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薪、高工作强度、高流失速度这个一低、两高的工作特性一直是公益从业者默认的事实。似乎在这个充满爱心、善情的领域里，所有人都只有奉献、没有回报。
但就是这份被“误读”的执着热情却无法留住那些愿意奉献公益的人才。自身无法得到保障，让很多人对公益望而却步，因为那会让本来向他人奉献的帮扶者最终沦为被助人。
“在未来二十年，将有无数的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公益组织不断成熟。但是谁来服务和领导它们？我们需要公益领域的专业的人才，而不是仅仅充满了激情和爱心的朋友。”
11月6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第一届京师公益论坛上，李连杰面对众多公益领域的专家学者发出了诚恳的邀请，希望大家能共同为公益教育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出谋划策。
江凡最近就有点烦。他因为不知道，自己还能在工作岗位上坚持多久。
上学的时候江凡就对公益领域感兴趣，在学校里报名参加了各种支教、环保社团。大学一毕业他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北京一家NGO工作，月薪2000元。这遭到了在老家的父母强烈反对，认为在NGO干收入微薄，没有前途，下了死命令要他换工作。
无奈之下，江凡只好自己制作了一份劳动合同，声称自己在一个报社做记者，然后把这份PS的劳动合同寄回家。虽然暂时稳定了后方，但是微薄的收入还是让他在北京城感到了沉重的生存压力，对于自己未来如何发展，江凡开始觉得迷茫。
“我不算特例，我一哥们儿自己办了个机构，没有钱，还得周六周天去新东方教英语回来给员工发工资。”江凡不愿意记者把自己写进新闻稿，他说NGO草根圈儿里像他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
事实如此，在中国公益领域尚在起步阶段的大背景下，许多年轻人怀揣着满腔热情投入到公益事业中来，而他们的成长却面临许多问题：较低的收入保障、得不到亲友和社会的认同、能力亟待提升却缺乏导师、个人的成长也特别需要得到外界的知晓等等。
在京师公益论坛上，邓国胜分享了他的一个粗略调查结果：他几年来带的几十个学生，只有六个进入了公益机构工作。“我去问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到公益组织，他们都说，待遇太低了，低的根本没有办法养家糊口，没有办法体面生活。”
日益发展的公益事业同欠缺的公益人才培养机制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5个月前，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宣告成立，作为我国第一所公益研究院，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公益人才匮乏的问题。
而与在高校的系统学习不同，另一批深入公益领域第一线的有识之士正在各自的机构以培训或资金扶持等模式进行着另外一种公益人才培养的尝试。
被改变的生命轨迹
在公益领域，香港社区伙伴（简称“PCD”）的“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知晓度并不高。但是对于今年21岁的杨文娟来说，这个项目却改变了她的命运轨迹。
杨文娟是广西民族大学社工专业一名大四的学生，父母都是广西富州的农民，以种田为生，家庭条件并不富裕。杨文娟的哥哥在深圳打工，还有一个弟弟今年参加高考。利用课余时间，她在餐厅做过服务员，也在玩具厂做过几个月的暑期工。
了解到社工专业的就业前景并不理想，杨文娟跟记者说：“还是不打算考研了，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她想早点参加工作，早点挣钱。
在同学眼中，杨文娟是个善良、能干的姑娘。她担任过班级副班长、团支书，只要一有空闲就会去福利院和社区做志愿者。今年6月份，一则“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实习生招募消息改变了她的生活。
“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是由香港社区伙伴（PCD）联合其他NGO组织共同发起的，旨在建立一个支持青年人成长的平台，通过支持对某些社会议题（如农村发展、乡村教育等）感兴趣的青年人到不同的民间非营利组织进行为期一年的全职实习，提升青年人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和行动能力，拓宽社会视野，从而找到自身在社会发展中的定位，同时形成非营利组织联合培养人才的网络，探索建立非营利组织与高校联合培养青年人的平台。
截止到2010年6月，项目实习生的招募信息已经举办了4期，杨文娟看到的正是第五期的招募计划。2005年9月至2009年3月，香港社区伙伴（PCD）和NPO信息咨询中心共同设计、开展了三期“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名对农村社区发展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感兴趣的青年实习生先后深入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二十余家接待机构进行了为期一年左右的实习。
