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12”地震到舟曲救灾，从北京奥运会到即将举行的广州亚运会，几年来志愿者们以亲历者的角色参与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事件”。正如这些“大事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一样，它们也在促使中国的志愿服务事业发生转折与蜕变。
追求幸福的志愿者
中国已经拥有一支超过5500万人的注册志愿者大军：其中主要包括逾2600万名社区服务志愿者和超过2900万名青年志愿者。志愿者只有在志愿服务活动中不断获得幸福感，才能够坚定而长期地从事这一事业。
正如人们所知，自从2008年以来，由于连续举办大型活动以及接连出现的自然灾害，中国的志愿服务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何形成社会自主力量，乃是今后中国志愿服务的主要挑战。
在这个蜕变的时期，志愿者的幸福指数不仅将关乎中国志愿服务的质量，也将关系公民社会的成长与成熟。
2009年，一份名为《无锡地区志愿者幸福感和个人困扰研究》的调研报告显示：典型地区志愿者和非志愿者的幸福感比较差异，尚无统计学意义。
这和国外研究成果相左。瑞士苏黎世大学学者Meier以1990年~1992年处于统一进程的东西德为对象研究发现，当社会问题使人们生活满意度下降时，志愿行为能对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即对社会的消极影响产生缓冲作用。
“这也说明我国的志愿活动及志愿者的心理状况有其独特的特点。”该调查报告的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心理学所严育告诉记者。
首先，志愿者的价值感还得不到充分满足。比如，他们会无事可做、觉得浪费时间；感觉自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严育认为，随着志愿者队伍壮大，志愿服务项目也需要创新，改变志愿服务“扫大街、看老人、做表演”的“低水平徘徊”状况。
有些志愿者则曾被误解是出风头、博取名利、作秀和吸引社会关注。被称为“最牛志愿者”、坚守北川灾区2年的张华强就被质疑“想出名”。另外一些志愿者认为自己被当做“廉价劳动力”、“免费劳动力”。
严育的研究显示，相比非志愿者，志愿者的幸福感与个人困扰之间关系显著，“志愿者的服务对象多为弱势群体，他们的经历和痛苦很容易引起志愿者的共鸣，如果负性情绪长期得不到宣泄，则会对志愿者自身健康产生较大影响”。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志愿者委员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谭建光对“5.12”地震志愿服务进行调研后发现，80%以上志愿者是在缺乏充分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进入灾区的。
大灾让一批志愿者成熟起来，但其对一些志愿者造成的负影响还是不可小视：有些志愿者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甚至成了累赘”。同时，“官方志愿组织之间竞争见报率，民间志愿组织竞争服务对象、竞争案例资料”也使得一些志愿者对组织的“纯净度”产生了某种质疑。
此外，女性志愿者更容易身心疲惫，其幸福感受志愿活动的影响更大。一旦志愿活动没有达到她们预想的效果，更容易感受到困惑。
从青年到全民
中国最早的志愿服务莫过于学雷锋。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的顺口溜，显示出传统志愿活动中存有的形式化、短期化等弱点。
1987年，广东成为中国自发志愿服务的发源地之一。这一年，广州创办第一条志愿服务热线“中学生心声”。1990年“深圳市青少年义务社会工作者联合会”成为内地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志愿服务社团。
谭建光在调研中发现，参与“中学生心声”的志愿者主要是教师，文化程度高、生活安定。深圳第一条志愿服务热线公开征集志愿者时，报名者也多是文化程度较高、事业相对成功、社会地位较高的年轻人。
2008年被称为中国志愿服务元年：“5.12”地震和北京奥运会见证了中国全民参与志愿服务时代的来临。
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有超过491.4万位志愿者以各种形式参加“5.12”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170多万名志愿者直接服务北京奥运会举办，近300万名志愿者参与奥运会主题活动。
据悉，自1993年底团中央发起青年志愿者行动至2008年的15年间，有2946万志愿者按照团中央颁布的《中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进行注册。
谭建光认为，以“党政统筹、团青示范、社团管理、全民参与、社会支持、法律保障”为特点的中国志愿服务正呈现出新格局。
北京城里的奥运遗产
两年前的8月12日，孟淑华还在永安宾馆门口“站岗”。那会儿，她穿了一件蓝色的城市志愿者T恤，背后挂着腰包。永安宾馆在北京东三环边上，是奥运会注册外国媒体记者的驻地之一。63岁的孟淑华就站在宾馆门口的志愿者服务岗亭里，主要为进出宾馆的外国记者服务。
自打1999年退休，孟淑华就一直张罗着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奥运会是个大事，需要好多人跟着忙乎。电视、报纸上天天宣传做奥运会志愿者，“为奥运出一份力，光荣！”孟淑华就有了当初在工厂的干劲。
不过，志愿者到底是什么呢？奥运会过去两年，这中间孟淑华又做了很多没有奥运那么“光荣”的志愿服务。现在她说，自己明白了志愿服务不是领导的事儿，更该是自己的事儿。
朝阳区是名副其实的“奥运大区”，全区仅城市志愿者服务站就有127个，有超过10万名孟淑华这样的城市志愿者在其中服务。此外，还有“平安奥运志愿者”等数十万人。
不过，在奥运会后，做志愿服务这事儿就有点难。指路、翻译这些东西一下子全部“销声匿迹”，“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志愿者只跟奥运有关，只是奥运会的志愿者。”她说。
奥运会之后，志愿者的发展趋向和方式迅速成为社会和众多志愿者组织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北京志愿者协会顾问，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张晓红介绍说，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招募了2.7万余名志愿者。奥运会结束后，韩国政府则因势利导，以立法形式规定了青少年志愿服务的时间要求，成功地将为大型活动服务志愿者们引导到日常生活当中。
奥运会两年的时候，朝阳区委社会工委、区社会办联合搞了一个“朝阳志愿者公益银行”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是开通网站，把志愿服务需求放在网上，有能力提供者进行自由对接。
“公益银行，首先是个‘大管家’，是志愿者事业的管家，既可以了解志愿者的各种信息，也可以收集社会上的各种志愿需求。”朝阳区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张永新说，这个平台面向朝阳区所有志愿公益事业的人和社会组织，面向所有需要公益援助的人和社会组织。
社区志愿服务面临转折点
一般认为，中国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末成立于天津和平区新兴街道朝阳里。根据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的数字，在21年后的今天，全中国的注册社区志愿者已经超过2600万人。
