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伟
湖北人，大学毕业后在湖北荆门热电厂当过工人，还有过近10年的记者生涯。现居北京，是一名致力推动公民参与立法的民间学者，2005年成立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他最关心、研究最多的是“三农”问题，用4年时间完成了《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稿，并一直努力推动这部立法建议稿能成为真正的法律。
这个社会不需要你出人头地，不需要你承担风险，但需要你有是非感。现在很多人是非不分、善恶不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有些人觉得生活就是柴米油盐，我说一句不客气话，这是猪的理想。如果每个人只想着柴米油盐，这个社会就完了。温家宝总理说人需要仰望星空，我想我最不缺的就是仰望星空的能力。
对我来说，人生的成功就是推动公民参与立法。人人都像我这样思考，显然是不现实的。这个社会不需要你出人头地，不需要你承担风险，但需要你有是非感。现在很多人是非不分、善恶不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位卑未敢忘忧国
我觉得真正影响我这一生走向的不是父母，而是阅读。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他们和我走的道路完全不一样，就是过着有工作有家庭有小孩的人生，不像我，整天为国家的发展想很多事情。
我从小就爱看书，在阅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有四本书对我影响特别大：一本是《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一个外交官写的，讲述他外交官经历中了解的各国风俗人情和邮票掌故；其他三本是成功者的传记，一本介绍上世纪80年代一个企业家改革的故事，一本介绍克莱斯勒创始人的创业故事，还有就是徐悲鸿妻子写的《徐悲鸿的一生》。这三本书讲的都是如何创新、如何不断努力、如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最终成就一番大事业，给我影响很大。
高中开始，我就想干一番事业。当时，我特别想挣很多钱，就能干很多事情，比如搞一个行走全国的汽车队。大学毕业后，我在家乡的热电厂做工人，发着高烧还给工厂提合理化建议，一手打吊针，一手写字。但厂领导没有什么反应。
1996年，我给一位中央领导写了一封建议书，题目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提出如何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的犯罪行为、三峡工程如何防止恐怖袭击、中纪委应该在全国设办事处等二十多条建议，有一万多字。我连续投递了四次，都没有回复。后来我寄了一封信给这位领导，表示再没有回应的话，就起诉他。我认为给中央领导写信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管他们是否采纳我的建议，收到信都应该给予回复。后来我收到一封挂号信，说我的建议书已经转给相关部门。我当时的确有点幼稚，如果我知道每天有这么多人给中央领导写信，就能理解他们无暇给我答复。
我在热电厂的时候，自费订了20多种全国的法制类报刊。我对法律感兴趣，但并不想把法律作为职业方向，以此挣钱，我只是想做一些推动国家进步的事情。我只是希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能够被政府采纳。我朋友说过，全国13亿人可能只有你在做某一个事情。确实，有些事情除了我，是没有人做的。
以我的智慧做生意早成功了
当年，父母希望我回老家的热电厂做工人，原因很简单，热电厂的效益非常好。直到现在热电厂还是一家效益不错的企业。如果我没离开，应该和同事们一样，每天忙忙碌碌，娶妻生子，平淡地过一辈子——那就是另一个熊伟的人生了。
我肯定愿意选择做现在的熊伟。因为现在的我可以推动国家的立法，可以提出很多推动社会进步的设想，这是一个光荣的事情。我现在活得更加充实，更加有价值。我当然不是为了名利，如果为了名利，我早就去做生意了，以我的智慧做生意早成功了。
我从热电厂辞职，到武汉做媒体，工作之余，想到了与人大代表联系，通过他们转达我对法制建设的一些建议。我买了一本书，《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录》，按照书上公布的资料，一个个给他们写信。六十多个人大代表，只有两个给我回复。有一些媒体的朋友质疑我做无用功，我举了很多的例子回应他们，事情是一步步来的，如果有的事情要用5年时间去推，那么一切就从现在开始计时。他们的质疑从来没有让我怀疑自己的能力，我只是有时会怀疑自己在做的东西是否有价值。
1999年开始，每年开“两会”我都会去北京，把我的有关立法的建议书递给一些代表。我不光找湖北省的人大代表，还找别的省份的代表。有代表觉得我这个人很热心，提的建议有可行性，就帮我介绍其他代表。我一个个给他们打电话，慢慢地，和我合作提出议案的代表越来越多，本届起码有上百人。我相信大部分人大代表都是真心想帮人民说话的。
我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比如说跟哪个代表联系、有哪些提案，轻易不说。我有很多秘密，不会和任何人说。毕竟，推进立法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事情。
生存问题我绝对不会担心
我经济上最困难的时候是2002年，当时才到北京，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我自己却没有收入。经济窘迫的时候，父母、朋友都会支持我。朋友们每次给我几千元的支持，说不用还了。我肯定不好意思，以后有钱了，肯定要还给他们的。
我一直不在乎钱。才来北京时，《中国改革》（农村版）的领导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我说只要你们真心为农民做事，我就愿意加入，钱多钱少不重要。我喜欢一群人在一起激情做事的感觉。记得有次做版搞了一个通宵，根本不觉得累，早上结束工作走出办公室，阳光很好，明亮地照在脸上。我想起了一句话：阳光打在你的脸上，照在我的心中。我当时和朋友说，我的下半辈子是要交给农民的。
生存问题，我绝对不会担心，我个人所需的生活费用是很低的。一个月生活费不到1000元，房租2000元左右，其他没有什么开销。我不会在北京买房子，只会租房住，但我对抑制大城市房价上涨有一系列看法。唯一让我想多挣点钱的动力，就是我想让父母生活得更加幸福。我想我可以去做一点文化的事情来挣钱，比如编书或者写作。
我至今单身，是没碰到合适的人吧，或者正好对谁有感觉的时候，我的事情太多了顾不过来。有时在外面跑一圈，回来就怎么都不想动了。和事业比起来，个人问题总是可以放一放的。养老问题？我不担心，我身体还行，不抽烟不喝酒，生活有规律又不打麻将。图什么？最在乎的肯定是国家的进步。我现在成立了一个NGO，可以申请经费。2006年开始，我基本上在做NGO的课题，世界银行给了4万多元，其他组织给了8万多元，差不多就这些。以后每年申请一个课题，有10万元，这一年经费就够了。
男人之间，确实会比较，比谁的事业更成功，而不是把钱财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我觉得公民参与立法能够成为社会的共识，这就是我的成功之处，因为我一直在呼吁公民参与立法。如果能做到以宪治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一个法制国家，这是我最大的理想。到时候，我肯定不想当官，我要退休，可以和朋友们去风景优美的山区隐居，或者去大学当老师。我相信到时候，大学招募老师会量才而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