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冻结了其最大受援国之一——中国上亿美元用来战胜疾病的援助资金，原因在于全球基金不认同中国政府对资金的管理方式，以及其对草根组织参与公共卫生建设的百般阻扰。
这一争端可能导致全球卫生专家加紧讨论中国的受援国资格问题。该国曾投入大约460亿美金举办2008年的奥运会以及去年的上海世博会，其“经济刺激方案”的投入也达5860亿美金，这样资金雄厚的大国还需要这种援助吗？
自从2002年成立以来，在机构以及个人捐款的支持下，全球基金抗击世界上最恶性疾病的工作已经扩展到了150个国家。去年11月，该机构悄然停止了对中国艾滋病项目的一笔大额援助，出于对资金使用监管不力的新担心，前几周他们又冻结了对中国的其他几项援助。
全球基金这一决定看起来源于其与中国政府的理念冲突。全球基金认为，草根民间组织应该是抗击艾滋等疾病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但中国政府却一直对任何不在它直接控制下的民间组织心存疑虑。一些艾滋病维权活跃人士向全球基金投诉说，中国政府的官员不仅想法设法地打压他们组织的公共卫生活动，还把资金拨给政府直接控制的机构，而对这些钱具体怎么用，却不闻不问。
这可是关系到上亿美元的用于降低结核发病率，预防并治疗艾滋病感染以及消灭疟疾的项目。全球基金的网站显示，从2003年开始，中国接受了5.39亿美元的资助，还有2.95亿正投入在项目中。这些资助使中国成了继埃塞俄比亚、印度、坦桑尼亚之后的第四大受资助国，一个全球卫生领域的专家说。
全球基金从中国退出的决定可能会让中国政府很没面子，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没有达到这个国际组织的标准，而达到标准的其他受援国却远不如中国经济发达。全球基金有权终止被滥用的资金、减少拨付或正式暂停拨款。
上周五，经过与全球基金两天的紧张磋商后，中国政府似乎躲过了更严重的惩罚。全球基金的一个发言人说，在如何使用和监管资金上，中国同意了一系列的规定。“我们在何时该给中国明确信号上达成一致，”他说，“我们在如何继续下去的问题上也达成了共识。”此次谈判的知情人说，中国政府请求全球基金同意其退回不正当使用的资金，不过也有人担心将民间组织纳入全球基金的防治体系中还是个问题。
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回应对中国是否有资格接受资助的越来越多的质疑而召开的。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和泰国、印度、菲律宾以及大量的拉丁美洲国家一样，中国是有资格接受资助的。但和低收入国家不同的是，国际社会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向全球基金贡献一定比例的项目成本。
中国获得的援助越来越多，被政府官员中饱私囊的证据也越来越多——因此引起了强烈的批评。世界银行前第一助理总行长、全球基金曾经的创建者，现任职于Carnegie Mellon 大学做教授的 Chow 博士表示，中国卫生部申请援助的唯一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把钱大把地投给了“硬实力”机构或者其他部门。
“中国越来越大的胃口会降低全球基金的整体贡献，”他在七月份的《外交政策》中写道。在全球基金极力想发挥更大作用时，他指出“捐款人将越来越不愿意捐款，如果他们认识到他们捐的钱，有一大笔给了一个完全有能力负担本国卫生项目的国家时”。
和最大的捐款国美国（55亿美金）相比，中国对全球基金的贡献仅仅是1600万。全球基金的官员们正在审查资格问题，低于预期的捐款迫使他们在选择接受国时不得不更精挑细选。
一些官员建议中国不要再申请新一轮的大额资金。不过，全球基金官员坚持说，对受援资格问题的争议和全球基金停止给中国拨款没有任何关系。
全球基金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始于去年下半年，主要因为审计发现中国没有像其承诺的那样将2.83亿美元援助艾滋病项目资金的35％拨给基层社区组织。该资金原计划用于以社区为基础的艾滋病治疗和预防，目标人群是吸毒人士和性工作者。
据非政府组织全球基金观察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实际拨给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不到11％。一份外部审计也发现，民间组织根本就不在中国政府的战略考虑中。
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中国官员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他们认为大多数民间组织不能合理使用全球基金的资金，相对来说，政府机构更可信些。但在本周的采访中，民间防艾活跃人士质疑了这一说法。
活跃人士之一，常坤称，政府官员或由政府设立的“官方非政府组织”通常将一半以上的资金塞进自己的腰包。他负责的一个新疆地区艾滋病权益组织曾在2005年收到过一笔约3000美元的资助，但很快被强制退回，因为政府解散了他的组织。
“他们（政府官员）把我们的呼吁当成制造麻烦。他们不喜欢民间组织或者我们组织的活动，”他说，“我已经为艾滋病人呼吁七年了，但基本没见过任何人受益于全球基金。”
河北一家艾滋病救助组织主任，沈之齐（音译）说，他支持全球基金扣留资金的决定，因为“我真不想看到像全球基金这样本意很好的机构陷入腐败的黑洞里”，但他不支持撤回全部资金，因为草根民间组织会受到影响。
中国政府防范这些组织已经很多年，近日一个位高权重的政府官员在政府到底是怎么想的问题上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在党刊《求是》杂志中，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写道，中国必须“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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