2009年6月，第四期“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由PCD和广西大学农学院、安典公益文化交流中心联合在广西开展。同年10月，13名对农村发展或乡村教育感兴趣的实习生陆续进入13家位于广西的接待机构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实习。
第五期“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的主办方与第四期相同，实习生招募计划的名额为15名。实习生在广西地区从事农村发展或农村教育服务，实习期为一年。
之所以被这则招募信息吸引，因为从事公益事业一直是杨文娟的理想，现在令她开心的是，除了获得实习的机会，主办方还会为每名实习生提供每月提供900元的生活补助，在实习期内还享有意外和医疗保险。
今年9月初，杨文娟立刻递交.了申请，经历了审核、面试、与上期实习生沟通等一系列的工作之后，10月份她被通知录用，从11月起开始正式实习。
麻风病群体一直是杨文娟关注的群体，之前她多次到麻风村探望病人。今年7月到8月期间，杨文娟的毕业实习也是在汉达康福协会进行的，亲自到北海麻风康复村进行了基线调查。杨文娟实习的单位正是选择了汉达康福协会，它是国内最早一家专门服务于麻风康复者，致力于提高麻风康复者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消除麻风歧视的NGO组织。
其实，杨文娟的工作量将会很大，而且比较繁杂，包括给麻风病人进行心理疏导、策划活动、人员协调、撰写捐赠报告等等。她很期待即将开始的实习工作，虽然实习进行到一半时她已经毕业，但她还会坚持下来，因为扶住弱势群体一直是她想做的，机会难得还是要“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并不孤单的尝试
在公益人才培养的道路上，PCD的尝试并不孤单，随着南都基金会“银杏伙伴成长计划”的推出，也许有更多个杨文娟的生命轨迹行将改变。
2010年9月，南都公益基金会启动的“银杏伙伴成长计划”，这是国内第一个专门以支持公益人才个人成长为目的资助项目。该项目旨在帮助公益人才提升能力、扩展网络、搭建传播平台，以加速其成长。
一直以来，以资助型见长的基金会都是以项目资助为主，很多基金会都将主要精力、财力放在考察所资助项目的可行性和该机构的执行能力上，项目资助机构更侧重于项目执行团队的整体水平和项目预算是否合理。
“其实，执行资助项目的NGO工作人员，因为都把时间放在做项目上，而最终忽略了人才的培养成长。这些机构每天都忙着做项目，没有什么积累，人做着做着就没有积极性，最终就会造成人才的流失。”南都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洲鸿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单纯资助NGO项目存在很多局限性，所以从2008年开始南都基金会开始考虑资助机构里的人，而资助资金不与项目挂钩。
自然之友的总干事刘波无疑是南都基金会2008年“试点”的幸运儿。当时自然之友想招聘一个各方面能力都比较强的人来担任基金会的总干事，但是却支付不起对应的高薪酬。在当时的情况下，NGO想招聘一个好一点的员工，月工资一万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总干事的工资与项目执行预算相挂钩的话，工资太高了投资方不愿意，而工资低的话又招揽不来好的人才。
当自然之友陷入两难窘境时，南都基金会得知了这个情况后，在2008年、2009年连续两年对刘波进行了资助。由资助项目到资助个人成为南都基金会之后发起“银杏伙伴成长计划”的项目初衷。
“银杏伙伴成长计划”旨在支持公益领域的年轻人更好地成长，其中既包括独立创业的NGO领导人、有潜力成为较成熟NGO机构领导人的中层人员，也包括知识界和传媒界的工作者等。全国各地20-40岁有2年以上公益实践并准备继续投身公益事业的青年人，不限专业领域、学历、身体状况等都可以成为“银杏伙伴”。
但是刘洲鸿也强调，“银杏伙伴成长计划”主要针对的还是公益创业的年青人，而不是针对一些公益组织的中层人士和普通的员工。“他们需要很有公益理想，正在从事的公益事业刚刚起步没有获得太多的支持。因为我们还是更倾向于培养未来公益领域的领导人，可能对他们的支持将来对公益领域的影响更大一些，而不是针对普通的员工。”刘洲鸿说。
申请人数尚不多
与“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相比，“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对公益人才的资助力度更大。在资金保障上，“银杏伙伴成长计划”给予资助人基本生活保障，每年资助10万元，连续资助3年。
据刘洲鸿介绍，如此大额度的资金保障目的就在于引导他们制定和实施3年的个人事业发展计划、利用南都公益基金会的资金优势搭建人才成长支持体系，使他们在3年内迅速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和领导力，5-10年内成为其领域骨干或引领性人物，共同促进公益机构和专业领域的发展，推动社会良性变革，构筑良性的公益文化。
记者了解到，在银杏伙伴成长计划项目的不同时期（申请期、考察期、评审期、支持期），根据候选人的成长需求设计了支持方案。不仅有开阔眼界的海外考察，还有资源交流会、政策法规培训等紧密结合实际需求的集体活动等，为伙伴搭建立体的工作和精神支持网络。项目还特别鼓励伙伴之间互助，鼓励银杏伙伴成为“伙伴的导师”，将设立“伙伴贡献奖”，表彰为项目和行业做贡献的伙伴。
不同于通常的项目资助申请流程，银杏伙伴成长计划采取的是推荐人制度，而非由申请人自行向南都公益基金会申请。
