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安庆市的教师招聘中，连过笔试、面试两关后，大学毕业生小吴在体检过程中止步——他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并遭拒录。10月13日，安庆市迎江法院开审此案。
至今依然隐藏身份的小吴身后，是一个日渐扩大的群体。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09年10月31日，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319877例，其中艾滋病病人102323例。
他们面临怎样的就业压力？他们想改变什么？近日，本报对话“艾滋就业歧视第一案”当事人小吴。
人物
小吴，男，20岁，安徽人，艾滋病毒感染者。
2010年某大学师范专业毕业，目前在一所中学当代课老师。国内艾滋就业歧视第一案的原告一方当事人。
关键词
艾滋歧视第一案
今年，安徽省安庆市市直学校招聘教师。考试中，某师范大学毕业生小吴连续通过了笔试、面试，但在体检过程中，被查出已感染了艾滋病毒。最终，教育部门决定不录取小吴。
认为此举是针对艾滋感染者的就业歧视，小吴将安庆市教育局告上法庭。10月13日，安庆市迎江法院开审此案。此案尚未宣判。
“最后一根稻草”
京华时报：之前知道自己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吗？
小吴：之前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总是喜欢知道别人的隐私，具体途径我也不知道，以后会调查。现在我只想案子，只想维权。
京华时报：对你打击最大的是什么？
小吴：一旦明白感染艾滋病是事实了，我就开始更多地考虑工作。因为我只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不是艾滋病人，不需要用药，我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而且，有一份好的工作我才可以更好地生活，避免体质下降。
京华时报：被拒之后，花了多长时间决定诉讼？
小吴：第一时间，本能地反抗。我觉得这不公平。当时我刚毕业，家里都盼着找一份工作。（起诉）这是最后一根救命草了，其他的……我的学习成绩不错，这次招考的成绩也很好，如果录取的话，我的工作在同学里是非常好的。
京华时报：有说你过于看重这份工作了。
小吴：他们没有站在我的角度看问题。安庆的教育在整个安徽是非常好的，这个有历史传统。在这样一个地区当教师，社会地位和收入都不会低。对于农村家庭出身的我，这非常重要。我父母都是农村人，靠种地和打工供养我上大学，对我的期望很高。在我没找到工作的那段时间，我父亲曾对我说：连看门的都不如，还上什么大学！这些压力，网友们体会不到。
京华时报：你具体做了什么？
小吴：开始时我联系了云南的一家机构，他们说路太远了顾及不到，但鼓励我说，这是明显的就业歧视，让我坚持下去。之后我又联系了北京的于方强他们的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他告诉我这是典型的就业歧视，问题出在公务员体检标准上。这个标准是错误的。他说，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代表着74万乃至更多的艾滋感染者。刚开始时，我们几乎每天通1个小时左右的电话。
京华时报：没发生这件事之前，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
小吴：很普通的人生，没什么特别的规划，别人怎样我就怎样。毕业之后找工作、赚钱养家，之后结婚生子，最后孝敬父母，就这样。
最恐惧身份暴露
京华时报：站出来后，一个潜在的大风险是你的身份暴露，你想过这样的场景吗？
小吴：不敢想象，所以我很谨慎。
京华时报：与失去这份工作的恐惧相比，哪一个更令你难以接受？
小吴：身份暴露吧。其实也是难于取舍的，但那时候就很纠结，但你总要做一个选择，是吧，鱼和熊掌是不可兼得的，所以我还是觉得工作是最实际的，前提是保护隐私。没有工作对我这个病显然是不利的，整天胡思乱想那怎么行呢。隐私可以通过自己、律师、社会的保护来做到的。
京华时报：在诉讼期间，你从事什么工作？
小吴：代课老师。
京华时报：周围人知道你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么？父母知道吗？
小吴：不知道。我是一个人住。
京华时报：你的语气像发生在别人身上？
小吴：嗯……不知道。我一直都这样吧，记者来我这边都觉得很惊讶，他们一直认为我很颓废，或者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可能因为这个病的原因吧……
京华时报：看淡了？
小吴：是。我觉得大家有这种想法，还是因为社会对艾滋病有很大的偏见。他们觉得艾滋病很可怕，得艾滋病的人也会很害怕。实际没什么，我感染了艾滋病，但没有发病，和非感染者是完全一样的，生活还得继续。
