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汶川地震之后，袁鸿和一帮好友在甘肃省茶园村建立了一所小学，从无到有，从一片空地到工程设计，从迎来支教老师到计划建立茶叶合作社，这群有明星、记者、会计、工厂主的年轻人坚持了4年，正如戏剧评论人水晶所言：“一群热血青年，愿意共同坚持这件事，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在一个美好的地方，建一个美好的学校，实现一个美好的梦想。”
茶亭屋顶的走势和远山的走势相契合。
汶川地震之后，袁鸿和一帮好友在甘肃省茶园村建立了一所小学，从无到有，从一片空地到工程设计，从迎来支教老师到计划建立茶叶合作社，这群有明星、记者、会计、工厂主的年轻人坚持了4年，正如戏剧评论人水晶所言：“一群热血青年，愿意共同坚持这件事，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在一个美好的地方，建一个美好的学校，实现一个美好的梦想。”
北京的五月天满城风絮，周六的一个午后，万科公园的5号官舍举办了一场明星云集的聚会，其中有金马奖影帝谢君豪、演员刘孜以及民间独立戏剧人袁鸿等人。让不少人感到意外的是，本以为是一场关于戏剧的讨论，没想到是一次与爱心有关的品茶会。
在这场品茶会上，有人奔着金马奖影帝谢君豪而来，有人奔袁鸿而来，有人奔让人放心的茶叶而来，有人奔绿茶背后的助学故事而来——此时甘肃陇南中庙乡茶园村的村民们，或许正在山上采茶，为了他们的孩子。
汶川地震之后，袁鸿和一帮好友在甘肃省陇南市文县中庙乡茶园村建立了一所小学，从无到有，从一片空地到工程设计，从迎来支教老师到计划建立茶叶合作社。这群热血的年轻人坚持了4年，其中不乏绝望的时候，他们当中有明星、记者、会计、工厂主……如和袁鸿一起援建茶园小学的的发起人之一水晶所言：“一群热血青年，愿意共同坚持这件事，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在一个美好的地方，建一个美好的学校，实现一个美好的梦想。”
这不是袁鸿第一次做梦，他最为人所知的是戏剧梦。2001年发起大学生戏剧节，经营中国第一家民营剧场——北剧场，参与《驿站桃花》、《恋爱的犀牛》、《切·格瓦拉》、《千禧夜，我们说相声》的制作，袁鸿被誉为中国戏剧的守望者，或中国民间戏剧第一人。
突如其来的地震改变我们
2008年5月12日下午2：30，参与制作话剧《暗恋桃花源》的袁鸿即将在云南艺术学院演讲……开场前，面对对着演员狂拍的闪光灯，袁鸿感到烦躁不安，拿起话筒说：“你们只是为一个明星而来！你们了解话剧吗？”
忽然，不停的电话、短信进来，朋友们都在询问袁鸿是否安好——原来，第一次地震预报的地点是云南，稍后袁鸿才知道大地震发生在与云南相邻的四川省境内。
第二天，《暗恋桃花源》在贵阳的两场演出临时改为义演，演一场捐一万，门票全部卖完。义演期间，几位明星朋友也在观众席号召捐款，很快募集了69万元现金、物资捐到了贵州慈善总会……
演出结束，袁鸿急着往灾区赶。他计划以《暗恋桃花源》剧组的名义，在重灾区修建一所“震不倒小学”。没想到某基金会介入地震灾区中小学重建计划，计划每所学校投入一千万元以上。而袁鸿和朋友们的善款总额，还不到千万的一个零头。
2008年7月，袁鸿接到了上海《体育周报》记者徐灿打来的电话。5月13日，徐灿在MSN上贴出了筹款启事，想从身边好友筹一笔钱捐给震区，10天后，他募来了12万元钱，募来的善款如烫手的山芋，通过相识的媒体朋友，徐灿得知袁鸿正筹款，于是找到了他。
由于四川收到的捐款数额非常之高，学校重建标准也相应提高，袁鸿与徐灿的团队无法承受，便将目标转向受灾严重但相对缺少关注的甘肃陇南市。6月24日，袁鸿和水晶结束了一周甘肃陇南考察，带回消息：当地政府提出，援建学校最低标准为80万元，远远高于他们的筹款和援建设想。
