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芙蓉区火星镇纬二路，挤满了居民楼和大排档。秋之将至的气息，飘进了一座树立着几座白楼的院落。布满绿荫的院子里，头发过早花白的黄竹林缓缓走来。
现年45岁的黄竹林，在疾控部门已工作20年，在2003年“非典”后，被调任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性病艾滋病科任科长。争议频出的传染病防治领域，也将他频繁地推向社区和公众视野。
这位曾在非典中苦熬七天、一夜白头的官员，经历了中国疾控领域高速发展和膨胀的历史阶段。在他的努力下，长沙市政府出台了多项针对艾滋病领域的政策，他自己也曾手把手扶持起一个草根抗艾组织的诞生。在我们看来，这些沉甸甸的成绩却未能比得上他早在心里草拟的一纸申请--让抗击艾滋病的草根组织获得更多扶持和更多政府购买服务。
“从来没有听过社区的人害怕到他那里去”,长沙中大阳光工作组执行代表李承西说，黄竹林身高不过1米60多，要穿小号白大褂，但在众多长沙市登记在册艾滋病感染者心目中，“他是一个必须仰视的男人”.
5万元购买草根组织服务
2011年伊始，一笔“巨款”落在抗艾小组中大阳光工作组（下简称中大阳光）身上。钱数并不算多，一年5万元，但重要性体现在示范意义上--政府专项资金开始注视草根组织。
为提高长沙市男男性行为（以下简称MSM）人群行为干预覆盖率，动员更多有高危行为的MSM到疾控中心进行HIV检测，2011年，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中大阳光工作组签字达成协议：从长沙市财政艾滋病防治专项资金中，给予中大阳光工作组每半年2.5万元的活动经费，委托该工作组在MSM人群开展行为干预，并动员他们到长沙市CDC进行HIV检测，以达到早诊断、适时治疗、减少传播风险目的。
在疾控中心做出购买草根组织服务决定的三个月前，北京市出资1亿元，购买由多家北京社会组织申报的社会公益服务民生类的300个服务项目，每个项目给予3万元至30万元资金支持。“小政府大社会”的冲击扑面而来。
让黄竹林振奋的是，政府已经意识到HIV防治服务尤为需要购买。众所周知，同性性行为不为大众所接受，使得其行动有一定的隐蔽性；而疾控工作人员无论在找到和接触目标人群能力方面，还是在人力资源保障方面，都十分有限，这些因素使得对这类人群的行为干预和综合监测存在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同志社区小组在其中的巨大作用，已逐渐得到人们共识。
但黄竹林显然要看的更远，“我还有15年退休，至今从没有想到离开艾滋领域，国际项目总有一天会结束，那个时候艾滋小组钱从何来？生死攸关，不能不想。”尤为让他焦虑的是，截至2010年底，长沙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报告数达到了近700例，其中经同性性途径感染占16.4%,并且呈逐年显着上升趋势。
从2004年起，国外项目资金陆续进入湖南，湖南民间防艾组织开始快速发展。目前，国内大多数民间抗艾组织都依靠向政府、国际组织申请项目维持生存，因此，防艾组织自嘲是在“喝洋奶”.全球基金第六轮中国艾滋病防治项目、全球基金第四轮中国艾滋病防治项目与“中盖艾滋病项目”等，一度成了蜂拥而上的民间组织争夺对象。
情况在今年有了点变化，“除了政府购买服务的这5万元，今年来自项目的经费明显少了”,中大阳光工作组负责人杨浩表示。全球基金可以暂停，但是干预工作不能停。
而黄竹林所在的性艾科，算上他也才只有4名工作人员，“我不是个能做官的人，就是个干实事的人，但很多时候难免力不从心，可以说，这也是被逼到这一步，不买不行了。”
给草根小组指明方向
“这次购买给了我方向感”,中大阳光工作组执行代表李承西坦言，这种信任的建立让他觉得温暖，原来除了国际项目外，政府方面也能对HIV防治工作有这样的扶持。
26岁的李承西正在攻读国外一所大学的硕士学位，他思维缜密、说话连贯、眼神坚定。三年前，他放弃了在湖南一家上市公司的工作，来到中大阳光做起了志愿者，“这里氛围好、没有歧视，公司的员工知道我们在做的是多么有意义的事。”
他所说的公司，是长沙中大阳光工作组负责人杨浩早在1994年成立的长沙中大软件教育培训中心。经过17年的发展，目前主要做农民工、下岗工人的就业培训工作。杨浩表示仅今年就培训了4000人，目前每年收益在200万元左右。
在杨浩名片背面，写有“2008年4月，经过长沙市民政局严格审核批准正式注册成立，依托长沙中大软件教育培训中心建立了有独立法人代表和注册账户的非官方组织”.目前，中大阳光工作组有在册志愿者30人，其中核心小组成员7人--这成为了他们在竞争这笔政府购买行为时有力的砝码，在湖南防艾民间组织里它是例外。