而且我觉得，我只是在做一件我认为正确的事情。于律师告诉我，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为这个社会尽一点本分的话，改变社会就不是一件难事。就这件事而言，我对这个社会的责任就是在起诉书上签字。我尽我的责任了。
“歧视是一堵墙”
京华时报：你通过什么方式与他人沟通？
小吴：网络。
京华时报：在网上都干什么？
小吴：经常查艾滋病治疗的前景，国内外治疗的方方面面。以前就查这些，后来就查“国内艾滋就业歧视第一案”相关的报道。
京华时报：你的注意力已经转移了？
小吴：对。从自己的病情转移到自己对国内艾滋病者生存环境的影响。当歧视发生在自己身上，并如此痛苦时，才会反思与之相关的一切内容。
京华时报：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这次诉讼？
小吴：这是绝望过后的本能的反抗。
京华时报：你的案子被看做是中国艾滋病就业歧视第一案，你怎么看待这个“第一”？
小吴：这是个“杯具”。实际上我肯定不是第一个被歧视的艾滋感染者，去年安庆的教师招聘就拒录了一个。这么多年了才终于出现“第一案”，有点讽刺。
京华时报：这让你更加坚定诉讼？
小吴：说实在的，应该是压力更大一些吧。主要是媒体越来越多，更担心隐私被泄露。因为毕竟是第一个“撞墙”的。
京华时报：撞墙？
小吴：嗯，艾滋病歧视那是一堵墙，需要很多人一个一个地撞。
京华时报：你期待其他艾滋感染者也站出来？
小吴：对，需要许许多多人不断地“撞墙”。他们没有勇气吧，这种例子很多，我知道的就有。我站出来，是因为我比他们更绝望，我不想要家里养我，我想让我父母能过上好的日子。他们都是农民，太辛苦了。不过，最近听说四川也有一个艾滋就业歧视案起诉了，这是个好消息。
京华时报：你想象的这堵墙倒了，会什么样子？
小吴：以前，乙肝也是这样（受歧视），社会现在对乙肝开始接受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需要政府部门，比如说将那个公务员体检标准改掉，用国家规定来引导，才能改变舆论、群众。
京华时报：可有人说，与74万艾滋感染者相比，13亿中国人的态度可能才是决定性的。
小吴：如果13亿人的态度是错误的呢？公共政策不能成为多数人的暴政。实际上，任由歧视发展下去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当歧视艾滋病的时候，艾滋感染者是少数人；当歧视乙肝的时候，乙肝病毒携带者是少数人。到了性别歧视，已经是很多人了。只要歧视存在，它就会滋生出无数个种类，任何人都无法逃脱被歧视的命运。
不要“名义胜利”
京华时报：有一种看法是，你日常工作面对的是普通学生，相对而言他们缺少相关的防护意识或能力，因此学校拒绝给你提供这份工作，有一定的正当性。你对此如何看？
小吴：世界卫生组织告诉我们，艾滋病只通过母婴、血液和性三种途径传播。你见过教师需要通过生孩子、换血液或性的方式传授知识吗？没有。我上课主要是说话加粉笔。所以我认为这个理由不成立。
京华时报：你曾提到乙肝第一案的张某，他的官司虽然赢了，但找工作处处碰壁，常常遭人辞退。
小吴：他是英雄。我从网上了解到了他的处境，我害怕，所以我不能暴露隐私。网上评论说，他只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我不想要这种“名义上的胜利”。
京华时报：你很在乎网络上的评论？
小吴：我主要看有法律或医学专业知识背景的人的评论。
京华时报：现在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局面：从法律上来讲，你胜诉的可能性非常大，众多网友也在理性层面上坚定地支持你。可是，大家都承认，一旦你与他们的生活有了现实地交集，知道你是艾滋感染者之后，大家几乎都站到你的对立面。
小吴：我尊重他们。这是个人行为，我无权强迫他人改变观念。但这也的确说明，我们国家的艾滋病宣传教育方式是失败的。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大家还是非常恐惧艾滋病。
那些人其实很虚伪。知不知道我是艾滋感染者，都不会传染给他们，这是客观事实，为什么知道以后就完全变了呢？
京华时报：你是否想过诉讼的结果？
小吴：没有，不敢想啊。京华时报：如果诉讼成功，你会选择公开面对公众吗？
小吴：不会。
京华时报：你希望获得怎样的支持？
小吴：我希望在诉讼过程中，濮存昕等这些艾滋病防治宣传大使可以公开地对我表示支持，他们只要说一句“艾滋感染者可以当教师”就行了，这个不难，他们有这个专业判断能力。
此外，我希望有一个实质上的胜利。促进（有关部门）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中有关艾滋病的内容。当然，这有点难度，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