多方寻找突破口，无望。
来到茶园村2009年，一份关于甘肃文县中庙乡茶园小学请求重建支持的邮件，令几经考察选点而不得的袁鸿和徐灿感到振奋，他们联系起草这封邮件的NGO——绿驼铃环境发展中心主任赵中。随后，赵中发来经费预算，袁鸿与徐灿几人讨论之后，认为可行。
茶园村属于国家贫困县重点贫困村，人均年收入750元，在地震中受灾严重，705间房屋、圈舍、厕所、沼气池报废，4处人饮工程全部报废。茶园小学在地震中校舍全部倒塌。由于学生年龄较小，离家较远，每名学生必须有至少一名家长跟随照顾，并需在镇上租房。震后物价一路高涨，一名家长和一名学生每年至少花费5000元，还耽误一名劳动力参与灾后重建。茶园村希望与邻村合建一所完全小学，让两个村60-80名学生可就近上学。
此时距离汶川地震快一年了，2009年5月5日，袁鸿和茶园助学团队相约来到中庙乡，从广元坐了近五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再走了一个多小时山路，终于来到了茶园村。那时他们才发现，这不是一个美丽的助学梦想，他们碰到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乃至困境。在一年后，茶园村小学正式开始开学的时候，袁鸿坦诚地说：“有好几次我都绝望了”。
首先，他们发现，茶园村村委会最初什么都没有准备，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助学团队。而且，当地教育局取消了茶园小学的编制——这意味着，即使学校建起来，也没有合法身份。
其次，袁鸿并不认同撤村并校的政策，“集中优势办‘大学’，我们从大局上不能改变这个政策，但从已有的观察来看，是可怕的。”为了孩子教育，村里人要去镇上陪读，原本贫困的家庭变得更加贫困。
助学团队决定留在茶园村，第一步先争取解决编制问题。2009年8月，文县教育局承诺出示公函保证，给予茶园小学和所有在编学校一样的政策，根据在读学生人数配置教师资源，不撤并学校。
接下去，就是工程建设阶段。
这是村民自己的事情
2009年8月初，袁鸿来到茶园村，召集了村民代表30余人，和村干部、绿驼铃的赵中等人，就茶园小学方案、管理等问题，进行讨论和投票表决，选举出了茶园村中最受村民信任的村民代表，成立了茶园小学重建管理小组和监督小组。
此中有深意。
袁鸿不希望这笔钱流向官方机构，他要让村民明白，援建小学的建设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乡村社会，闲话太多了！我们要让村民之间相互信任，毕竟参与的人都没有工资。”此举也引发村干部的争议，袁鸿甚至在村支书家吃饭时大怒拍桌子瞪眼。他很庆幸当时没有让步：“这对前期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建校工程刚刚开始，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村里人介绍他们认识承包商、施工队，来了各种各样的老板，看上去都特别好，但开出的价格却令人咋舌。
助学团队后来想到，可以和学生家长共同来做一些事情。“河边有那么多鹅卵石，我们和家长一起搬石头。村民们世世代代住在这里，最懂这些山山水水。未来他们的孩子要在这里上学，他们出力的时候就不会偷工减料，也不允许别人偷工减料。这是他们的学校，我们只是用有限的资金推动。”
经过村民商议，在小学重建过程中，村民们每户最少出5个义务工，出满500个义务工。后来建校工程大部分都是村民来干的，义务工也大大超出了500个名额。
这时，袁鸿的老友许义兴也加入进来。2001年，袁鸿请建筑师许义兴设计了北剧场。汶川地震之后，许义兴受中国扶贫基金会委托，设计了四川省绵竹市土门镇民乐村的公共空间，该设计广受好评。2009年9月初，许义兴夫妇前往茶园村。很快，设计出草图。紧接着，助学团队召开茶园村民大会，讲解新茶园小学的建筑构造，并将早先设计好的学龄儿童普查表发放给家长填写。
