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梦索，香港大埔足球队队员，李卓玲，湖南师范大学艺术系应届毕业生，2010年6月12日，这对恋人在四川支教结束后去西藏时遭遇车祸，双双殉难
赵小亭，武汉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大二女生，2010年暑假到贵州省贵定县支教，7月21日被飞落的山石砸中头部，抢救无效去世，时年20岁
黄庆武，湖北宜昌人，中国首批注册青年志愿者之一，2008年6月为汶川地震灾区义务送书途中遭遇意外，导致右腿胫腓骨严重骨折，留下终生残疾
支教志愿者身患肝炎黯然归来，治疗费用无处筹措。生命财产风险广泛存在于大部分官方或民间自发组织的志愿行动中，而两者的事后应急与补救能力实为霄壤。
如何保证中国志愿者的热情不被风险浇灭，是社会无法回避的难言之隐。
南都记者 冯翔 发自北京、辽宁、甘肃
支教者患肝炎
他家住在一栋典型的苏式筒子楼里，虽然逼仄阴暗，但有一圈环绕窗户的宽大阳台，常有鸟儿落下歇脚。
一只麻雀落在阳台上，歪着脑袋看了看他，又蹦蹦跳跳着飞走了。除了父母，鸟儿几乎是他近几个月来唯一接触的“朋友”。
25年的人生至今，辽宁青年小宇(化名)始终有一个梦想。
自幼，他就认同三尺讲台上的风度与尊严，幻想有一天能够为人师表。可惜，最后只成了一个邮递员。工作之余，他曾特地跑到300公里外的辽宁师范大学去，找了一间教室，伪装自己在上自习。
2010年8月，他的梦终于成真，报名参加了北京某N G O为期一年的支教计划，被派到甘肃某县一个偏远贫困的山村，做了一名教师。
但这一切又戛然醒于今年3月11日。那一天，经过血液检验，他知道自己成了一个乙肝患者。
谷草转氨酶72.6，超过正常值上限一倍；谷丙转氨酶144 .2，超标两倍；总胆红素56.5，超标两倍；直接胆红素20 .3，超标两倍；间接胆红素36.2，超标两倍……
总共11项检验结果，8项都附有触目惊心的向上箭头。在最下方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一项，有一个大大的红框“阳性”。
在甘肃省某县人民医院拿到这张血液化验单，小宇没有返回支教的学校，直接坐7个小时的大巴去了兰州，又连夜坐火车回家。据一位同去的支教志愿者回忆，当时小宇的表现是：“整个儿就垮了”。行李都是同伴们替他整理后，邮回去的。
小宇本人的解释是：我只想回家。
回家后，他又做了一次检测。结果进一步确诊了：H BV (乙型肝炎病毒)密度，正常人应当在5X 10的2次方以下，而他高达1.08X 10的7次方。“这表明病毒繁殖和自我复制的活跃。”“肝胆相照”论坛版主，天津市传染病医院预防门诊主任王震宇说。
这是一个肤色赉黑，但颇有几分帅气的高瘦男孩。得病后，他吃饭、洗衣都与家人分开，基本断绝了一切朋友来往，主动的。几个月来，他虽然感觉不到肝部有多少疼痛，但浑身无力始终如影随形。工作能力基本丧失了。
靠捐款治病
小宇去支教的县位于甘肃南部，是国家级贫困县。村子海拔有2000多米，空气稀薄，吃水困难。作为一个在平原长大的年轻人，他来没几天就昏倒了，真正地“倒在工作岗位上”。其实也没有多复杂，就是蹲着陪孩子玩了半天，冷不防站起身来，大脑缺氧而已。
在一份当地防疫中心做出的医学调查报告中，当地的卫生状况堪忧，村民们的饭食基本只有土豆面片，鸡蛋青菜都很少。他曾想用吃水果的方式补充维生素C，可只有县城才有水果卖，而从村子去一趟县城雇车要300元钱。
缺氧、缺乏维生素、擦桌子与肝炎的关系，医学上尚无定论。但当地乙肝病毒携带者和乙肝患者并不鲜见，今年3月份，志愿者们相约一起去体检。这次体检或许救了他。
3月11日，四个支教志愿者去县医院检查的路上，有人喃喃自语：兄弟们，我要是死在这里了，你们要帮我找块墓地啊。
体检结果却是出乎意料的。这名喃喃自语者的健康毫无问题，倒是另外三人的身体全部出现异常。一人携带上乙肝病毒，一人被病毒感染却自行痊愈。唯一结果不妙的，便是25岁的小宇。他由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转成了乙肝患者。
自幼，小宇就知道自己是由母亲遗传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但并未在意。他以为病毒会像母亲体内的同类一样，一生都不会激活。
当初他去支教时，父母并未反对。直到他带着病体回家至今，也没有责怪过他。但是，每当夜深人静时，他常听到他们在偷偷哭泣。父母住的房间，与他的房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纱帘。
