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立春。
气温虽然明显回升，熊华却感受不到多少温暖。
熊华是民营康复机构东莞市长安向日葵儿童康复中心（以下简称“向日葵中心”）负责人。数月来，为了给康复中心的孩子们保住一笔救助款，为了把康复中心“个体工商户”这个不伦不类的身份，改为堂堂正正的“公益社会组织”，熊华费尽了心血，终于感到身心俱疲了。
当前，对于是否从“个体工商户”身份转为“社会组织”，包括向日葵中心在内的众多民营康复机构都感到进退两难。
转，还是不转，这是个问题。
用熊华的话来说，就是“按照目前的政策设计，民营康复机构转不转都很难。不转正累死，转正则速死”。
1煮熟的鸭子差点儿飞走
壹基金项目资助是有时效性的。如果向日葵中心长时间不提供符合其要求的发票，已经到手的9.6万元，就要被收回去了
今年1月初，东莞“两会”期间，一篇题为《在东莞，想为残疾儿童提供点帮助为何这么难？》帖子吸引了众多关注。
发帖人就是熊华。他写道：在东莞，如果不幸家有残疾儿童，只能叹命苦，因为很难得到政府的救助。我们不等不靠，积极开展自救，到处化缘，好不容易筹到一点来自民间的救命钱，却还要被当做“营业收入”征收税款。不仅如此，一些政策门槛，也在无情地剥夺这些家庭得到民间救助的机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去年11月，深圳市启动了名为“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的自闭症儿童关爱救助项目，民间公益组织深圳壹基金决定出资240万元，用于华南地区自闭症儿童关爱救助。
经申请审核，东莞两家民办儿童康复中心获得了项目组认可，向日葵中心的37名残疾儿童由此可获得救助9.6万元。
熊华与向日葵中心孩子的家长们，着实为这笔钱高兴了好一阵子，因为这是该中心第一次获得的较大金额社会资助。
在这以前，因名分原因，该中心从未公开发起过任何形式的募捐活动。一些媒体人士和社会爱心人士曾以个人名义进行零星捐助，金额从数百元到千余元不等，熊华要么婉拒，要么让对方把善款直接送达被捐助者本人。
然而，好事多磨。
根据协议，深圳壹基金要求向日葵中心提供发票，用于会计结算。但一直以“个体工商户”身份存在的向日葵中心，根本无法像官方公益团体那样申领公益捐赠票据。要获取发票，向日葵中心必须先将受捐款目以“机构营业收入”为名向税务部门交税。按6%的营收税率计算，中心要缴税5000余元。
5000余元，对向日葵中心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何况，为善款交税，从道理上似乎也说不过去。
在多次与民政、税务等部门交涉无果后，熊华决定，自己出钱，为受助家庭申领地税发票并垫付税金。但即便如此，事情进展得依旧不顺利。
按照项目资助方要求，发票还需注明“捐赠款”字样。税务部门以“救助款无需缴税，而工商身份又不具备免税资格的康复中心与资助方无劳资关系”为由，拒绝向熊华提供除“营业款”之外的任何形式的发票。
壹基金项目资助是有时效性的。如果向日葵中心长时间不提供符合其要求的发票，已经到手的9.6万元，就要被收回去了。
最终，熊华想方设法保住了煮熟的鸭子，但也累得够戗。
2身份啊，身份
熊华向长安和虎门等镇的学校、机关等企事业团体派发了百余份“与孩子一起过节”的邀请函，最终全部石沉大海，无一回应
熊华是两名自闭症孩子的父亲，他通过自学积累了丰富的自闭症儿童康复经验。2009年底，他决定自筹资金开办一家公益性的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多方咨询求助，却始终找不到主管部门挂靠，他只好在第二年初将向日葵中心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注册。
这个“个体工商户”身份，使向日葵中心命运多舛。
由于资金有限，向日葵中心起步低、规模小，设施简陋，师资不稳。
尽管提供着与官方康复机构类似的公益服务，向日葵中心却得不到政府的政策和资金帮扶，甚至连基本的免税、减税待遇也无法享受。开办不久，该中心就收到一纸来自地税部门的缴税通知。
向日葵中心几次试图在公共场合开展自闭症免费宣传，都被政府部门提前叫停。
一些公益团队、志愿者组织，也以机构身份不合规定为由，拒绝向日葵中心提出的服务交流与合作请求。
去年“六一”前夕，借鉴北京等地康复机构的做法，熊华向长安和虎门等镇的学校、机关等企事业团体派发了百余份“与孩子一起过节”的邀请函，最终全部石沉大海，无一回应。
与熊华私交甚好的某公办小学校长解释说：“你们不是官方社会团体，一起办活动不合适，出了问题我们担不起。”
去年10月，东莞市民政局举办首届公益创投活动。熊华认真准备了一份创投方案，并在第一时间提交了申请，但第一轮便因“身份不合规定要求”被拒绝受理。
此事对熊华刺激很深。他说：“因为没有身份，他们甚至连我们的方案看都不看一眼。”