2009年9月10日，新茶园小学在鞭炮声中开工，那一天，正是教师节。好事总是多磨，新茶园小学的建设一波三折。村里又介绍了新的工程承包商，带来87万多的工程预算书。不久之后，承包商反悔。工程又一次陷入遥遥无期的等待中。
重建管理小组决定去碧口镇招募施工专业人员。最终，当地的木匠成为建筑工程的中坚力量。随后，许义兴安排建筑设计师长期驻扎茶园村，指导村民和招募来的木工、泥瓦工进行学校建设。
2010年8月25日，茶园小学被正式列入陇南文县公立学校编制。9月10日教师节，只有7个学生的茶园小学开学了。教育局派来了最优秀的一位老师，助学团队也找到了优秀的支教老师。每个学生每天能吃到一盒牛奶和一个鸡蛋，能够在图书室看书。第一学期期末考试，茶园小学的平均成绩在整个学区名列第一，其中一名学生的数学成绩也是第一名。
2011年春节前，袁鸿和徐灿带了一些礼物，像走亲戚一样给老师、学生和大力支持学校的村民们送礼。正如徐灿在呈给股东的报告中写道：“茶园小学，是放在大家面前最鲜活的例子——在经历了无数不公平的波折后，依旧在良心和理想的坚持中，傲然矗立起来！”
今天的茶园小学，最有特色的是那个专门设计的露天小剧场。这个小剧场，将戏剧制片人袁鸿在中国戏剧行业的传奇经历延续到了甘肃陇南的小村庄。
从学校到茶叶
在建学校的过程中，袁鸿发现大部分村民“很好很活跃”，没有那么世故。如果能发展茶叶经济，孩子的父母都不会出去打工，可以留在家里看着孩子长大。孩子们也不会被扔去大学校，无人照料。
帮助当地村民发展经济的念头渐渐进入袁鸿和他的朋友们的心里。他们设想，助学团队寻求茶叶专家，为茶农培训种植、采摘和制茶技巧，经过包装之后，将茶叶运往上海，策划茶叶义卖，所得款项部分返给茶农，剩下用于支持茶园小学重建。2009年到2010年，牵头义卖茶叶的袁鸿自己出钱收购茶农的茶叶进行义卖，随后将收入返给茶农。
袁鸿组织了在重建学校中最为热心的6位村民去上海，参加公益组织“宜农贷”的活动，接受了2万元的无息小额贷款，又从地震灾区“年画之乡”绵竹购买了一批手绘台历，经过在朋友圈当中的义卖，竟筹得了一万多元资金支持茶园小学的建设。经过这两年的尝试，如今，茶叶义卖的模式逐渐清晰。
首先保证茶叶品质，要求茶园为海拔1000-1200米地区，周边没有农作物的“阳山茶”。“周边有农作物的地方免不了使用农药和化肥，所以我们要求是单纯、独立的茶园，目前有两三千亩这样的茶园，再把这些茶叶拿去炒制工艺好、卫生条件好的农户那里集中加工。”袁鸿现在俨然是一个茶叶专家。
随后，袁鸿和助学团队在北京和上海组织义卖，以预订的方式订购茶叶。如果预订价格超出了助学团队向茶农承诺的价格，超出的利润将扣住包装的钱将进入茶园助学基金。此外，茶农也可向茶园助学基金捐赠任意数目的资金。
助学团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茶园小学的旁边发展茶叶合作社，学校的日常运营由合作社接手，慢慢摆脱捐款的依赖，让当地村民主动承担起村里的教育和经济发展。袁鸿还有更为理想的宏图：茶叶合作社通过卖茶累积一些资金，再加上贷款，发展红茶加工厂。由于绿茶不易保存，今年卖不掉的话明年就不好卖，如果发展红茶加工，就可进一步利用茶叶的经济价值。
“这需要他们自己做，而不是我们捐款去做。”袁鸿说道。他给记者泡了一杯来自茶园村的谷雨茶，一个个独芽站立在水中，黄绿色的茶水飘出一股豆香。袁鸿最喜欢喝茶园村立夏前后的茶：“你能感觉到槐花香、油菜花香。”
点燃他们的乌托邦
好几次都绝望了
Q_2010年茶园小学开学的时候，你说“有好几次都绝望了”，为什么？
A_绝望是消耗，并不是说因为钱不够而绝望，当然钱一直是不够的。我们原来预算28万不到，现在大概30万，现在实际花了大概不到50万。