“这孩子病得，你看……”他在零工市场做力工的父亲，抱歉地对记者笑笑。
这样贫困的家境，治疗费用自然要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从3月至今，小宇每月要花近2000元医疗费———这仅仅是注射抗病毒药、口服保肝药的起码费用。该N G O除了每月600元的补助照发，还给他每个月平均2000元。支教之前，他们给小宇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但没有给他做体检。
小宇听说，这笔钱并非基金会的公共支出，而是8个专职员工为他自发捐助的款子。“他们也要生活，也不可能一直捐钱给我。”他说，自己用这笔捐款治病，非常不安。N G O的员工薪酬非常低，主管级别的一个月只有3000元。
官方待遇
没人能说得清全中国有多少个山村孩子缺乏优秀的文化、体育、音乐等各方面教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需要。从政府和大学组织的支教行动，到民间草根N G O，再到完全的个人行为，参与西部教育事业的志愿者更无法计数。唯一相对清晰的数字是，中国在官方注册的各类志愿者已达到3000万人。
今天，小宇最感幸运的，是当时前往医院体检，否则，他将一直懵懂无知地熬下去，“我的命没丢在那边就不错了。”
或许他的确是幸运的。一年多以来，中国有据可查的志愿者遇难事件在10起以上。贵州，青海，广西，西藏；车祸、飞石、失足……殊途同归，他们倒在自己为之寄托精神理想的道路上。而身后待遇，则千差万别。政府、社会和他们保护自己的意识强弱，更不相同。
快到7月21日了，这个日子在贵州省贵定县的教育系统已成为一个心结。
常务副局长王平透露：眼下局里正在开会研究。研究的内容是：怎样接待武汉大学来县里支教的大学生？
武汉大学对贵定支教已经5年，唯独这一年不同以往———去年的7月21日，一位从武大来支教义务教师，电气工程学院大二的江苏籍女生赵小亭在去看风光的路上，被一块飞落的山石砸中头部，抢救无效，时年20周岁。其时，她报名参加的这段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刚开始10天。
赵小亭身后备极哀荣。由于是参加学校组织的支教活动，政府机器迅速运作，给予她应得的一切追认荣誉———团中央、全国学联、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中国杰出青年志愿者”，教育部“中国无私奉献优秀大学生”，湖北、江苏、贵州三省亦给予相应荣誉。赵小亭的骨灰被接回家乡江苏如皋，埋葬在市民公墓。
时隔一年，谈起死去的女儿，赵松高已经很平静。如皋政府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在一所学校做电工。
“如果是在我们家这边受伤，我女儿一定能抢救过来。”赵松高说，他在事发后赶去现场，刻骨铭心地明白了，为什么女儿受伤后足足用了4个小时才抬到最近的医疗机构———乡卫生所。也明白了女儿来这里，给山村孩子上安全课、英语课和合唱课的意义。
如皋的一名记者在探访赵小亭遇难地后写道：
“进入梅雨季节以来，干涸的山体经雨水侵蚀，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山坡植被严重受损，乱石滚落更是时有发生，实难规避……就是当地的非成年人若无向导引领也不敢进山。”(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赵松高说，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仍然支持女儿的选择。但“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
夫妻俩现在和赵小亭70多岁的奶奶一起生活，似乎并无经济窘迫。赵小亭的身后补偿，有贵定县政府的1万余元慰问金，武汉大学的16万元赔偿金和8.5万元的保险赔偿金。如皋政府还为赵小亭免去了几万元的墓地费。
“赵小亭的离世令人惋惜，最后的结果总算还是不错的。”
说这话的，是37岁的湖北宜昌人黄庆武。作为中国第一批注册青年志愿者之一，黄坚持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志愿服务已有十多年。在赵小亭遇难后第六天，他写了一首名叫《真心永不变》的歌送给她。当时，他本人也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因为做志愿行动遭受的一场飞来横祸。