推荐人提名候选人时需提交个人基本信息和推荐书，项目官员进行背景调查后邀请被提名人申请参加，之后由项目官员对被提名人进行考察，向评委会提交候选人名单，之后经专家评审确定最终的伙伴人选。根据南都公益基金会发布的“银杏伙伴成长计划”项目说明，对推荐人也设了一定的门槛，“推荐人应为资深的NGO、学术、商业、媒体等民间人士，并对被提名人的道德、品质、能力和潜力有直接和较深入的了解。”
刘洲鸿进一步解释说，推荐人制度的推荐人并不是固定的，原则上是比较开放的。
“要求一般需要推荐人有十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也并不一定非要是公益领域的，媒体从业者、学者都可以，有一个推荐人就可以。一些比较有声望的人会比较重视自己的名誉，不会随随便便的推荐谁。据我所知，一个业内人士有人找他推荐，他把很多人都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这些人都不符合条件。”
虽然收入保障丰厚，但是截止到10月底，申请“银杏伙伴成长计划”的人数却并不多。刘洲鸿告诉记者，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的申请人数仅仅有四五十人。
“目前申请的人数并不多，有可能很多人想申请，但又觉得自己条件不够就放弃了；也有可能是想来申请，又觉得程序复杂，就没有来。”刘洲鸿说。
无独有偶，杨文娟参加的PCD“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也是这种情况，申请的人并不是很多。以杨文娟所在的班级为例，班上有45个人，只有杨文娟2人申请。据杨文娟了解，很多同学怕耽误了考研或找工作，也有一些同学觉得补助的钱比较少，实习的时间太长。
项目“成长”过程的烦恼
目前，“银杏伙伴成长计划”正处于候选人的调研和甄选阶段，11月底调研结果会全部上交到评定委员会，由评委会成员对候选人进行面试，最终资助名单预计在12月份揭晓。
今年是“银杏伙伴成长计划”试点，南都基金会的调研范围仅限于北京四川和云南，主要从这三个地方选拨银杏伙伴，目前北京四川云南这三个地方的侯选人考察已经完成。
对于考察为何没有扩展到全国范围，南都基金会主要是实际操作的考虑。“大规模的推广和运作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考虑清楚，九月十五号‘银杏伙伴成长计划’才正式发布，如果年末公布出来的话，时间很紧张；面向全国范围开展，基金会会面临工作量加大，成本提高等诸多因素，所以就先选在这三个地方试点。因为云南是NGO比较发达的地方，而四川512之后催生了很多的民间组织，南都基金会在北京，所以就主要做这三个地方。”刘洲鸿说告诉记者。
在候选人考察上，“银杏伙伴成长计划”非常注重对候选人公益理想的考察。比如一个在云南做环保NGO的候选人从小时候就已经开始关注环保了。别的同学都吃青蛙之类的动物，但是他家就从来不吃。后来，绿色和平抵制日本的捕鲸船事件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在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环境这方面的专业。大学毕业以后，他先是到政府部门的环境测评部门工作，赚钱很多，但是后来还是自己跳出来做NGO了。他做公益非常辛苦，最开始都是自己往里投钱。一直支撑他的就是做公益的信念。
用刘洲鸿的话来说，目前“银杏伙伴成长计划”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成长中的烦恼也是必须要面对的。一方面是怎么样全面的客观的评价一个人，第二方面就是一旦银杏选出来之后，基金会如何进行配套的后期的服务和支持。
对候选人的考察，南都基金会经常给推荐人打电话，如果一些推荐信表达并不是十分清楚的话还会进一步核实。
“我们确实遇到过一些挫折，比如一些人我们感觉还不错，就会找他聊，考察他各方面的能力，工作的能力以及发展的潜力都很好，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要资助的人。但是没想到过一段时间有很多他曾经的合作伙伴和咨助者打电话告诉我们，说这个人不行。然后还有另外一些他的合作伙伴，我们的考察过程中就会支支吾吾，虽然不说，但是你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对我们的候选人非常不满意。最后我们就觉得有争议的人，得先放一放。”
“钱很简单，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受助人想要一个导师来帮助他，他之前不认识，那么我们是否需要帮他寻找这样一个人；还有比如他是做环保机构的，我们能不能找一些比较成熟的这样的机构让他去学习，这都是后期配套的问题。”
还有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和国家部委的奖励或表彰不同，“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对受助人的资助不能免除个人所得税。南都基金会希望未来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面临的最差的结果就是仍然需要扣除个人所得税。
“‘银杏伙伴成长计划’项目本身不存在太大的风险，我们倒不是担心这些人不成材，最担心的是怕他们出现一些问题，影响银杏伙伴的声誉。今年我们的计划是资助十到十五个人，但是可能不会有这么多，宁缺勿滥，希望今年年底的时候就能把钱发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