Q_28万和30万有区别吗？
A_对我们来说有区别，如果只花28万，剩下那两万就可以拿来补贴支教老师的费用和孩子们的免费午餐。
Q_还有什么事情让你绝望？
A_比如说，学校平整土地的时候，我们请了一辆挖掘机。那时下着暴雨，快开到学校的时候山崖滑坡，把路断了，司机放弃了，说路不通，不能往里进。挖掘机从开出来那个点就开始掐表，按小时计费，一个小时是200多块钱吧，车停在那里也要收钱！
当时有个来自上海的小女孩叫刘芸，就开始自己拿着锄头去挖路，越挖越绝望，全身都淋湿了。后来村里打电话给我们，让她不要再这么干，万一山崖再滑坡怎么办。我说能不能让司机接一下电话，但他不可能接你电话，也不可能帮忙。他要做的就是在学校那块平整土地。我说另外加钱，他也不肯。类似的这种情况很多！
Q_这种状况下，就是孤立无援。
A_人在某些利益面前，不会考虑你另外的事情。援建中的物资、材料、器械的涨价太惊人了！你想到这些事会难过！并不是物资匮乏，仅仅是交通不便，一块两毛钱的砖运过来，需要人力费用，但也不至于涨到八毛钱一块，这真的是不可理解的！
Q_所以很多事情只能自己动手干？
A_去年校园门口那条路一直没有修。村里的劳动力很少，在家的大部分是妇女和老人，找不到干活的人。我就自己去干，第四天就有人来了。之前我们只是做计划，这个计划就会永远地往后拖，消耗性特别大。
Q_许工（许义兴）派工程师去当地驻守，一待就是三四个月？
A_是啊，后来我们去至少也待一周，这样就能把很多事情持续做下去。
建立乌托邦
Q_茶园小学是不是你们用理想主义的想法去做的一个理想乌托邦？
A_是想做相对理想化的学校，但这个理想不是我们的理想，是符合当地愿望的理想。
甚至是点燃当地的理想。
我们接触很多当地年轻人，一开始就是叼根烟，观望你的态度，完全不理睬你，后来他们就会参与进来，还会建议我们怎么做。他们渐渐回复到淳朴、简单的生活方式。一些被现代化、城市化、物质欲望打碎的东西，有可能会慢慢回归。
Q_对乌托邦来说，个人的力量是不是太渺小？
A_我相信个体的努力能带来群体的努力，普通人的确很微小，但这种微小、渺茫结合一些愿望，是可以去尝试，去做可能的改变。一千个人里面是不是有一百个人有向善的愿望？小孩子在小学学到的一些宝贵的东西是不是可以一直留存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我觉得会！我的经验是这样的。
Q_你的成长经历对你影响大吗？
A_“文革”期间，我外公被下放到乡下，平反之后他拒绝回城，从一个公安变成了一个医生。他成了当地人心目中的菩萨，他的家庭也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我以前逃学，到处游荡，去很多地方，发现当你渴了饿了，帮你的那些人绝对不是高门大户，都是很普通的人。我现在容易和普通人打交道，农民工、保安、保洁员，我能和他们在第一时间达成好的沟通。
我们做茶园助学的团队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也是因为大家都彼此关注、扶持。
Q_你现在做的事情，和少年经历有关吗？
袁鸿：如果牵强地说童年，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作为普通人的责任，公民的自觉。
Q_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和自觉。
A_我也有自私的一面，每个人都会有。只是面对现实的压力，我们要做到相对的超然，这个超然并不是洒脱，而是不受物质的干扰。我不认为拿着名牌包、开豪车就怎么样。大部分时候，我还是自卑的，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太少了，别人都在做大事，我什么都没做。
公益和戏剧都需要相当有耐心的付出
