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无数具有相同名字的独立组织搞成一个业务系统，形成表面隶属实质无关的系统，很像庞统给曹操献的连环计，风险极大。让一个总部的组织来为跟他们没有任何隶属关系的组织的行为负责，在法律上没有依据，也不公平。
中国扶贫基金会从成立之初，取消了自己的行政级别，与各省扶贫基金会解除了“上下级”关系，到接下曹德旺2亿元“最苛刻捐款”项目，再到不计成本的将透明进行到底……“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鲜明写照。近期，尽管公益负面事件频出，但扶贫基金会又于9月15日推出了“贫困地区孩子营养加餐项目扶贫月捐行动”，“该做的事就要做，这是我们的责任。”何道峰说。
公益组织对社会问责应欢迎
记者：您认为公益组织应该如何面对近期的公益界风波？
何道峰：我认为第一是对社会的问责持欢迎态度，对有些网民因不理解的抱怨持宽容的态度，今年的这些事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大，但同时其造成的正面影响也许要几年后才能看到，现在难过点没关系，浮云过去，阳光在前，但是不能停止不做，我们还是要坚持做事。第二要坚守，扶贫为什么能站到今天，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透明。第三是不断创新，只有创新才能找到节奏和跟上时代的步伐。第四是担当，我们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使遭遇不理解，我们也要做下去。
记者：具体需要怎么做？何道峰：从公益组织而言，如何应对危机，吸取什么教训，要做哪些改进，从体制到内部管理等都需反省。就政府而言，要对大的体制问题下决心改进，“被捐款”就是国家搞的大体制，应该反思体制有什么可改进的。第二个层次是机构治理结构，没有这个体制问题的机构未见得就好了。机构有发起人制度吗？有理事会制度吗？理事会对执行长有很好的制约吗？第三，即使有好的治理结构，还要有好的管理技巧。第四，淘汰机制，做不好的人和机构要淘汰掉。
透明是慈善组织的存在方式
记者：9月15日，扶贫基金会启动了“月捐”行动，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
何道峰：我们做这个就要担负责任，我们的战略是公众、草根、国际。公众就是捐款要走向公民大众，只有大众的参与，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其次，随着公众定向捐款的增加，我们试图让更多的草根组织去做事，培育行业里的草根执行力；再有，中国不仅应当对自己的国民担当道义责任，对世界人民的苦难也负有义务和责任，这些决定了我们要按自己的战略做事。
记者：近期公益界风波不断，扶贫会否改变战略？
何道峰：这些战略都是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的，不会因为舆论压力而有任何调整。我们把一个公益组织的公信力看成是公益组织发展的命门，透明度是保证公信力最根本的基石，如果不能坚持透明，就没有公信力，这一点我们从未改变。
记者：透明的成本很高。何道峰：这个是必要且必须花的成本。几年前，我们就联合青基会和爱德基金会发起了全国公益组织第一个自律联盟，随后又一起推动了基金会中心网的建设，这是个很重要的平台，凡是中国注册的基金会的基本信息全部披露到网上，信息不全的基金会，就开天窗，捐赠人上去一看就明白了，连财务信息都没有，显然透明度不够。10年来，我们坚持通过披露自己的真实信息来说话。
何道峰：我们一直强调公益组织的平台效应，不要把基金会变成谁的组织，这是个社会平台，我们不提倡强制性让捐赠人和受助人见面，更不提倡让受助人对捐助人歌功颂德，捐钱不代表你比他高一头，人是平等的，保护受助者自尊心，激发受助人的自强心，这是现代公益最核心的价值观。
何道峰：在三届四次理事会上，我们宣布取消行政级别并解除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各省扶贫基金会的行政和业务的“上下级”关系，我们与各省扶贫基金会的关系变成兄弟关系，这是现代公益的法律人格基础。把无数具有相同名字的独立组织搞成一个业务系统，形成表面隶属实质无关的系统，很像庞统给曹操献的连环计，风险极大。让一个总部的组织来为跟他们没有任何隶属关系的组织的行为负责，在法律上没有依据，也不公平。
记者：扶贫给人的印象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比如曹德旺的2亿项目。
何道峰：每个机构和人都要干些挑战的事，接这个项目很有意义，一是旱灾确实很需要，二是这个项目可以启动企业对捐赠的社会问责，提升基金会公信力。
记者：以后还会不会接这样低管理费的项目？
何道峰：算不过账就不接了。
记者：会不会去做投资来实现基金会的保值增值？
何道峰：这个问题我们要持比较保守的观点去看，因为我们这样的组织不能担负很大的经营风险。即使经营也只能做保守的经营，比如存在银行、信托借款、封闭式基金等，绝对不能做纯粹的不可控的长期商业投资，中国没有这种免责机制。
走进非洲是基金会战略选择
记者：您如何看待基金会走向海外？
何道峰：从公益理念说，人类的苦难是跨越民族、地域和国别的，公益的信条就是要遵循人类善心的指引，哪里需要善我们就出现在哪里，比如10年前在中国，看到一张极度贫困的孩子照片，公众就会捐款，但是现在的中国已经很难找出这样的照片了，20年以后呢？就更难找出那种苦难了，捐款需要找到人心里的感动，现在的非洲很让人感动。此外，在世界舞台上，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做公益的形象，是为世界所唾弃的。
记者：目前，中国做得如何？
何道峰：现在中国对外投资超过几千亿美金，公司在当地需要回馈社区。有些中国企业在外国捐建桥梁医院等设施，钱花了不少，但老百姓看不见，不专业，后续管理也跟不上，人家以为你就是赚钱的臭商人。因此，中国的企业到哪里，中国的公益组织就应该跟到哪里，坚持国际化。即使现在有人攻击我们骂我们，但是这条路必须有人走。
记者：基金会选择企业合作伙伴，是否有标准？
何道峰：企业最好在非洲有项目，如果在当地没有项目，动员捐款难度很大，我们做项目也要有助于企业发展，是良性回馈，不完全为非洲当地的国家，也是为中国的企业在那里做好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形象。
记者：假如我是一家企业愿意捐助苏丹医院，有什么具体标准吗？
何道峰：第一有意愿捐助，第二按照基金会所设定的方法来执行，不干涉基金会的运行，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捐助是没门槛的。比如捐款后，苏丹项目的所有事情由基金会负责，如果你捐了钱，要求项目交给你办，这个我们不能干，因为责任是我们的。
■人物简介
何道峰：云南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历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市场流通组副组长、副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研究员；1995年至今任华夏西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昆百大董事长。
1999年以来，以志愿者身份出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法定代表人，现为执行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