中国的志愿服务其实从社区开端，志愿者在社区服务的基础上，逐渐开始参与大型活动、救灾抗灾等。到今天，社区志愿服务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与活跃于这些大型活动和救灾现场的志愿者不同，社区志愿者需要更为长期的行动和坚持，同时它也是整个社会志愿服务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改革给各类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带来巨大冲击：企业福利功能的减弱，需要新的主体承担社会管理和社会福利职能；大量城市居民脱离企业管理，居住地成为政府与他们联系的唯一纽带。
在这种情况下，1986年民政部首次提出社区服务。后来，社区建设进一步被明确为，“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因此可以说，中国社区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同时承担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要求，以提供社会福利为主社区服务也就成为社区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
1995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成员固定从属于某一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已无法适应社会管理的要求，迫切需要建立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以外的社会服务体系。1998年，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更名为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可以说从这时起，社区建设正式成为政府的一项职能工作。
但是，在此前长达3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社会资源都集中在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单位中，街道、居委会的力量很难在短期内承担起如此重任。因此，志愿服务就成为承担相应需求的载体，并得到鼓励。
中国社区志愿服务的产生过程，决定了政府在提供志愿服务中的主导位置：它一开始就是志愿服务的主要推动者，这不仅体现在社区志愿服务中，还包括青年志愿服务等等。
这样经过数年发展，中国事实上已经形成以政府指导为主的志愿服务体系，在一些地方志愿服务也因此成为政府工作的内容以及考核标准。
不可否认的是，行政主导是中国志愿服务产生和初步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与西方国家经过几十年、上百年孕育公民精神、自发形成志愿服务精神不同，中国在短短不到30年间就不得不面临社会转型产生的社会服务、福利需求，要使群众从国家福利的“摇篮”中离开后立刻就成为志愿服务的实践者，具有相当难度。
正如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由于转型期的巨大冲击以及迅即到来的多元化社会，中国人还很难适应现代公民的责任感和道德感。政府在此过程中、特别在早期必须承担“保姆”的角色。
令人欣喜的是，与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一样，中国社区志愿服务在过去十几年中得到了超常进步。
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2年里，经过一系列自然灾害和大型活动后，志愿服务精神已经深入人心，这是任何常规教育和宣传都无法达到的效果。可以说，公民对公共生活的热忱与关注在最近几年里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期。
对于今天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志愿时代”、“公民社会”的判断为时尚早，但是志愿服务已经面临“行政化”与“自主性”两难取向的协调问题。
事实上，对于“行政”、“自主”的争论，体现了对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同看法。随着我国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的发展，志愿服务也承担了这一部分社会资源的分配功能。
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社区志愿服务的模式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只能在借鉴的基础上，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应该说，作为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志愿服务的推进与发展也不可能脱离中国国情。
转型期中政府的角色
与整个社会大势一样，如何在这样一个转型期更好地处理自己的角色是政府面对的主要问题。应该说，政府在今天仍需要把精力集中在建立各种制度和秩序上。
目前在实践中，社区志愿服务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区志愿者数量少，成员相对单一。比如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我国香港等地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与总人口的比例在56%~20%之间。而中国志愿者人口不到1亿人，不到总人口的10%。在社区志愿者中，退休的老年人和青少年为主，中青年人较少。
其次是社区志愿者技能水平低、志愿服务项目领域狭窄等问题。第三就是管理体制不健全，多头管理等问题突出。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有二：其一是激励机制，二是保障机制。
应该说，无论建立何种机制，志愿服务的制度特征都应该是：使志愿服务在推进安排、组织实施、后续评估等方面有章可循。这些规章所体现出的管理和控制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推进志愿服务，而不是出于利益控制。
这种规章与志愿服务的“自发性”是高度吻合的，本身甚至也体现出“自发性”的特点。它不会使志愿者感受到外在压力，而是高度趋同性的制度安排。
应该说，建立有效、符合实际的志愿服务制度必须具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效益、效率和可持续性，同时又必须符合人性化、人文关怀的要求。既使其在一定轨道内运行，又要高度尊重志愿者的个体意愿。
例如在激励机制上，志愿服务本是一种利他、自愿的活动，不需要任何立即回报。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志愿者不该有任何回报。这种回报主要不是直接的物质回报，而是以综合性、间接性和长期性的多种形式体现出来。
一直以来，我们都用精神鼓励的方式提供回报。但实践证明，非精神鼓励不仅可以为志愿者提供动力，也符合志愿服务精神。比如通过评价志愿服务活动，使志愿者得到某种技能培训，反过来促进志愿服务。
对志愿者的奖励不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而是体现社会对志愿服务行为的肯定和鼓励。这些方式可以通过规定和社区约定等方式长久确定下来。这些维持志愿服务整体良性运行的制度和机制，就是政府在这项事业中最为重要的任务，而其根本也是弥补国家职能的缺憾和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