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美事件之后，遭到攻击的红十字会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这样一个新闻可以看到遭受震撼后的效果：“红十字会称捐款信息7月底可网上查询”(7月5日《第一财经日报》)；而比之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另一条新闻：“民政部拟在慈善全行业推行信息公开透明制度”(7月9日《新京报》)。
从专业的角度看，这样的做法才是开始走向正规的开始，其中唯一让人们担心的是，信息的公开透明制度本来应是社会体系内的行为，它可以要求政府部门的帮助，但不该由政府部门来推行。
这还是小问题。该引起人们关注的是，人们还没有信心等到你把自己的做法改进过来的那一天。例如，上述第二条新闻发布之后，当天的新浪网上就见到数千人的参与、数百人的评论。而其中最热的一条评论是：“奇怪，什么事不闹出事情是不会有改进。这次不闹出一个郭美美也不会搞什么信息公开，不过百姓对红十字会已经不信任了。”当时查阅时，有60个赞同的帖子，远远高出第二位的31个。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失去速度在与大型募捐组织的改善速度之间的赛跑，眼下看来，如果没有新的信心成分的加入，信任的失去似乎已经很难避免了。
那么，有没有新的信心成分的加入呢？
这真是一件有趣的现象，看起来红会遭受到了来自社会的重创，而其实，社会本身才是遭受伤害最大的群体。当人们失去信心的时候，失去信心者本人就是痛苦的承受者。
在政府主导的公益机制下，我们对于公益机构是整体性地看待的：它们或者是好、或者是不好，但很少会是“有的好、有的不好”。所以，一旦社会公众捕捉任何信息表明在某处出了问题，就会牵涉出对于所有的公益组织的信任问题。
但在社会化公益下，情形却完全不是这样子的了。这里正如我们住家过日子，一家的糟糕并不代表整个村落的糟糕，一家的不可信，也不代表整个社区值得怀疑。
我们是这样用专业说法来表达这个道理的：在政府主导的公益机制下，“只要有一家坏的，整体上问题就大了”，每一家机构都代表着整体的形象。所以，这也正是政府行为格外保守的原因所在。试回想当初汶川地震抗争救灾的捐款过程，政府对于募捐行为为什么要这样严格地规定与控制，以及当出现某个丑闻的时候，社会对于政府所施加的监管压力有多么的大。
而在社会化公益的机制下，“只要有一家坏的”原则转化为“只要有一家好的”原则，后者是指，如果募捐组织是由社会来选择，而不是由政府来选择的时候，社会中实际上有许多募捐组织。我们其实是不需要所有组织都可信、合格的，而只需要其中有可信的组织即可。当我们发现这样的组织的时候，就会为他们募捐，而抛开那些不可信的组织。于是，生存选择法则开始发挥作用，我们称此为“社会选择”。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对于一家组织的问题感到失望呢？我们可能会对于政府主导的公益体系失望，但这不等于对于公益体系进入到社会化公益的轨道上也失望，后者提供的是希望。
因而，我们现在的努力方向将不再是去保证某一家机构的不出丑闻，而是尽快地让政府主导的公益转化为社会化的公益。后者的实现将满足以下两点：第一，公益募款不再是少数组织的垄断新行为，大量的组织产生出来，那些能令我们信服的组织也将包含在其中；第二，这些组织的生存选择是由社会捐赠人决定的，于是，募款组织将把公开透明作为自己组织生存的首要生命线，而不再需要别人去监督，也不需要政府主导来建立公开透明机制。
我们应该有的做法与我们现在的做法可能正好相反：不再是施压于政府，要求他们保证自己的机构不出问题。因为如果这样去做，就又进入到把公益行为推到政府手中、转化为政府公益的轨道，而这样做的危险就如同前面谈到的那样，一旦政府承担这样的压力，它就会将更多的社会组织拒绝在合法运行的门槛之外。我们施压的方向，是在揭示一些组织运作有问题的时候，让另外一些原来不是如此庞然大物的社会组织冒出头来，承担更多的善款目击与使用的社会责任。因而，我们的信任可以分化，信任的分量以不同的比例分配给不同的组织。
(作者陶传进，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