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公益社团作为NGO的“雏形”和“缩略版”虽蓬勃兴起却缺少完善的部门纽带和支持性结构。如何让高校社团与NGO在纵向上完美链接，使其“向上成林向下生根”，仍需业界探讨。
高校公益社团作为大学生参与公益活动的最大平台，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志愿者。NGO不靠权力和经济利益的驱动，把志愿精神作为原动力，愈发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横向上，它们良性互动，积极合作，共同完成公益项目，取得了令人瞩目和欣慰的成绩；纵向上，它们理应密切链接，发展吸纳，以达到志愿精神的完美传承和延续。
但事实上，高校公益社团却很难发展成为专业NGO，NGO也很少吸纳高校公益社团中的积极分子，这种分离的“空档”状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彼此的前进速度。
难以成长为专业NGO
离开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年多，沈亢仍每天套着那件已经洗的泛黄的白T恤。T恤背面印着“西部民情之窗协会”几个蓝字，正面左胸上方是协会的LOGO——一头淡蓝色粗线条勾勒出的骆驼，仰首向前。
“骆驼很能代表西部的风情，蓝色有纯净、了解和保护的含义”，沈亢说协会的口号就是“走进西部、了解西部、奉献西部”。
沈亢2004年上大学，校园里最让他兴奋的是有几个人工湖，那是家住甘肃武威一个小村庄里的沈亢所见过最大面积的水域。
2005年，沈亢大二。通过一年对学校各种机构的了解及跟老师朋友的沟通，他着手创建了“西部民情之窗协会”。这是学校里唯一以关注西部为主题的公益组织。
“大学里办社团程序很简单，策划写好交给校团委审批就行了。也可能因为如此，我才对NGO的登记太过于乐观吧，才会走到今天这步。”沈亢的语气里充满无奈。
沈亢现在的职业是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这份工作他做了不到半年。毕业后的大半年，他试图把自己一手创建起来的协会成长为专业的NGO，或者说这也是他四年来一直在努力的。
读大学前，沈亢在老家的一所小学做民办教师，那时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国家已经不再包分配，他当了两年老师共挣了3400块钱。“就是觉得总这样不行，想改变自己，也想改变那些和我一样命运的孩子们。”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开始复读，考大学。
“大一时我还没办协会，但是是班干部，我就组织同班同学为家乡的孩子们捐衣捐物。”沈亢说那时组织的活动都还很初级，脑海中公益的概念很模糊，后来组织活动多了，才渐渐明白什么是NGO，什么是公募基金会，做什么活动该找什么组织合作。沈亢说协会后期曾经协助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江西办事处、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多家NGO做项目，自己也开始渐渐萌生把协会发展成专业NGO的想法。
但现实并没有沈亢预想的乐观。“去民政登记先不说，主要是‘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批文件我也很难搞到。”停顿了半分钟左右，沈亢又讲：“如果实在没出路我也只能把协会注册成咨询公司或服务性企业，这是我最后的办法。”
2009年9月14日，“西部民情之窗协会”和校园里的其它各社团组织一起打响了"百团大战"，摆出擂台纳新，沈亢作为上一届的会长也被请到了招新现场。一天下来共有87人报名。
沈亢说，虽然有了新工作，但自己的很多精力都还花在协会上。“招新的宣传材料都是我自己设计整理的，钱也是我出的，虽然半个月工资没了，但看到更多的人加入到关注西部的行列中来就会很高兴。”
采访最后，沈亢问记者有没有刘正琛的联系方式，他说他想学习学习当初北大阳光志愿者协会是怎么运作的。北大阳光志愿者协会作为由学生社团直接成长为专业NGO的成功案例，在大学生公益社团领域几乎成为大家竞相模仿的“神话”。
采访中，记者还联系了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社团、厦门大学环境保护协会、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西部之窗协会等十几家高校公益社团。记者了解到，虽然很多高校公益社团都想直接成长为专业NGO，但由于审批、资金等系列问题很难如愿。
“资金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筹措，但注册完全不是我们的现今力量可以解决。”来自武汉大学相关环保组织的负责人刘颖倩也有着和沈亢相同的困扰。
除了外部因素外，社团本身存在的更新换代周期快，无法与合作者进行长期的项目合作、对社会服务承诺的时间短等自身原因也都制约了高校公益社团的纵向长期发展。
NGO难吸纳高校公益积极分子
“招聘项目协调员，应届生优先，大学公益社团负责人优先。”王晶晶把MSN签名、QQ签名甚至开心网的状态都改成了招聘启事。
“这次招聘规模不大，我们只想要三五个人，就在‘圈内’发布一下消息，因为很多MSN和QQ群里都有以前一起合作做项目的大学生。”王晶晶以为会有很多熟人走后门找关系想进来工作，毕竟她所在的深圳慈善公益网在当地属于比较有名的NGO。
