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上六七点，位于北京石景山北辛安的一个院子开始热闹起来，门外的流浪狗开始吠叫不停，一两岁的孩子醒来之后像往常一样大哭一场，母亲们便起床喂奶，男人们则试图用严厉的斥责声让孩子停止哭泣。这种热闹持续的时间集中而迅速：大人们洗漱做饭，小孩子哭闹起床，吃完早饭，坐着父亲的三轮车出门，在一所打工子弟学校门口下车。
同心希望家园的儿童中心。从去年10月份开始，北师大的志愿者每周三来到石景山，对孩子们进行非正规教育。这是大班合唱团。
从2011年6月开始，北京海淀区、朝阳区、大兴区的24所打工子弟学校陆续关停。很多农民工的孩子突然陷入求学无门的境地。
对于一年级学生小雨来说，她的一天也是这样，在中国的北京，北京的一个角落，刚刚拉开序幕。
丁香花的儿子在北京出生长大，准备高考，但是这一家在北京生活了20年的人家，陷入了绝望。儿子不是北京人。丁香花感到内疚和自责：“不该离开户籍地（到北京），实在不行就卖了房子，送你出国……”
不喜欢现在的学校
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小雨都在学校度过。
去年9月份，小雨到了上小学的年龄，父母想让孩子去公立学校北辛安小学读书。但北辛安小学去年只招40个一年级学生，对于无法计数的外地孩子来说，僧多粥少。因此，北辛安小学用考试的方法进行筛选。入学时间为9月，考试报名时间提前到了5月。小雨的父母并不知情，错过了考试报名时间，只好选择了当地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慧远小学。
这是一所被人诟病的学校。
2011年5月6日，有家长在网上发布了一个帖子《石景山慧远小学六年级学校恶意补课，有谁知道教委举报电话》，文中写道：“学校存在严重的恶意补课行为，补课费比学费交得还要多。不知慧远小学的教师上课时干什么去了……”
小雨的父母不会上网，也不知道可以向教委举报什么。小雨的母亲今年29岁，家在河南固始。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她帮父母照看弟弟妹妹，等弟弟妹妹一个个长大时，她已经过了上学的岁数，只好接着干活养家。
小雨的母亲在街上买了一张识字表贴在房间的墙壁上，孩子们站在沙发上就能够看到。她常常向小雨问起学习成绩，知道孩子成绩不大好，数学学不明白。小雨的母亲认为学校有很大的责任：“一个班就一个老师，什么都是这个老师带的。学校除了教室，其他什么都没有。”
小雨在慧远小学的开支也是家庭开支的大头。一学期学费1000多元，每个月还要交饭费和补课费共190块钱——将近一家六口人的月开支：容纳了小雨三姐弟、父母和奶奶的房间一个月月租是400块钱，自来水水费加卫生费每人16块钱，一罐煤气90块钱，电费1.6元一度，而北京市内的电费只有0.4元一度。
每个月2000多元的生活费全压在小雨父亲一人身上。小雨的父亲每天早上七八点出门，骑着收废品的三轮车，先把小雨送到学校，再去附近吆喝着收废品。中午回来睡个午觉，下午3点多再出去，偶尔也找到装修、建筑等零活儿。
小雨的母亲找不到活儿干在家看孩子。小雨的大弟弟正在上幼儿园，小弟弟只有一岁多。奶奶有时也出去收废品，大多数时间待在家帮忙做饭、看孩子。
尽管花了“巨资”才上了这所学校，小雨却不喜欢慧远小学。
“上课时，我说话了，老师就拿棍子打我的肩膀，疼。”正在接受采访的小雨一刻也不得消停，在不到20平米的院子里跑来跑去，一会凑近记者说上一两句话，一会和邻居家的女孩追追打打。“男生欺负我，老推我。”她摁住记者的录音笔，不想让这些话被录下来。
小雨羡慕弟弟上的学校——同心希望家园儿童中心。实际上，这也不是一所“正规”的幼儿园，而是由民间公益组织同心希望家园成立的儿童中心。
“非正规”幼儿园
创办儿童中心的同心希望家园，成立于2005年3月8日，是一个扎根流动人口社区、服务于妇女儿童及其家庭的民间公益组织，主要开展面对流动人口的爱心超市、儿童中心、三点半学校、图书馆以及家庭讲座等公益活动。
弟弟小尚今年5岁，在儿童中心上中班。从家步行到儿童中心只需十多分钟。
儿童中心位于北辛安一个胡同的尽头，落在一座公共厕所旁边。去年，因为拆迁，儿童中心不得不从石景山刘娘府搬到这里，从北辛安居委会处租得了这块地。
那时这里还是一片废墟，4个房间和空地堆满了垃圾和旧物。同心希望家园创始人马小朵和儿童中心的园长王玉兰及其他工作人员花了两个月时间，清理、打扫、铺地、粉刷，使其焕然一新。小小的院子呈三角形，其中有一棵老树遮阴。爱心人士捐赠的游乐园占了院子的三分之一，空余的地方就是孩子们活动、跳操的小操场。操场边上的墙壁画着小人和谜语，墙根下放着两个一组的小塑料桶——这就是孩子们的简易厕所。如果要上“大号”，就得由一个老师组织孩子们去园外的公共厕所。
