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院无疑是人类用以诠释“人性”的一大发明。
但福利院虽然可以保证孩子的温饱，还是有许多无法给予的东西。集中抚养很难面面俱到。缺少交流，缺少关爱，导致一些孩子三四岁还不会说话，六七岁不会走路，给孩子找个家，享受家庭一般的生长空间，一直是重点。
在中国，家庭寄养模式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1949年后，山西大同乳娘村的寄养模式便逐渐形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同模式”的乳娘村数量不断缩减。据大同市社会福利院统计，全市乳娘村数量已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8个锐减至上世纪90年代初的5个，而时至今日，庞大的“乳娘村”队伍只剩下了散岔村这孤零零的一个。
而各地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找各自更好的方式，给孤残儿童一个温暖的家。
“大同模式”兴衰
从1950年代起，大同市福利院便开始将孤残儿童寄养在村子中的普通人家里。那时，人们还普遍处于温饱状况，一点小米就会福利院的孩子们换来了乳娘们甘甜的乳汁。
但到了1986年至1997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寄养在家庭中的孤残儿童在生活及亲情方面能得到基本的保障，但在医疗、教育方面，政府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处于严重的超负荷状态。大同市社会福利院于是寻求媒体的帮助。一番运作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社会保障报》等 40 多家新闻媒体和一大批作家，先后来到这里，一时间报道云集，一部以乳娘村为素材的电影和小说《孤儿泪》也同步上市。
如此密集的宣传之下，大同模式迎来了“最光荣梦幻”的时期，募集了大量财物，几年里，数百名党孩儿做了康复手术，其中包括53名唇腭裂孩子。
但在社会的发展、人均收入的提高、物价消费指数上升等综合因素下，原先承担寄养任务的家庭，代养的压力增大，经济刺激的动力也在减弱，于是纷纷退出，继而是整个村庄退出，这让大同模式的现实困境日益凸显。
其实，家庭寄养在英国也很盛行，目前主要有3种机构进行寄养服务提供：地方政府提供寄养服务的机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寄养服务机构和志愿组织提供的寄养服务。政府在寄养服务中，既制定政策、提供资金，又直接提供部分寄养服务。由于英国有体系完整的社会工作体制，因此，在寄养服务中，社会工作人员是提供服务的基础。每户寄养家庭都能得到两名专业社会工作人员的支持，其中1名是专门针对儿童的社工，另一名则是针对家庭提供支持的社工。
而在香港，政府在儿童照料中只是负责提供资金、制定政策和服务标准、进行统筹和考核评估，具体的服务则是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的。1972年，非政府服务机构首次在香港开展家庭寄养服务，1982年，该照料模式正式被政府纳入工作范围。
与此相比，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太弱小。
“大同模式”的困境并非个案。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出现类似的问题。早年，孤儿寄养大多选择贫困的农村或者城市低保户作为寄养家庭，一来是考虑到这些家庭的经济收入低下，人员就业率低，将资助金让他们支配，相当于帮他们“打一份工，既对这些家庭起到一定的扶持，又替社会解了燃眉之急，一举两得”。一位福利院负责人曾对媒体说。
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前进，相对有限的资助金对于寄养家庭的吸引力已经不足，而培养孩子所需的其他支出也成为寄养家庭的另一负担。
新的尝试
如今，中国的一些城市也在尝试新的方式，让“党孩们”感受家的温暖。
比如安徽广德、黑龙江巴彦和河北保定等地，开始尝试“类家庭”模式，采取“大院变小院”的方式，在机构内建立若干个“模拟家庭”，招聘社区里的成年女性到福利院的家庭里当妈妈，带领三四个孩子一道生活。
“这种已推出了近一年的新型助孤模式，是在国内无经验可寻的情况下试着开展起来的。”保定市儿童福利院办公室主任李翠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最近几年，保定市福利院越来越发现，寻找合适的寄养家庭很困难，无奈之下，决定在福利院内建设“小家”，筑巢引凤，吸引年轻的父母参与。
按照保定市儿童福利院的规定，“类家庭”夫妻双方需有养育孩子的经验，而且能长期(一年以上)入住；女方的年龄在30至55岁之间，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类家庭”家长与养育儿童之间不存在收养关系；入住“类家庭”楼后可带一个亲生孩子跟随入住。白天“爸爸”可外出工作，“妈妈”则在家中照顾孩子。
起初，他们通过媒体公开招募，计划招募12名爱心父母，小规模试点。但最终只有20名夫妻前来报名，可选择面很窄，经过筛选，大多也并不合格。
“类家庭”启动一年以来，爱心妈妈的工资已从750元涨到了1000元，有两户“类家庭”因种种原因中途退出，目前有4户“类家庭”处于正常运转，尚有8户待开展。
无论是保定还是广德、巴彦，这些福利院在探索新的寄养方式时，最大的问题还是经费。
保定市儿童福利院院长李红旗算了一笔账：以一户家庭一年为单位计算，仅仅爱心妈妈的工资就是1万多元，再加上四五个孩子的伙食费、奶粉等生活费，一年下来，养育4个孤儿的“类家庭”的花费要比传统的集中抚养高很多，目前的财政拨款和转移支付都有些力不从心，而社会捐赠的大气候也还没有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