“可启事发了近半个月，我们没收到过一份有公益社团工作经验的人员简历，更别说公益社团负责人了。”王晶晶不能理解为什么媒体每天说大学生找工作难，可NGO组织却普遍面临着人才缺乏的困境。
“我们很多项目都由各高校的公益社团配合完成，我认为大学期间有公益社团工作经验的学生会对NGO的理念、工作方式等都有更好的理解和把握。”但随后，王晶晶又苦笑：“那些大学里常和我们合作的社团负责人，一到毕业就全都蒸发了。”
和王晶晶一样，李亚男也有类似的苦恼。李就职于某保护湿地生态与环境建设的协会，08年协会最大规模招人，共招了5名高校应届毕业生。其中只有一名在大学期间参加过“绿色环境保护组织”。
“来应聘的许多学生都只是想要份工作，无论对NGO的工作模式还是我们协会本身的工作内容都不了解，他们认为湿地就是沼泽，保护环境就是少排放二氧化碳和污水。”
李亚男介绍说，因为NGO和其它外企或政府机关不同，工作人员虽然不要求你有多强的专业知识，但最起码要有公益的爱心。“好比你想来我们基金会，但你本身就不是一个环保的人，你随手乱扔垃圾，对一次性木筷熟视无睹，你组织能力公关能力再强我们也是不会考虑的。”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很青睐高校公益社团负责人的原因。大学生对公益事业的热爱都很单纯，如果能把他们发展成为专业的NGO人士，对我们的工作展开是非常有利的。”李亚男补充说。
“但许多媒体报道，现有NGO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员原来都是高校公益社团中的积极分子。”记者感到很疑惑。
“他们具体如何调查的我不清楚，但就我了解来看，比例并不大。”王晶晶称，在NGO中社会工作或者公共事业管理等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所占比例会更大。
2009年6月，央视网组织的中国环境NGO在线人才供需平台高校沙龙在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举行，大学生环保社团的学生代表、NGO组织代表等一起讨论大学生进入NGO组织就业的可能性和优势。王晶晶把同事带回来的视频仔细看了几遍。
“沙龙上有学生提到个人发展平台和薪金待遇，我觉得这可能是阻碍NGO吸纳人才的很大瓶颈，和企业相比，我们同等职位的员工，做同样复杂程序的工作，收入一定会更低一些。”
“毕竟社团里的活跃分子在工作能力上都比较强，会有很多很好的选择吧。”王晶晶语气里充满无奈。
多方原因造成“空档”现象
公益社团与专业NGO的以上情境造成了一种两难的局面，也使得他们之间出现了一种分离的“空档”状态。而就事实情况来看，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NGO注册登记过程的艰难似乎有目共睹。目前，在我国法律框架下，作为从事非营利事业的民间机构，只有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个选择，而每一种选择在登记的过程中都面临着寻找“业务主管单位”的“拦路虎”。
“确实有很多草根NGO都戴着‘商业’的帽子在活动，甚至还有一些连帽子都没有。但我觉得我做的是好事情，需要也应该有一个合法的身份。”沈亢说现有的机制状况不仅让自己也让很多草根NGO都觉得很无奈。
“虽然协会注册性质不影响我们的服务行为，但很容易被定义为‘非法组织’，随时有取缔的危险。一旦有法律上的纠纷，也只能由组织的发起者个人承担，这样发起者就要承担很大风险。”吉林大学青年志愿者服务协会前负责人田先生跟记者讲。
“当然，注册难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高校公益社团本身的规模小、影响力不大、资源和资金短缺，虽然现在各社团与NGO的联系加强，在理念和管理上学习到很多东西，但距离专业的NGO还有一定距离。”田先生认为从高校公益社团发展到专业NGO的路还很难走，“虽然这种转变承接无疑会节省很多培训和管理投资，让公益事业的发展速度大大提升。”
除了客观因素影响，大学生的许多自身特点也造成了高校公益社团与NGO的承接不足。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高校公益社团中的学生参与公益活动的热情都很高涨，但由于年龄和经验等原因，热情持续的时间却不长。并且处于个人前途的考虑，他们中只有少数人会把公益当做职业生涯规划的一种选择。
“还有一些人他们并不是三分钟热血，他们很热衷于公益事业，经常会参加各种志愿活动，只是他们更喜欢一种组织外的相对自由的状态，不喜欢劳动关系意义上的约束。”刘颖倩说自己认识很多当初在大学公益社团里的活跃分子，这些人毕业后仍活跃于各种公益项目，只是不愿意固定为某一NGO服务。
“当然，不排除一些人会考虑到收入因素，毕竟NGO的薪金确实不高。”随后，刘刘颖倩补充说。
清华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表示，中国NGO正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即从量的积累上已花开满地；而从质性功能上，向下不足在公民的土壤中生根，向上尚未交织贯通成林。高校公益社团作为NGO的“雏形”和“缩略版”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虽蓬勃兴起却缺少完善的部门纽带和支持性结构。如何让高校社团与NGO在纵向上完美链接，使其“向上成林向下生根”，仍需业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