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为什么只有红十字会能拿到政府财政拨款，而民间的基金会拿不到？
王振耀：国外红十字会一般也是民间组织，不仅是红十字会，很多民间组织一半以上的钱是政府拨款。我们因为不习惯，一个是我们的民间组织不太专业，咱们的社会还在转型，以前大家认为社会的需求就是吃饱肚子，不知道吃饱肚子以后其实有大量的社会问题，大量的服务问题，需要社会组织来做。过去NGO就是不能要政府拨款，其实政府可以拨款给NGO，草根NGO更应该向政府要拨款。
政府很多事情做不了，我去美国旧金山看，大量的日常服务是政府拨款，民间组织来花。有一个韩裔美国人，入了美国籍英文说不好，NGO就请人来照料他。这种事情政府不可能派个公务员去，只有委托民间组织。做完了评估一下，或者日常监测，看能不能继续拨款。我们对这套公益慈善非常陌生。该政府做的政府不做，让慈善组织去做，不该做的它又做。比如我们的农民工，啥是农民工？就是工人嘛，不给人家办户口，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这是社会问题。计划经济当时也不认为这是个人问题，认为是社会问题。结果现在变成了要慈善组织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南方周末：别的国家有没有公益慈善二级基金、专项基金必须挂靠在红十字会下面的制度安排？
王振耀：全世界都没有。因为人家基金会注册非常简单，像美国、欧洲的那些基金会有多小啊，一万美元，一万欧元，他们十万来个基金会，绝大部分都是一家一户，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想捐个十万八万，到税务局注册一个基金会就可以了，也不要什么主管单位。全世界的行善是非常方便的，你行善还给刁难啊？我们就设了个200万门槛，没有200万你找不到主管单位，要不你就给政府，要不你就像陈光标那样，直接发吧。这样的话，NGO很难成长的。
南方周末：中国红十字会还有公务员体系的编制，这在其他国家也如此吗？
王振耀：这也是历史原因了，原来是为了保证红会的人员稳定。假如说红会也跟草根民间组织一样，没有工资花，这不是很大的问题吗？所以就采取了中国式的办法。然后它又要想拓展业务，保持增值，就会去弄商业系统模式，这时大家就接受不了了。我们国家整体体制安排上，本来是和现代社会差距比较大，所以红会下一步的发展，要说发展的话，我觉得应该参照国际惯例做一些实质性调整。
从整个公益慈善来说，我觉得它的发展方向应该是逐渐让所有的民间组织，不按照你的背景、出身来确定你的待遇，而是按照你的服务质量、服务范围、功能定位来确定你的资金补贴。别的民间组织只要能为民间服务得好，就能得到政府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