和制度诸多推动社会进步的元素之中,关乎道德的公益图景才逐渐明朗起来,从九八洪灾所展现的公益力量开始,非典、东南亚海啸、汶川地震振聋发聩,其间公益的力量如火如荼、蔚为壮观。

 

    我们把它称为第三部门的力量。在辽远的海滩上,蔚蓝的大海簇拥着一排排海浪拍打柔软的沙滩,不必磨洗,也不用回到前朝,熨帖是唯一的真实。甚至不用制造白头宫女,天宝轶事已经一大箩筐。公益只是善的延续,是实现平权、正义、共享的一种社会运行方式。

那些蓬勃的剪影

 

    在2009年年末,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正在开展,当蚁族和蜗居族叫苦不迭的时候,北大法学院五教授联名建言废改《拆迁条例》,为天下寒士争取哪怕不是广厦的居留之所。与此同时,希望工程的元老徐永光正组织同行为财税部门强硬的征税令鸣不平,20多家基金会表示抗议。我们不能期望所有人像烈女邓玉娇一样表达自我意志,但权利的争取从来没有停止过,譬如说反对“绿坝”、“开胸验肺”。

 

    他们要求合理。他们可以拾阶而上,从贫病交加者、急难赤贫者、蚁族蜗居者、道德荒漠者、安全感匮乏者到维护美德者,中华民族这个大族群从来就不缺乏互助光辉。他们追求、表达并力求实现。角色交替间,其中大部分人被称为受助者。

 

    而他们则是施助执行者,他们不仅设计菜单,一手牵财富,一手执贫弱,一手之温传递串联整个社会阶层,导热也导公平。他们还要关注自身发展,着意培育公民社会发展,NPI公益组织孵化模式向全国多个城市扩展,联想公益创投、壹基金典范工程等不曾放弃启蒙努力。

 

    他们则是责任心迸发者。不凭吆喝,不用甩开场子赚眼球,他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为的是道德的延续、灵魂的平和。

 

    还有一方剪影交给媒体,从民生到公益,传媒界在自身生存挣扎的过程中完成这两个概念的转换,其间先行者功不可没,《公益时报》自然绕不过去,从自创的慈善排行榜到他者发布社会公益奖,公益榜样的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放大,公益文化的传播得到风驰电掣般的流布。

 

    事实上,社会巨鼎之三足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正在协力致用,第三部门正用自己的实力和作用证明自己在保证巨鼎从颤颤巍巍到岿然不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一味的自我夸大只是向隅低歌,金融危机V型反弹期间,政府被逼调控、企业思渡难关、NGO危机应对,三方所感所受及因遇而起的行动可以证明协作的力量。

从来都是开始

 

    我们认为政府鼓励公益社会发展的精髓不在于迁就民众承诺以北欧般福利主义的虚词,政府培育社团发展的精髓不在于对结社自由的精彩动容。因为国际社会大背景下的市场经济鼓励每个人自强且凌厉地面对人生和困境,因为社会发展强调每个人坚强不屈地追求福利改善。

 

    而公民社会有没有萌芽也许并不重要,因为公民意识从来就是埋在人们内心深处,当经济社会、政治社会许可了并包容公民社会的存在,人民因此具备了相应的政治、经济身份,公民社会自然崭露头角。

 

    所以,当福柯说,我们一再发现自己处于开始的位置,其实这正是一种进步。所以,当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被变质的受助者挪用,当中华慈善总会格列卫项目药品被包藏祸心者占用,当农夫山泉心口不一地面对“一分钱捐赠事件”,幼年期的公益组织成了多次解脱的理由。这个社会还在用宽宥的态度看待公益市场的发展,“它还小,不懂事,但终究有长大的时候”。

 

    当第一个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时,我们说,瞧,现代慈善社会来临了,其实我们不过是照搬了经验复制。当2004年6月1日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许可非公募基金会成立,类西方的私募基金会噌噌冒尖,我们说,瞧,中国的公益资源被大举发掘,其实我们不过是开了一个口子允许企业进来,真正的市场化管理还差得远着呢。

 

    我们一直站在起步的路上,发动机的转子以低速高扭矩前进,这也许正是中国公益社会发展的幸事,因此才有了中国红基会坦然应用社会监督法处理小天使事件之后,国家依然拿出5000万彩票公益金支持其开发公益项目。因此才有格列卫事件发生之后,学界讨论官办慈善组织是否阻碍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其实是促使这类组织自我改造,再次轻松起步。

看不见的“花朵”

 

    还记得感动中国获评对象,武汉市小处方医生王争艳的话,这位25年从医经历的医生从来没有开过超80元的处方,当记者采访时她直率地说,“你们现在才发现我,早干嘛去了?”“我只是武汉100名好医生之一,这个社会好人还是多着呢。”听罢让人酣畅。

 

    王阳明在现在社会无处不在,正如他的理论,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信息时代公众视听的总和,来自于媒介传递下意识的便利,民众被流行的新闻所裹挟,视制造挖掘的旧闻为触动。如此,不论看与不看,社会的真实呈现被荧屏网络替代,民众并不能能消化真正的平衡。

 

    也因此才有湖北长江大学三名学生救人遇难,渔船老板捞尸索钱,才有王争艳所说的看不见的公正。

 

    不管灾难如何疯狂,非典救助幕后有看不见的英雄,不管震灾捐款有多少流入政府,默默无闻的志愿者才是真正的精英,余秋雨们存在,无名英雄也存在,这个社会需要明星,更需要踏踏实实的非明星维持正常的社会运转,保障普通人的平凡生活继续。

 

    也许曹德旺和陈发树们像初生牛犊般冲入公益战阵,非商战的历练会让他们懂得,扎实如李嘉诚的救死扶伤,才是本心所需。牛根生也许可资借鉴,商战折翼,如今徜徉在云南山区的某个村落开展扶助,而非在镜头硝烟中呈现,才是生命的真实。

 

    在零零年代结束之际的雪雾之中,我们也许可以欣然领悟到,原来野火与野草从来不失旺盛,田园牧歌与崇高宏想从来归于一线,没有拯救主义,没有高尚的歌谣,没有炫耀的妆影,无尽的主旋律并不是只能在表演中传唱,每一个公民可以让灵魂归于内心,自由地做幸福的事情。原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一种自我倾听,花朵绽放,唯心主义地开在眼前也值得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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