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长到教授已经4个多月过去了，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犹记得今年年初他做司长时的一次尴尬：当时，联合国儿基会的代表魏英瑛女士，领着所有联合国儿基会在北京的领导来到民政部，时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负责接待，联合国儿基会向民政部提了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零到三岁儿童教育的协会？当时很多司长都在那里，都纷纷摇头说没有。那么有没有这样的专业？大家想了想还是没有。
12月3日，在由民政部慈善司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儿童福利政策与立法研讨会》上，王振耀讲出了这个故事，“关于儿童福利，目前我们遭遇到巨大挑战。”
就在同一天，民政部的网站上登出消息“民政部财政部下发通知为全国孤儿发放基本生活费”。有评论指出，把孤儿问题提到中国政府最高的议事日程，由政府正式地承担起孤儿养育的责任，这标志着中国的儿童福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儿童政策进入重大调整期
王振耀表示，最近几个月，中国的儿童福利政策进入到了一个重大的调整期。这个调整期出台了三个大的政策，国务院在不断地发文。最早的政策是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要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孤儿保障制度，使孤儿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是国务院公布出来的七条。第二个政策是艾滋病问题刚刚针对儿童又通过了一项决定。第三个是早期教育问题，也通过了一定的文件。
在王振耀任职司长期间，他推进了孤儿保障制度的建立，这项制度普遍认为是中国儿童福利制度化建设的纪元和发端。
王振耀介绍，中国正式建立了儿童基本养育政策，并且2010年度中央财政安排25亿元专项补助资金。同时国务院也下了很大决心来推动婴儿早期教育。艾滋病问题又有一定的政策来进行调整支持。
对此，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的刘继同教授认为，2009年应定性为中国儿童福利元年，它有两个事件。一个是学术界开始从政策层面关注儿童福利问题，第二个政府让全国57万的孤儿有了最低的生活保障。
缺少专业人才是巨大挑战
王振耀同时坦言，目前还存在两大挑战。一个是太缺乏专业的技术和知识和更为深入的研究。现在就难以支撑下一步儿童福利制度的转型，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王振耀举例，有一个民办儿童福利院的院长直接电话给他讨论，现在我最缺的是专家，虽然已经有很多名校的教授、博士生，但拿出的方案根本进入不了孩子的实际生活，最后这个院长明确地告诉王振耀：给我找外国人来，中国教授我不信了。王振耀表示，希望中国借鉴许多国外专家经验，为我们整个社会的提升，提供出最系统、最有效的支持系统。
专家呼吁建立儿童福利局
针对中国儿童福利立法，刘继同表示，我们既要建立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框架，又要建立儿童福利法律框架，还要建立一支社工队伍，刘继同说，首先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儿童福利法》，在西方福利制度第一个立法是有关儿童福利的，但是我国恰恰相反，先有残疾人保障法，有老人权益保障法，有妇女权益保障法，就唯独没有儿童福利法。第二个就是要有儿童福利发展的纲要，国务院搞了两个十年发展规划，现在迫切需要专项规划。比方说儿童健康的规划，儿童教育和儿童家庭福利的。第三个是儿童财政和儿童公共福利财政和儿童财政帐户。第四个非常重要的是儿童福利津贴和家庭津贴，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家庭津贴制度，何谈儿童福利呢？第五个是建立中国儿童福利协会，现在我们大量的NGO，包括政府的机构提供服务，但是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协会，美国很早有一个儿童福利联盟，我们现在政策研究严重地滞后。作为高校教授，刘继同感同身受，中国大陆这么多高等院校但没有一个儿童福利系和家庭福利系，
他最后表示，最重要的要建立儿童福利局，国家局可以单独做预算，有资金的保障。所以这是所有工作一切的核心。同时现在需要创办公募的中国儿童福利和家庭福利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