5月16日是一个星期三，阳光明媚，北师大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像往常一样来到儿童中心带孩子们玩，实践着一套名为“非正规学前教育”的理论。
这套理论认为，非正规教育是在现代教育制度下一直存在的教育形式，是相对于由教育部门认可的教育机构所提供的正规教育而言。非正规教育主要是为失去学习机会的社会处境不利儿童提供教育服务。
北师大学前教育系教授张燕曾撰文指出，目前进入北京的农民工大多从事建筑、环卫、服务和小商贸等繁重微利的行业，其中，在农贸市场做小摊商的大约占到45%.北京现有数千个小市场，每个市场都有十几个、几十个学前儿童满地乱跑，家长往往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同时由于隔绝于城市和艰难的生活状态，他们也尚未意识到自己子女的学前教育需求。同心希望家园的儿童中心，便成为了张燕的一个实验基地。从去年10月份开始，北师大的志愿者每周三都来到石景山，对孩子们进行非正规教育。
伴着《喜羊羊和灰太狼》的音乐，中班小朋友在志愿者老师的带领下跳操，跳完操后又排队接水喝。休息了一会儿，一个志愿者带着大班的小朋友来到篱笆前表演合唱，另一个志愿者则带着中班的孩子站在篱笆外——这道篱笆，将小操场隔成了台上和台下。
“预备，唱！”在志愿者的指挥下，大班的孩子停止了嘻嘻哈哈，高声唱歌。曲罢，他们学着志愿者弯腰向观众致谢，像绅士、淑女一样。中班的孩子拍着巴掌给以回应，哈哈大笑。志愿者老师说了声“下去”之后，大班一哄而散，完全不听老师在后面大喊“轻一点儿！排队走！”
听完了合唱表演，和中班的孩子玩起了开火车的游戏。两个孩子面对面拉手举高，模仿山洞，其他孩子则排队经过山洞。小尚没有听老师的话排队，而是和另外一个孩子玩了起来。
开火车的游戏结束，小尚奔向了游乐园——游乐园的木马是他最喜欢的玩具。他骑在马儿上，用尽全身的力气摇摆起来，似乎不曾担心自己会从马儿上飞出去。
小尚上不了公立幼儿园，也交不起一般私立幼儿园的学费，儿童中心的收费是他的家庭勉强能够承受的——入园费350元，此后每月300元，包括书本费、伙食费等。
孩子长大以后……
对于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来说，在北京上学并非易事。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此时此刻正有一群家长，在每个月月底的周四来到教育部，争取非京籍孩子异地高考的权利。
他们住着北京城里自己的房子，开着自己的车，从事着月入上千、上万的工作。但他们孩子在北京的上学之路仍然坎坷曲折。网名为丁香花的一位家长在北京工作至今已经20年，没有北京户籍。她的孩子从出生到上幼儿园再到初中，都在北京公立教育机构。每一次升学，都令父母纠结万分。
2011年，孩子参加了北京的中考，升上了北京的高中，成绩优异。但是，他却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回老家山西的话，一方面，要么让孩子一个人回老家，要么举家放弃在北京的生活迁回老家；另一方面，即使孩子回山西老家参加高考，也将因为没有学籍而被列为社会生源，同等分数下高校将优先选择应届生，孩子也失去了参加名牌大学自主招生的机会。此外，北京与山西的教材不同，考试内容、范围也不一样。
每思及此，丁香花总在痛苦中徘徊。有时孩子控制不住失望的情绪，趴在床上嚎啕大哭。丁香花感到深深的内疚和自责，只能安慰他：“都是妈妈的错，不该离开户籍地工作，实在不行就是卖了房子，也送你出国。”
今年9月份，孩子即将读高二，丁香花倍感焦急。她参加了北京“教育公平”家长联合会——这是一个非正式的民间组织，为了解决随迁子女高考及录取权利而存在。
4月26日，月底最后一个星期四，丁香花和其他人一起来到教育部就教育公平问题相互交谈——这是家长们第23次来到教育部，呼吁尽快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也是第三次向教育部递交就“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政策”进行听证的申请书。
丁香花看到，教育部院子里的槐树又发了新芽：“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城市拒绝：无法融入的一群人
