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户”般屹立在一片拆迁废墟中的北京行知实验学校，令人不由自主地想到海中漂泊的孤舟。在偌大的北京城，这艘孤舟17年七易其址，校长易本耀甚至绘制出一张漂泊地图，标出学校从城中心慢慢向郊区漂荡的轨迹。
这艘船上的学生，走了一茬又来了一茬，高考前总要离开北京回到老家，然后试图再考回北京，或者干脆不再上学，像父母一样在北京继续漂泊。如果在夹缝中产生的打工子弟学校不能被公办学校取代，他们的后代仍然无法享受平等的基础教育，这样的漂泊还将继续。
■1994年
进了“私塾” 终于不再当留守儿童
北京行知实验学校简短的新学期开学仪式，校长易本耀，龚村校区的音乐老师张怡婷、体育老师夏刘华，双槐树校区的新生姜涛都参加了。
开学伊始，杂事颇多，易本耀忙得出了一身汗，湿得一绺一绺的头发下半秃的头皮若隐若现。“易老师当年给我们教课时可帅呢，满头浓密的黑发！”张怡婷说。
“当年”应从1994年说起。易本耀的爱人李素梅随家人在北京打工，发现亲戚朋友的8个孩子没地方上学。曾是民办教师的李素梅找来破木板和旧苫布，在沙沟建起了一个“私塾”，四周都是进城务工者租种的蔬菜大棚。
随着李素梅的学校名气越来越大，一年以后就已经有60个学生。孩子们的学费由自己家族的9个亲戚轮流给李素梅每月500元钱，外来的孩子每月交50元钱。易本耀是河南老家县里粮食系统的国营职工，办了停薪留职，赶来帮忙。
这对办着“家庭私塾”的夫妻还不知道，张保贵在1993年建立了北京市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而他们的学校是北京市的第三所。但两者一样披着不合法的外衣，一样处于“地下状态”。
这一年，甘肃省的张怡婷8岁，她的爸妈都在北京打工。读一年级的张怡婷根本不知道“学习”是什么。她经常呆呆地想：现在爸妈在干吗？北京是什么样子？
河南省的夏刘华9岁了，在北京打工的爸妈已经3年没有回过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他已经记不清爸妈的样子。后来见到爸妈时，他说不出话，委屈的泪水却怎么也淌不完。
“那种状态下，我们怎么可能学习好。我要说，千万不能做留守儿童！”张怡婷说。
两年后，张怡婷和夏刘华陆续结束了“留守儿童”的生活，随父母一起来到北京，原本相距千里的两人都成了易本耀的学生。
张怡婷还记得刚到沙沟菜地里教室的情景：堆放的砖块是“椅子”，木凳子是“课桌”。她伏在教室一角的一个旧柜子上，站着参加了入学考试，之后又和同学挤在一张“桌子”上听课。
沙沟的学校没有操场，也没有体育课。下课了，张怡婷等女同学就跳皮筋，夏刘华等男孩子最爱的游戏则是爬大棚。一下雨，就害怕旧苫布和破木板搭建的屋顶会塌 了。这样的校园生活，张怡婷仍感觉满足，因为能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但不会说普通话，张怡婷老是感觉自己和北京的孩子不一样。
■1997年
马路边朗诵课文 没教室也能学习
学校在沙沟的历史，在1997年4月22日戛然而止。易本耀带着他的学生们搬到了甄家坟。4月28日，学校搬迁到沙窝木器厂。5月5日，学校搬迁到彰化村玉渊潭煤场。7月2日，学校搬迁到凌云公司。8月20日，学校搬迁到海淀区五路居48号院北院。
在频繁的搬迁过程中，易本耀几乎天天为找新校区忙碌，张怡婷一度和学校失去了联系。父亲曾想把她送进附近的公办学校，但就算倾家荡产也凑不够几万元的“赞助费”。当张怡婷再次找到学校时，学校已经在五路居开学两个多月了。
最短命的校区，当属沙窝木器厂。张怡婷上午满心欢喜地进了教室开始上课，中午时便有执法人员把大家赶出学校。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在学校门口的胡同里捧着课本，挺着脖子，齐声朗诵课文。“我就想读给那些赶我们出来的人听，没有教室我们也能学习！”
绝望与无助时，易本耀也想过放弃。但收到旅美华侨任玉书的1万美元捐款后，易本耀终于又挺了过来。张怡婷有了梦寐以求的新校服。淡绿色的校服、黄色的安全帽，穿戴起来比任何一套新衣服都神气。
1996年春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发现了行知实验学校，北京电视台率先采访报道，打工子弟学校从地下走向地面。其后，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周末》、中央电视台等276家新闻媒体先后采访报道过这所学校。
国家教育部、北京市、海淀区教育部门负责人多次到学校调研。2003年12月10日，海淀区教委批准该校为民办学校，并颁发了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北京师 范大学、北京大学等15所高校的志愿者前来进行过支教。全国人大、政协的人士进行舆论支持，多家单位还进行过物质支援。
