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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苛刻条款捐款完成 10万人受益差错低于1%

  2010年,曹德旺向西南五省灾民捐款2亿

  “史上最苛刻条款”捐款完成

  10万人受益差错低于1%

  如今,“捐款做慈善”的观念正在慢慢融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社会富裕阶层都愿意尽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是,一些捐款被挪用、侵占的新闻又让他们捐款做慈善的脚步变得犹豫。2010年5月,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向西南五省区灾民捐款2亿,但他的捐赠合同被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

  他向合同执行方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出的条件是,半年内必须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差错率不得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远低于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的最高10%的管理费比例。合同还规定,曹德旺有权对善款发放情况进行抽查,差错率如果超过1%,基金会要按超出部分的资金的30倍进行赔偿。

  昨天,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报道说,根据第三方评估机构中国人民大学NGO研究所日前公布的评估报告确认,捐款已顺利完成。

  曹德旺:我的要求并不苛刻

  在采访中,曹德旺对基金会的工作表示满意,但他不觉得自己的条件提得苛刻,“我是通过精密测算的,算出哪里需要多少钱”。

  但中国扶贫基金会对3%管理费另有说法。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说:“在整个项目执行过程中,基金会抽调了70名工作人员,从高校征集了500多名志愿者,但还有更多的人员来自西南五省县、乡、村各级政府部门和扶贫办,总数接近万人。如果把这些人力、物力折算成本,将远远超出3%的管理费比例。”

  对这个算法,曹德旺并不买账。他认为,这本来就是各县扶贫办的工作职责,“你是不是国家发工资给你?我连谢谢都不用讲”。

  1946年出生于福建福清的曹德旺,因为家境贫寒,9岁才上学,14岁就被迫辍学。为了谋生,他什么苦活都干过。41岁时,曹德旺成立了福耀玻璃公司,当年的乡镇小厂,如今已成为市值超过340亿元的跨国集团。早在十多年前,曹德旺就开始了他的慈善事业。截至目前,他的个人捐款累计已超过十亿元。年轻时吃过的苦,让曹德旺对贫困有着切身的感受,所以他对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

  省2000元,就多救济一户

  2亿善款发放给西南五省旱灾区十万贫困户,每户发放两千元。统计显示,在曹德旺资助的农户中,45.8%的农户把善款用于买粮买米,解决吃饭问题;51.6%的农户购买工具、家畜、种子等生产资料,用于生计恢复。作为一笔救灾捐款,曹德旺2亿捐款项目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救急”作用。在一些人均年收入只有1000元的地方,央视记者走访了贫困户之后,才真正理解了曹德旺那句话——“多省出2000元,就能多救济一户。”

  陈红涛告诉记者,为了实现差错率不超过1%的目标,基金会首先要确定受助对象——首先在5个省确定了17个项目县,再按照受灾贫困村获捐资格的优先排序,锁定受助村,进而用“排除法”确定受助的贫困户,“在村里包括村委会主任,还有领国家财政补贴等人不给,家里盖房子,房子两层以上砖瓦结构的等等也不给……类似这样的话,我们制订了通用的15条。”

  基金会采取了由村委会和村民小组提名符合条件的农户名单,再经民主讨论决定,而后进行公示的方法,同时向村民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投诉和举报。最后组织志愿者前往项目村,对受助农户信息进行入户复核。

  “苛刻捐款”能否复制?

  目前,大部分基金会的管理费用都在善款总数的10%左右,且多数账目基本不公开。曹德旺创造了一个透明的新典范,也触动了公益捐款体制。它是否具有示范效应?

  作为项目的执行方,基金会以600万元的管理费完成了2亿元善款的发放任务。但对这一模式能不能复制,基金会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3%显然不够,可以说肯定不够。”

  中国人民大学NGO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也认为,3%的管理费不具有普遍性,“这3%仅仅能够覆盖基金会投入成本,但在这个项目中,最主要的工作是由各级公务员和村干部们完成的,仅仅这些人员的投入,如果由基金会来做,执行成本我相信12%也挡不住”。

  对此,清华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教授邓国胜却不认同。在他看来,曹德旺这次3%的管理费运作成功,这对当前公益捐款管理费占10%的“行规”是一次挑战。这表明,一些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管理费用确有下调的空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民政部官员表示,民政部正在起草关于慈善捐赠透明的《指引办法》,进一步对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为进行规范,积极引导和推动慈善的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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