2008年6月，黄庆武在为汶川地震灾区义务送书途中遭遇意外，导致右腿胫腓骨严重骨折造成终生残疾，从此与“健步如飞”无缘，妻子也在之后不久提出了离婚。
“志愿者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受伤造成损失，应不应该得到法律保障和社会救助，又能通过什么渠道和什么方式得到保障和救助？”作为一名法律专业毕业的志愿者，他希望中国能尽早出台关于志愿服务的立法，在鼓励志愿者精神、规范志愿者的行为的同时，也能给志愿者遭遇意外提供保障。
3年后的今天，黄庆武仍在利用业余时间做志愿者，但主要是策划活动和心理咨询，不再有多少亲力亲为的能力和精力。妻子前不久再次向当地法院提出离婚，目前这起因志愿服务受伤致残导致的离婚案正在等待最终判决结果。
“非组织”的缺失
黄庆武那句话，在某种程度上说出了真相。在一年多以来遇难的10余名志愿者中，赵小亭的确是有据可查的，身后哀荣最为完备的一位。
2011年6月4日，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大一女生王珺在参加N G O“家工作营志愿者协会”组织的活动，去广西天等县一麻风病康复村陪老人过端午节时，不幸失足摔伤身亡，生命同样定格在20岁的花季。
由于参加的不是官方组织活动，广西当地政府部门没有出面，王珺也未享受到赵小亭身后的诸多追认荣誉。
学校方面没有给予赔付，更为尴尬的是：她参加的“家工作营”没有为她上保险。
“家工作营志愿者协会”发起人是在中国已经做了十年志愿者的日本人原田燎太郎，曾被评为广州十大杰出志愿者之一。
“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漏洞。”他说，“家工作营志愿者协会”对参加为期较长项目的志愿者，是强制要求自己购买保险的，或是为他们代买一份10万元的保险。王珺参加的只是两三天的短期项目，就没有为她买。不料，横生意外。
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时，原田便参加了一个名为“友好国际工作营”的N G O，去菲律宾为当地农村修饮水池和做服务工作。他把这一套做法复制到了中国：志愿参与，自负旅费，自购保险……但他发现，在中国不能完全沿用国际N G O的做法。
譬如保险，许多志愿者本身并不在意，经常忘记购买，一旦出事，没有任何保障。最后不得不改为由他的机构统一代买。
“我6月5日晚上在南宁机场接到家长，那时候我已经觉悟，如果家长骂我，打我也全部接受。”原田回忆。但王珺的父母没有说一句让他痛苦的话，反而鼓励他们继续做下去。“我早就决心一辈子做这个工作，现在我重新觉悟了，做一辈子。”
接受南都记者电话采访时，王新友———王珺的父亲，池州市财政系统的一名公务员已经从“哭得站立不住”的状态恢复过来。王珺的骨灰迎回家乡安徽池州时，地方政府相对积极得多。市委副书记、副市长都去车站迎接，共青团池州市委送来慰问金5000元；区委、政府送来两万元，民政部门免去了公墓费。
王新友表示，他没有要“家工作营志愿者协会”给予赔偿，因为对方是一个纯粹公益性质的N G O，只能依靠募捐。但可以用王珺的名义，做一些纪念活动或公益行为。
这种纪念活动已有端倪。筹款数目现在达到了17000多元，最终目的是为一个麻风病康复村修建一口饮水池，再到王珺遇难的康复村修建一块纪念碑。
但原田一直没有想好，如何面对这个问题：王珺遇难的那个村庄只有7个老人生活，都是风烛残年的麻风病康复者。十年或二十年之后，当他们全部过世，村庄将彻底消亡，王珺的纪念碑何去何从？“你有什么好建议吗？我很为难。”他问。
至于那些纯粹出于个人行为的志愿者们，一旦出事，更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负责和补偿。
2010年6月12日，西藏林芝境内发生一起车祸，一对年轻情侣双双殉难。他们是香港大埔足球队队员毛梦索和湖南师范大学艺术系应届毕业生李卓玲，在四川支教结束去西藏时遭遇不幸。
支教的起因，是他们在豆瓣网上看到的一个帖子：《藏族的孤儿需要汉语老师》，说四川甘孜州高原上的一个喇嘛寺里有30多名孤儿，缺少合格的暑期汉语老师。
应征者颇众，毛、李二人便在其中。毛教体育课，李教文化课。在遭遇车祸的前一天，李卓玲通过手机在人人网上留下一句话：“走了川藏线才能深刻体会到什么叫生死一线”，一语成谶。