行知实验学校成了打工子弟学校中的明星，成为一种符号。校方称，没有各方政治上的关怀、精神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帮助，学校根本坚持不下来。
■2007年
别人和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
2003年，学校似乎在一步步走向正轨，搬迁的频率也越来越低，张怡婷和夏刘华却无法享受学校的安宁。不是北京市的户口，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张怡婷不得不选择到与北京接壤的河北高碑店读高一，夏刘华则返回河南老家读初二。
有人离开，就会有人加入，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数量在动荡中逐渐增加。最多时，易本耀曾开办了10所打工子弟学校，学校人数一度达到5000多人。
2003年，来自黑龙江省的常博也来到北京，进入丰台区的振兴中华打工子弟学校。父母在北京做生意，做生意的地方一变，常博就要跟着换学校。
2004年3月，北京行知实验学校再次搬迁，从五路居迁至紫竹院，两个月后又迁至现在的龚村。就在同一年，常博转学到北京行知实验学校的双槐树校区，这是他从老家转学到北京后的第三所学校。
“小苗移栽几回都长不高，甚至死亡。老是换学校，对学生怎能没有影响？”双槐树校区返聘老师、64岁的齐兆宁说。常博就是一棵频繁移栽的小苗，非常不喜欢学习。这样被过分移栽的“小苗”还有很多。
2007年，在常博沉迷于网络游戏跑跑卡丁车和梦幻西游时，甚至不曾留意自己的同学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还获得了语言类节目三等奖。曾作为30名参演学生之一的郝云龙，至今仍认为那是他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当时在读大二的张怡婷，一眼看到那熟悉的绿色校服，好半天才相信那真的是自己的母校。当她听到最后一句“别人和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时，她觉得那就是她的“心里话”。
张怡婷的“明天”，是从“昨天”的母校开始的。2010年暑假，张怡婷大学毕业后重回北京，由于没有寻找到合适的工作，她尝试着拨打了十几年前学校的电话，号码88140980就印在她的脑子里。之后，她成了母校的一名音乐老师。
同是在那个暑假，常博勉强读完小学，他爸爸通过各种方法将他送入北京市蓝天一中。只坚持了一个学期，他就再也不想去学校了。“上学没用，也没意思。”常博在爸爸的久久鸭店里帮忙卖货和送货，说自己从不后悔。顾客购物超过3样他就要用计算器，却几乎熟悉北京的每一条街道。
■2011年
由于户口在山东老家而不是北京，郝云龙在2010年暑假回到了山东，进入鄄城一中。曾经的春晚经历，让他在学习上更有自信，也成了他喜爱北京、想重新回到北京的精神支柱。
“我的心有点大，最想考北京的清华大学。即使考不上，我也会报考一所北京的高校。”
现在，郝云龙正在全国高考的“高地”山东，为重新“杀回”北京而拼搏。但他注定要花费比在北京更大的精力，因为山东的录取分数线总是比北京高数十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曾专门针对打工子弟学校进行过调研，并撰文称民工子弟入学问题分明是教育体制安排的问题，但却把后果落实在这些孩子头上。
“这些年来，社会各界一直在支持这些学校，基本原因是，不论这些学校条件多差，毕竟在提供一种学校式教育，对于这些农民来说总比没有强。但从教育体制安排 来讲，这样的学校根本上不应该存在。尖锐一点说，这种学校存在本身，就是政府在教育方面没有尽到职责的表现。”赵树凯说，基础教育的平等，是最基本的社会 平等，政府有义务为所有孩子提供同样的机会。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应该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无条件地让所有民工子弟都能进入公办学校。
而户籍壁垒的打破，还需要更漫长的时间。在此之前，打工子弟学校会继续存在、继续在北京漂泊。
今年的9月1日，暂时没有被拆迁的北京行知实验学校终于熬到了平安开学的日子。
张怡婷、夏刘华一边在母校教学，一边憧憬和寻找着自己的梦想。
辍学的“货郎”常博奔波于北京的街巷，成了父亲的好帮手。
常博亲戚家的弟弟姜涛这个暑假刚刚从老家来到北京，也上了北京行知实验学校这艘漂泊的船，开始了他的求学之路。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常博、姜涛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