同心希望家园的马小朵见证了农民进城30年的历史，看着用功读书的龙龙，她感叹道：“流动儿童最大的问题就是，城市没有接纳他们。城市根本没有考虑过他们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这些孩子已经回不去了，孩子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
她经常能够感觉到自己心理的撕扯。1982年，从老家江苏溧阳来到北京，她住进了东单王府井后面的高干大院，给一户人家做饭。她记得从老家到北京的车票加起来是20块钱，鸡蛋5分钱一个，酱油5分钱一斤，公交也是5分钱。中学的学费是2块钱，书费1块2毛钱。她拿过一次奖学金，一共1块8毛钱：“就相当于免了学费！”
背井离乡的她，最初感到很新鲜。那对参加过解放战争的爷爷奶奶对她说：“我们革命了一辈子，还让你们这么受苦！”在他们的鼓励下，马小朵勤工俭学，准备回老家当一名英语老师。可是，当她拿到英语专业文凭回去后，却发现老家已经不缺英语老师了，只好继续在外漂着。
眼看16岁的小姑娘已经长到了22岁，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了，但马小朵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去家乡，却也留不了北京：“出来这么多年了，家里人都认为你是外边的人，父母也不希望你回去。很想回家，但回家后又觉得家不是你的。留下来的话，路在哪里呢？”
1985年，中央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一直在播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马小朵每天听着都哭：“他写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交叉地带的人’。村里人认为你是城里人，城里人把你当成村里人。”
1993年，在外漂泊了近10年的马小朵为了获得城镇户口，去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做销售。28岁和北京户口的丈夫结婚后，两人一直两地分居。1996年，女儿出生，户口随母亲，直到2003年北京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她和女儿才来到北京，成为了北京人。
有一次参加女儿的音乐公开课，看到首师大附中的女儿在有钢琴的音乐教室里接受正规的音乐教育，坐在旁边的马小朵觉得自己和女儿差距太大了。“看看社区里孩子什么样的学习环境，我觉得我对得起她了。要是没有北京户口的话，她肯定和这些孩子一样！看到这些孩子，我就觉得女儿已经很幸福了，我已经把她带到和北京人同一条起跑线上。”
经历了近30年的打工生活，马小朵清醒地看到，流动儿童的问题不是个人力量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政策的问题。“很难的。这是一个群体的悲哀。30多年了，这么大一个群体只是劳动力，城市需要的只是他们的青春和力气。除非靠自己，但成功的又有多少个呢？这样一种教育环境下，流动儿童靠上学改变命运的大门，并没有打开。”
1992年，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输出，提出了“输出一个，脱贫一家”的口号。全国各地县级妇联、劳动局组织劳务输出，也由此出现了一些劳务公司，政府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但是城市也一直在排斥他们，没有准备好接纳这群人，到现在还是这样。”马小朵认为，这代民工将比他们更挣扎。“我们那一代农民工还是想着回去，家乡大概的关系网还在。但是现在的民工，在家乡已经没有了关系网。”
她能做的，只是让民工的妻子在爱心超市挣一份工钱，让他们的孩子在厕所边的儿童中心接受非正规教育，在三点半学校有课桌写作业，在图书馆有书可看。她不敢告诉龙龙的奶奶，孩子上大学有多么的艰难，她只能找最好的志愿者，给龙龙补习落下的英语。
周五下午5点的北辛安开始热闹起来，放学的孩子们成群结队回家。马小朵忙着在北辛安小学门口发绘画邀请：“小朋友，你喜欢画画吗？周六上午到我们这里来画画好不好？”
不一会儿，一年级的学生也放学了，龙龙和六七个孩子一起回家。每路过一个小卖部他们都停下买点零食吃。
“龙龙，你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我爸爸是上班的，我爷爷奶奶是收废品的。”
小雨对于自己身份的回答也同样毫不犹豫：“我是北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