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以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位大亨为主角的聚会，都会在媒体上掀起一轮热潮。但是，9月底由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北京举行的晚宴还引发了预料之外的争议——在北京郊区一个17世纪法国城堡的复制品中，当他们两位与这个国家最富有的商界人士谈到公益事业的时候，有人表现得兴趣盎然，有人则感到烦恼厌倦。
在活动之前的数天时间里，全国的媒体对这个活动的推测众说纷纭。盖茨和巴菲特是否会劝诱中国的财富新贵签订一个类似他们在美国发起的新计划那样的协议？他们在美国呼吁，亿万富翁将至少一半的财富捐助给慈善事业。在第二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盖茨和巴菲特称赞，这是一个成功的晚宴，尽管中国很多财富精英回避了这次万众瞩目的聚会。这是一个很能说明中国慈善捐助和社会福利矛盾状态的一个插曲。
然而，中国的慈善活动确实在改变。部分原因在于，慈善团体正在被迫学习如何管理数额屡创纪录的捐助资金。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China Charity and Donation Information Center）的数据显示，去年，人们捐助资金的总额近50亿美元，这一水平虽然比2008年减少了68%（因为四川大地震，该年度的捐助资金数额出现了突发性的巨额增长。），不过，仍然比2007年增长了8.2%。在该中心监测的2009年度13.2亿美元的捐助总额中，教育以41.1%的比例占有最大份额，以下依次为：赈灾（占捐助总额的25.5%）、扶贫（12.1%）、卫生保健（9.2%）、环境保护（2.3%）和科学和艺术（1.5%）
设在北京的胡润研究院（Hurun Research Institute）表示，就在慈善团体正在改变的同时，向它们提供捐助的人同样也在改变。该研究院在一个题为《中国最慷慨的50人》（China’s 50 Most Generous）的报告中指出，去年，列入该机构排行榜的捐助者的捐助资金总额达12亿美元，平均每人的捐助额为2，500万美元，其数额超过了2004年首次推出公益事业排行榜时每人平均捐助额的8倍。胡润还谈到，现在，中国有87.5万人的个人财富超过了1，000万人民币（合150万美元），5.5万人的个人财富超过了1亿人民币。但是，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这个国家（的慈善捐助）还有一定的距离。《中国日报》的报道称，2009年，中国的私人捐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低于巴西（私人捐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印度（0.6%）、英国（1.3%）和美国（2.2%）等国家。
有专家认为，消除这一差距的一种方式是，彻底检查中国运转不灵的对慈善业的法律和监管基础设施。对这个国家来说，另一种方式，就是增加慈善团体、公共基金会（public foundation）和私人基金会（private foundation）的数量，并增设数千个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以提高运作透明度和管理水平。就目前来看，很多捐助者和潜在捐助者对自己的捐赠是否能真的如他们所愿进入慈善事业，是否会被不诚实的人侵吞，以及是否会被用作组织的经费等问题，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除此之外，促进捐赠的第三种方式是，引导中国人对慈善捐助形成更广阔的视野，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要想让中国人将慈善捐助扩展到“大家庭”以外的范围尚需更多的引导工作。
“他们内部的圈子”
今天，中国很多有关慈善捐助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繁荣的国民经济带来的个人财富的增长。这个国家最大的住房开发公司中国万科集团的董事长王石谈到，他在出席盖茨和巴菲特举办的晚宴时，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公益事业和家庭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30年了，第一代企业家面临着如何将他们的企业传给第二代的问题，也面临着寻找将他们的财富转交给社会的途径问题。”他谈到。“很多人认为，我们应该将金钱回馈给社会，而不是传给我们的子女，对下一代人来说，给他们太多的财产可能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
胡润认为，在这个国家资产净值最高的群体中，只有1%的人的财富是通过继承得到的。上海一家专注于社会福利发展的咨询顾问机构“集体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最近在一篇博文中指出：“这个群体依然在专注于财富创造以及‘自我保存’（self preservation）。他们是‘中国的婴儿潮’一代，他们对艰难的岁月（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艰难岁月）记忆犹新，所以，他们首先关注的问题是，要确保自己‘内部圈子’的未来需要。”