对外，身份问题令向日葵中心尴尬；对内，身份问题同样折磨着这个中心，导致其师资引进缺乏保障，经费来源单一。
与其他民办康复机构一样，向日葵中心除服务收费外，几乎没有其他资金来源，长期处于亏损边缘，很难谈得上积累与发展。
从2010年4月开始，熊华一边在各种场合向民政、残联等部门面陈身份的苦恼，一边向东莞市主要领导写公开信，还频繁在网上实名撰写文章呼吁社会关注，所有内容都全部指向民办康复机构因身份问题而面临的种种困境。
3意外的转机，看上去很美
一时间，全市民营儿童康复机构的负责人都觉得“春天终于来了”，同行见面都在谈机构转正问题
熊华的困境在去年6月出现了转机，起因是震惊全国的“韩群凤溺死双胞胎脑瘫儿案”。
该案宣判前的十余天，东莞市副市长成洪波出现在南城一家民营儿童康复服务中心实地调研。稍后，他又召集多个民营儿童康复机构负责人座谈。
熊华参加了此次座谈会，对会场上政府各部门的表态和承诺至今仍记忆犹新：“他们当时说，场地租金政府埋单，每个孩子有补贴，每个老师也有补贴。”
就在座谈会召开的同一天，《东莞市关于申办扶助民办非企业性质残疾人服务机构资质的实施方案》（草拟稿）出台，该方案首次明确了解决民营康复机构身份问题的具体办法。
就在座谈会召开那个月底，东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还召开了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首次将扶持民办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列为工作重点，并确定了两种扶持方案：一是提供场地，以低租或免租的形式扶持民办机构；二是与民办机构合作，直接参与服务机构的经营管理。
这一切，似乎都是大好消息。但熊华在一段时间后才如梦初醒地注意到，上述方案和会议，都在帮扶民营康复机构问题上提出了同样的前提条件，即要先对机构进行考核，再根据考核结果进行帮扶。
虽然如此，走向似乎是光明的。
去年8月中旬，东莞民间组织管理登记政策出现新变化，官方宣布，将对服务性社会组织登记进行“松绑”，办组织找“婆婆”的时代要画上句号。
成洪波副市长也明确表态，民营康复机构可以以社会组织的名义注册登记。位于大岭山的星儿智康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首个提出了转正申请。
一时间，全市民营儿童康复机构的负责人都觉得“春天终于来了”，同行见面都在谈机构转正问题。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又给刚刚燃起的这股“转正热”当头浇了盆冷水。
4彷徨无计，进退两难
“我们需要的是治病的药，但目前政府似乎只是给了一片镇定剂”
好景不长，上述星儿智康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转正受阻的消息，开始在民营康复机构间传递。该中心在申请转正过程中，有部门认为其场地有问题，该中心因此搬家。但又有部门说，新场所楼梯不合规定。
该中心负责人陈女士不堪折腾，无奈宣布“放弃转正申请”。
此时，熊华正在为向日葵中心做着转正前的资料准备，陈女士的遭遇让他有点不知所措，不少机构的负责人也纷纷陷入了犹豫和观望。
熊华说：“不申请还勉强能继续运作，一申请就反而要关闭了。”
熊华发现，政府提出的考核，一直都没有具体执行，以考核为前提的帮扶举措也就不可能有实质性进展。政府围绕帮扶设定的条件，大多是限制性的门槛，“其中最核心的有两点，‘硬件赶上去，收费降下来’”。
熊华觉得，这些先决条件会成为转正过程中“压死民营康复中心的一根致命稻草”。
按照政府设定的标准，民营康复机构转正首先需要硬件达标，其中消防、卫生等红线更是不容降低丝毫标准。但原本在经济上就孱弱不堪的民营康复机构，如何能单方面承担巨额的资金投入？
对向日葵中心来说，“光是场地改造一项投入就至少要50万元。我们哪儿能找到这么多钱”？
至于收费，公办康复中心的免费服务，与政府在场地、设施以及人员等所有构成全额投入是相挂钩的。但民营康复中心如果一味强调低收费，将会加速其走向死亡。
向日葵中心每个月需支付教师和工作人员（27名教师，2个阿姨）工资7万元左右，场地租金1.3万元，水电等生活费开支约1.2万元，办公及教具折损平均3000-5000元，工商税收定额500元。此外，还有卫生、治安管理费等。按照目前每个孩子每月2500元的收费标准，只有超过40个孩子，才勉强维持中心收支平衡。
熊华说：“现在的收费标准并不高，我们想收高也很难，必须要考虑到残疾儿童的家庭支付能力。”
当前，处于困惑之中的，不只是向日葵中心，众多民营康复机构都对转正问题进退两难。
民营康复机构樟木头聪明兔儿童康复中心负责人林峰如此评价政府的转正政策：“我们需要的是治病的药，但目前政府似乎只是给了一片镇定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