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为了生存而从事一份工作，相比于物质，我更追求心灵的满足。”北京一所重点高校本科毕业的黄珊，目前是一所本土NGO(非政府组织)未来中国助学联盟的项目主管。尽管收入比起企业来说，差了好大一截，但她仍然选择了这一行。这份能帮助别人的工作，给了她所需要的满足感。
第三部门：才露尖尖角
像黄珊这样选择的大学毕业生，并不在少数。今年2月底，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联合公域力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1)》(下称《观察报告》)称，近年来，除政府、企业以外的第三部门吸纳社会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并且从业者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和中产阶层，因为第三部门的理念最符合他们的诉求。2009年底，在上海市登记的9000多家社会组织中，有9万多人具有高等教育背景，占社会组织总就业人数的68%。
富人慈善也渐渐显露苗头。2004年以前，企业及企业家成立自己的基金会属于灰色地带，2004年6月《基金会管理条例》实施后，企业(家)基金会走出禁区，富裕起来的个人和组织有了参与公益的渠道。该条例还通过具体规定鼓励企业(家)等成立基金会，比如，放低了包括企业(家)基金会在内的非公募基金的成立标准，规定其原始基金只需不低于200万元，而公募基金的门槛则是800万元。
这些基金会的力量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得到了展现。彼时，南都公益基金会联络多家民间组织，发起“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并且紧急安排1000万元专款资助草根组织参与抗震救灾。还有诸如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等，均自主自发地投入到救灾中去。
这些并不意味着由NGO、NPO(非营利组织)等组成的第三部门在中国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观察报告》称，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第三部门的组织数量相对较小。以每万人民间组织数量统计，中国只有2.1个，而法国有110个，日本97个，美国52个，阿根廷25个，新加坡4.5个，巴西13个。
此外，在吸纳就业、固定资产和收入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难以计算。报告披露的数据显示，2008年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第三部门组织平均吸纳就业人员11.5人，每个组织固定资产19.5万元，平均收入为44.6万元。而世界上22个主要国家的非营利部门在1995年就已经是一个价值1.1万亿美元的庞大产业，拥有近1900万全日制员工，占所有非农就业的5%、服务行业就业的10%。如果把这些国家的非营利部门当作一个经济体的话，那么它的规模超过了巴西、俄罗斯、加拿大等国。
相对于发达国家第三部门组织分布领域的广泛，中国第三部门则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社会服务领域。《观察报告》显示，以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第三部门组织为例，2008年，科技与研究、教育、法律、卫生、社会服务、文化、体育等占所有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数量的86.2%。而涉及宗教、生态环境、国际及涉外领域的组织数量则较少，只占3%。
草根组织受限发育不良
差距背后，原因何在？上述报告称，除了起步较晚以外，政府对待第三部门“重限制、轻发展”，开放空间有限，给予的资源也很少。政府在所有重要的领域成立官办的第三部门组织，以抑制民间同类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第三部门发育不良的主要原因。
而在所有第三部门组织中，被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评为“最根本力量”的草根NGO，所受到的限制与阻碍却很多。
去年底中国社科院《慈善蓝皮书》发布会上，徐永光分析说，除了政府和企业以外，中国慈善的第三大推动力来自草根的力量，实际上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力量。它的主体是包括草根组织在内的公益服务机构。“美国的捐款来自于基金会企业的只占18%，来自个人的捐款达到了82%。个人的捐款大部分都直接捐给在社区和基层服务的公益服务机构，实际上他们是民间慈善的终端。”徐永光说，在中国，这个力量过去20年非常弱小，现在才刚刚起来。
刚刚起步的草根力量，注册登记仍有困难。目前，中国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实行双重管理体制。也即除了民政部门以外，还须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业务主管单位可以是政府部门，也可是政府部门认定的团体组织。只有经过业务主管部门的确认，才能够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有不少草根组织，都因为找不到业务主管部门而无法登记。《观察报告》称，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只是整个第三部门的冰山一角，还有大量未注册组织，它们的数量可能远远超过注册组织的数量。
“在香港，一切都是由法律规定好的，你只需要按照它的规定去做准备材料。”中华三农慈善基金会秘书长闫迎春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如果你交上去的材料哪里不行，他们会来函让你做出解释，你照办就行。”走过了一整套程序后，中华三农慈善基金会在香港注册成功。而此前，他们曾试图在内地注册，却没能审批下来。但由于需在内地做慈善项目，他们还得在内地工商部门注册为企业，并缴纳相应的税收。
社会组织期盼主宰命运
《观察报告》称，受制于政府政策限制及资源缺乏，中国的第三部门仍处于“依附式发展”地位，整体上还非常弱小，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缺乏自主性，其命运掌握在环境力量手中，尚不具备主宰自己未来的能力。
“第三部门中很多成员越来越变成外部势力的买办，变成给政府、企业跑龙套的，变成顺着海外组织指挥棒整天瞎跑的组织。”《观察报告》主编、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说，“因此，如何增强第三部门的自主性？第三部门如何确定自己的价值、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目标？如何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在自己价值和目标指引下去行动，去服务于社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赋予了第三部门组织更重要的社会意义。“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第三部门对转型的积极和平稳负有重要的责任。”他在《观察报告》发布会上说，它既可以做公益，也可能会超出这个范围干别的事，因此如何发展好第三部门对于社会平稳和谐转型至关重要。
“这些所谓的社会组织，它们的成立、运作、做决策的方式，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中国社会在民主进程中很大的进步。”北大中国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高丙中曾在2010中欧社会论坛上说，假如一个国家，在社会领域里面人们都不能以平等、民主和协商的方式相互对待的话，它是不可能有政治民主的。在社会组织活跃的大环境里，习惯这种组织生活的人会得到一种现代文明的陶冶、训练，有利于我们建设更好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