这种心理还有一些“变种”。今年年初，在接受美国脱口秀主持人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访谈时，大获成功的淘宝网和阿里巴巴网的联合创始人马云谈到：“中国需要的是两亿个工作机会……我了解中国的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但是，人们希望我们更好地利用资源……到我80岁的时候再把钱捐赠出去会让我感到遗憾的。我应该现在就用这些钱创造工作机会。”
然而，可能进入这个精英群体的其他“盖茨”或者“巴菲特”不应该被忽略。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One Foundation Philanthropy Research Institute）主任王振耀就希望培养出一些“盖茨”或者“巴菲特”，他呼吁，中国所有的亿万富翁每年都向慈善机构捐赠100万元人民币。这位民政部前官员以其帮助2008年四川地震灾民的行动在中国声名鹊起。王振耀谈到，虽然政府应该在帮助中国的穷人和老人方面付出更多努力，不过，他也希望找到在这个国家培育更多专业私人公益团体的途径。
对王振耀的行动给予支持的是一个由国内著名慈善家构成的小团体，不过，有些人认为，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其中包括江苏省的企业巨头、慈善家陈光标，他的财富最初来源于一个拆除公司，最近，他成了第一个宣布在亡故后将其所有财富都捐助给慈善事业而不是留给家人的亿万富翁。“如果你有一杯水，你可以独自享用；如果你有一桶水，你可以存放在家中；但如果你有一条河，你就要学会与他人分享。”这位42岁的慈善家10月在接受英国《星期日电讯报》（Sunday Telegraph）采访时对记者谈到。
在中国，增加慈善捐助的高调宣传并不仅限于这个国家的超级富豪。中国人的平均年工资尚不到4，000美元。据报道，在巴菲特和盖茨来访期间，一位名叫“老吴”（音）的网站设计师带着一个写有“平民慈善挑战盖茨和巴菲特的盛宴”的条幅在首都驱车巡游，地方报纸引述他的话说，为了在全国提高人们对公益事业的兴趣，他也将举办自己的晚宴。
艰苦的努力
不过，中国的慈善事业还面临艰巨的任务。严格的新规定和迟迟未能实施的法律，让人们在这个国家运营慈善团体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设在上海的一家公益事业顾问机构社会企业集团（Social Venture Group，简称SVG）在其网站的一篇博文中指出，管理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NGO）接受外国捐赠的政府新规定是个沉重的负担。现在，除了其他要求之外，为了重新得到外国的捐助基金，非政府组织必须向当地银行提交一长串文件。“这些规定意在追踪进入中国的所有外国捐赠资金的来源，毫无疑问，此举的目标指向试图在中国境内赢得影响力的政治敏感团体。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法规同时也造成了数千个小型‘草根’慈善团体的运作举步维艰。”
11月初，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称，为了要“更深入的研究”，最新的慈善法草案被再一次推迟出台。这个自2007年就开始修订的法律何时能通过政府的核准程序尚不清楚。不过，慈善团体预计，如果该法律获准通过，将会给它们带来更有利的税收政策，能使政府的角色更清楚，同时，注册慈善团体的过程也会变得更容易。
最后一点很重要，因为相关规定的繁文缛节让它们倍感挫折，所以，很多组织是以企业的名义运作的，这就使对它们的监管困难重重。“我理解，制订让非政府组织变得更专业化的规定是必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中国草根非政府组织专家肖恩·谢（Shawn Shieh，音译）谈到。“但是，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应该是让注册非政府组织变得更容易。在目前的情况下，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是以企业的名义注册的，因为它们很难以非营利性组织的名义注册。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企业性质的非政府组织就无法受到监管和监督。这可不是让非政府组织变得更专业化的途径。”
至于说延迟推出的慈善法，“我认为，关于延迟出台法律的理由，更多的在于非政府组织缺乏专业素养，而不是为了让法律更完善。”肖恩·谢谈到。“有人曾告诉我们，针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管规章经过五六年的修订之后会使这类组织的运作更容易，但是，截止到目前，什么都没有发生……我的推测是，延迟法律的实施是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不是想让法规更完善。我希望自己的推测是错误的。”
虽然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一直在深思熟虑，不过，某些省市的地方政府则在“各行其是”，以改善慈善机构的运作方式。举例来说，江苏省推出的一项新规章要求，基金会的支出至少要达到前一年得到的捐赠的70%。这些举措的目的之一还在于引入一个更正规的自行监管体系。