她在博客“墓穴里的蝴蝶”中，写有一句这样的话：“生命虽然短暂，但只要绚烂过就无悔这一生。”直到2011年6月，还有她的朋友在后面留言纪念。
这次间接引发惨祸的支教是一个纯粹的自发活动，没有一个哪怕最松散的组织为之负责。毛、李二人身后，没有获得任何部门的补偿与任何追认的称号。倒是有些网友上门去看望他们的家人。
“当时儿子只跟我说，跟队友去西藏拉练，我一点也不知道支教的事啊！不然一定会提醒他，去拉萨最好坐飞机，那边路太险。”毛梦索的父亲，长沙建筑工程公司的高级会计师毛炳陆说，香港大埔足球队给儿子生前上了保险，但只限于赛季。毛梦索出事时，正好是赛季结束期间。
他每天都会和妻子上“天堂纪念网”，那里有他们为儿子建的一个网页，放上了他从小到大的全部照片。儿子出事后，他并未找过那个支教的喇嘛寺“有什么意义呢？”
虽然两家将毛、李二人合葬，但相互之间联系很少，都怕伤心。前一段，当地一电视台拍摄了一部关于这对年轻情侣的片子，现在也没有播。
要不要立法
中国N G O发展至今数十年，有20余个省市颁布了各自的志愿服务条例、规定，但并无一部对志愿者保障的全国性法律，亦无对N G O行为、组织方式等方面的统一规定。中国为数众多的环保、教育、公民维权N G O都在各自为战。
即使是同一性质的组织，其具体组织细节也各不相同。譬如中国最大的民间支教组织之一“西部阳光”主动为志愿者买意外伤害保险，但不给他们做体检；负担他们往返的旅费，每月还给他们每人600元的补助。
而另一个规模类似的支教组织“我们的自由天空”与此不同。它在为志愿者购买保险的同时，要求他们提供一份三个月内的市级甲等医院体检报告。
在给志愿者签订的协议书上，双方也不尽相同。“西部阳光”的协议书是双方协议，“我们的自由天空”则是三方协议。当地教育局、志愿者分列甲方乙方，“我们的自由天空”作为丙方起协调、培训等作用。
“如发生乙方免责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时，甲方必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给予赔偿；如发生不可抗外力因素引起的人身伤害、疾病或财产损失，则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它的协议书规定。
这种选择的分化，对参与者的导向显著不同。前者多为年轻志愿者，后者的志愿者平均年龄则为30-40岁之间。
“年龄较轻的志愿者更有工作的冲劲，年龄段稍大的志愿者社会经验更为丰富，也更有保护自己的意识和能力。”“我们的自由天空”负责人土雪对南都记者表示：乙肝病毒携带者也是可以参加支教的，前提是必须遵从医嘱，看是否适合前往生活艰苦地区。
对这种分化，各个N G O之间都很坦然。
“我不认为需要有一部强制性的法律来规定N G O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样就失去志愿者的意义了。”“西部阳光”的秘书长梁晓燕说，年轻志愿者固然社会经验不多，但更有工作的热情和冲劲。“一旦志愿者发生意外，N G O是有很大责任的。这也是N G O的一种内在需求。”
梁晓燕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创始人之一，中国最早的N G O推动者之一。她建议：以个人身份行事的志愿者，主要自保途径是为自己买保险。而N G O有义务为他们提供培训、提醒和安全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起草小组成员莫于川则说，只有通过志愿服务的全国性立法，才能明确志愿服务的公益性和低成本性、非营利性，规范志愿服务的组织行为，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明确政府的主导地位和监管责任。
虽然不认同黄庆武、莫于川关于为志愿者保障立法的观点，但梁晓燕也赞同：民间应成立基金会，为那些没有任何保障的志愿者提供一份后盾支持。黄摔伤后，一个民间网站“中国好人网”为他捐资6000元。他如今已成为该网站在宜昌地区的负责人。
一直在关注志愿者安全保障的，还有另一个志愿者：曾在贵州义务支教两年，获评“感动中国人物”的华中农业大学学生徐本禹。今天，他已由一个体制外的大学生，转变为一个体制内的组织者，担任共青团湖北团省委学校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