“有人担心，这些志愿者是乌合之众，但他们利用自身是圈内人的优势，主动承担了外展联络工作，出色地完成了项目的工作指标。”长沙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锡兴表示，长沙市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疾控部门对此有深刻体会和认识。
2010年12月30日，长沙市疾控中心与长沙中大阳光工作组正式签定《在长沙市男男性行为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高危行为干预》委托协议书，委托中大阳光工作组对长沙市MSM人群进行艾滋病高危行为干预和转介检测。同时确定要培训20名同伴教育员、对1200名MSM进行艾滋病高危行为干预和转介MSM人群200名到长沙市疾控中心检测HIV等三项主要产出指标。
今年7月，经过湖南省长沙市专业人员评估，中大阳光工作组完成了被委托的工作指标。培训同伴教育员25名，到MSM场所开展行为干预六次、共干预1209人次，转介MSM人群447名到长沙市疾控中心检测HIV、梅毒和丙肝，新发现HIV病毒感染者17人，梅毒感染者32人。
坚信2年内大环境变化
在黄竹林手上，还有一份等待上级批复的请示。“今年的5万元，仅仅是试水，我们正在向上申请更多的支持，希望明年能有突破，明年最少10万，争取20万。”
但这将对社区组织提出更高的要求。按照有关规定，超过3万元的政府购买物，将采用招投标的形式，由长沙市采购中心统一招投标。一旦有这样的竞争，草根小组组织是否能够胜出，还是未知。众所周知，由于大多数社区组织特别是草根小组组织都没有进行注册，无独立法人，而政府财政资金要求拨付给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这使得一大部分草根小组组织无法直接获得财政经费的支持。
而中大阳光工作组所具有的“独立法人代表”资格，也只是因为它依托于已经登记注册长沙中大软件教育培训中心下，目前，长沙中大软件教育培训中心登记在长沙市民政局，是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就中大阳光工作组而言，其本身并没有注册为基金会、社会团体或是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三种社会组织中的任何一种。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借用中大软件教育培训中心的账号和人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合法身份，可以说，这是工作组争取政府购买服务的一种变通，更多的时候，处于民不举官不究的境遇。
通过注册实现合法化，是众多尚处在灰色地带草根小组组织的梦想。今年7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2011年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表示，民政部门将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民政部再次重提放开三类组织登记，表明政府已经加快双重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
“消息刚传到长沙，我就去找民政局的人的问过，但是给的答复还是根本不可能”,杨浩靠坐在沙发上，猛地直起身：“我太想注册了，我知道很多小组不愿意注册，但是我十几年干公司的经历，深知有合法身份的必要性。现在，我们只能等环境，安慰自己和伙伴，相信一两年内，必有大变化。”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表示，可能在十年后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接近一百万。
对黄竹林来说，十年后的事情显然遥远，那个时候儿子女儿已经要大学毕业，他也临近退休，可能也不再做什么科长了。但那个时候，当头发花白、依旧消瘦的他更希望，待到那时，政府购买服务就将不再仅仅是“试水”,将会有更多的社会组织上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