与此同时，设在北京的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Capital Philanthropy Federation，简称CPF）明年将面向其43个会员组织推出行为准则。从全国范围来说，中国基金会中心（China Foundation Center，简称CFC）也有望推出自己的行为准则，并力促慈善机构在其网站上披露财务信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法学教授、中国非政府组织专家卡拉·西蒙（Karla Simon）认为，这些行动都是虽然相对较小但很坚实的步伐。“对任何非营利性组织而言，自我监管一直都是至关重要的。”她谈到，“人们希望，监管者会善意地看待所有这些行动，并与这些施行自我监管的组织达成协作。”
但是，中国很多慈善机构的“蛮荒特色”，让潜在的捐赠者产生了高度不信任感。2006年，也就是SVG创建的那一年，该机构研究发现，在中国，非营利性组织是公众信任度最低的领域之一。
这也是中国的巨富谈到的被迫自行设立基金会的原由之一。基金会已经成了非营利性组织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新一期《中国慈善蓝皮书》（China Philanthropy Blue Book）显示，截止到2009年年底，中国已拥有997个公共慈善基金会，846个非公共慈善基金会（non-public foundation），也就是私人慈善基金会。该蓝皮书预测，到今年年底，私人慈善基金会的数量将会超过公共慈善基金会。
“我对富豪与基金会成长之间的关系非常乐观。”南都公益基金会（Narada Foundation）秘书长刘周鸿（音）谈到。设立基金会管理自己的慈善活动的大型企业数量在不断增长，南都公益基金会就是其中之一，该基金会是一个为草根非政府组织提供支持的“经费捐助”（grant-making）组织，由徐永光于2007年创立，利用自己与企业集团南都集团（Narada Group）的紧密联系，这位前政府官员转变成了一位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社会企业家指利用商业方式成立和经营专门从事以社会服务为目的的公司的人士。——译者注），此前，他拥有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修建学校的经历。
“中国的富豪对自己的捐助将会被如何使用表示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就如何使用捐助的问题，如何募集资金的问题，以及这些捐助投入到哪些特定计划的问题，基金会尚没有披露足够的信息。”他谈到。“某些基金会和其他慈善组织发布的报告很难理解，甚至连专业人士也难以理解，能利用这些信息的公民和媒体人士非常少。中国的基金会应该付出自觉的努力，以提高其组织的透明度。”
此外，这些私人慈善基金会还面临着很多障碍，特别是不允许它们公开募集捐助的问题。“政策正在变得更加宽松。” 刘周鸿谈到。“但是，政府仍然不允许人们创建（寻求公共捐助的）公共慈善基金会，这种局面从短期来看不会有什么改变。”南都公益基金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税收。根据目前的规定，该基金会每年收到的捐赠中有25%最后会成为税款。“因为我们的税赋水平很高，所以，我们不能为员工支付理想的薪酬，也无法吸引到专业人才。”刘周鸿谈到。
临界点
对中国的基金会和其他慈善组织来说，2008年的四川地震为它们开启了一个展示自己公众形象的全新时代。那一年，中国的捐赠额达到了1，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大约有760亿元用于抗震救灾，不过，捐赠资金主要流入了由政府运作的慈善团体，比如，中国红十字会等。
万科集团为抗震救灾捐助了1，000万元，董事长王石谈到，这场地震“对中国的公益事业来说是个转折点”，并在这个国家提高了人们的捐助意识。“人们越来越热心于捐助金钱，这表明，人们越来越富裕了，而且愿意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展现出对他人更多的爱心和仁慈。”他谈到。但是，王石也坦承，人们依然对捐助的利用效率，以及捐助资金的去向缺乏透明度表示担心，从而，导致了人们的捐助热情“逐渐降低”。
“信任确实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西蒙谈到。信任对名气较响的非政府组织——这些大都是政府参与管理的组织——帮助很大，不过，缺乏信任感同样也会让数百个甚至数千个小型的慈善机构遭受冷遇。正如她谈到的，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还没有能为慈善机构提供“正式认证”的评级机构。
王石谈到，巴菲特和盖茨在来访期间谈到的很多公益事业理念都与明智地使用捐赠资金密切相关。“捐赠金钱是一回事，确保这些捐赠抵达预期的目标并产生预期的效果则是另一回事。”王石也承认，近年来，政府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府应该更信任非政府组织，应该把它们视为中国稳定和发展的一支积极力量。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更加独立的关系……不过，这也应该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刘周鸿表示，虽然很难判断盖茨和巴菲特来访对普通公众造成的影响，不过，他认为，他们的到访至少对“改变中国富豪对待财富的观点，以及向他们展示一个全新的领域——公益事业”是有所帮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