Q_你是一个很坚持的人，茶园小学做了4年，做戏剧也20多年了。
A_我给你说个例子。中戏表演系90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叫理惠子，她至今还在做戏剧，现在中戏90班还在做戏剧的就只有一个人。理惠子在中戏上完本科，要先学语言，就考到表演系的研究生，在北剧场待了两三年，一直做小剧场，1997年，她去了香港，建了个剧团，继续做了小剧场，她在香港有两份工作：教香港人说普通话（一个日本人！）；在香港青少年舞狮队做表演指导。她用两份工作养活自己，每年排两场戏，做很专业的小剧场演出。
前两年她回到日本东京，去年我在东京看到了她，她又在剧团的一个研修班里上学，40多岁的女人啊！现在她在日本打两份工，一个卖牛肉饭的地方，还有一个居酒屋，工作之余做戏剧。
国外有很多人，他们能够身体力行、终其一生地去做戏剧。他们不能成为一个闪光的阶层，而是默默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同样，公益和戏剧都需要相当有耐心的付出。
Q_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一部戏剧吗？
A_我的人生很普通，很多人比我丰富得多。我用相对比较画面感的东西来陈述一些东西，你看到之后不会忘。不管是买一盒茶叶，还是遇到国家灾难捐款，第一时间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对应的情绪。每一个普通的人都想要一个美好的家庭，要好的生活，都是很具体、很微小的细节，没有那些宏大的东西。
Q_你理想的生活是什么？
A_大家可以更简单，我也简单一点，喝放心的茶，看戏不会担心浪费时间、交通让人放心一点。
关注不同生态的人
Q_你的微博除了戏剧、电影，就是社会、时政的。
A_我不太关注戏剧、电影类的人，更多关注不同生态的人。因为我没有把自己归类。孙恒（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同心打工子弟学校发起人）现在做的也许是以前我要做，但没有坚持做成的事情。也许我也可以做一个好的记者，邓飞做的我没做到。在很多人身上，我看到了我试图努力的方向，这点比较分裂，也比较纠结。
Q_你是否因为人无法全能而烦恼？
A_不会。我的烦恼是，少给社会制造麻烦。
Q_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A_现在相对规律。以前不规律，不吃早餐，现在吃早餐，我希望以后把多一点的精力放在自己喜欢的戏剧上，和更少的人做一些偏长远的创作计划、更小的计划，而不是做艺术中心、产业园区。
这几年戏剧的虚热、假繁荣，会让我有意识地远离。我觉得就像茶园小学，除了茶园小学还有中国更多不同的小学，它是根据不同地方特色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全国山河一片红。一个城市的干净整洁不是爱国卫生运动达到的，而是社区、家庭、每一个人在举手之间做的事情。在群体里面的个体力量是很大的，也许一千年都做不到，但如果这一千年总在做呢？
Q_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A_有相当强挫败感的人，看起来挺乐观。悲观，不至于绝望。总是说的比做的好，行动还是不够——这是这一年多来的检讨；能力还是不行，应该自我淘汰、自我放逐。
A_通过茶园小学，我更多地看到忽略的事情，看到更多阳光。虽然你绝望了很多次，但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信一杯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