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20峰会”期间，一名男子扮成死神的样子，抗议人类对地球生态的破坏。 （CFP/图）
缺乏政治互信、缺乏有效的多边环境治理机制、缺乏果敢的政治领袖，这一切让20年的历史轮回，让本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注定“体面地”失败。
里约热内卢时间2012年6月19日，距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即“里约＋20峰会”正式召开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会场内的安检工作陡然严格了起来。从这天开始，包括中国总理温家宝、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内的一百多位政府首脑将陆续抵达里约。
大会现场“里约中心”，本该在早、中、晚时间举行的磋商会议大多临时改为了闭门会议，6月19日凌晨，基于三天前发布的第一稿“巴西文本”，主办国巴西再次拿出一份经过磋商的大会文本，这份文本将成为6月20日至22日各国首脑讨论的基础。
大会命运最终几何，将取决于各国代表对于这份文本的接受程度。
“在这个53页的文本中，一共有283段文字，其中只有6段是以‘We are committed to’（我们承诺）开头，”voluntary“和‘voluntarily’（自愿的／地）这样的字眼出现了13次，”在现场的绿色和平公共政策主管雍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道，“没有任何具体的目标和时间表，这将是一份执行力非常弱的共识。”
伴随着首脑峰会的临近，经过三轮非正式磋商、三次预备会议以及无数小组磋商会议“洗礼”的各国谈判代表们已经尽现疲惫。“最后这几天的时间里，我们把文本弄得一团糟，”场内一位谈判代表赌气地说，“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海滩晒晒日光浴。”
与沉闷甚至有些绝望的大会相比，十几公里外，里约城市最东端Flamengo的海滩，来自全球的非政府组织和巴西当地土著部落成员正在召开“人民峰会”，与里约中心的大会唱“对台戏”。
“20年前，我是为了我自己的未来在奋斗；今天我是为了我孩子的未来而奋斗！”曾在20年前里约“地球峰会”上用演讲让世界沉默了5分钟的加拿大女孩铃木瑟玟再次来到里约。如今，铃木瑟玟已经是一个两岁孩子的妈妈，她站在台上说，“20年过去了，一切都没有改变。”
更多当地的巴西人民则簇拥在玛丽娜·席尔瓦，这位被称为“森林之女”的巴西前环境部长的身边，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却因为此前默许了一项热带雨林砍伐的法案，被人们画成讽刺的漫画，在场内四处散发。
“政治家们，你们听到人民的声音了吗？”热情的非政府组织人士在现场发出这样的呼声。
履约：4比90
20年前，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常称作“地球峰会”）先后达成了包括《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等在内的三项重要文件，以及两个公约。“地球峰会”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被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两个重要的标志性会议。
“如果说斯德哥尔摩大会将环境保护的概念第一次提上各国政府日程，那么‘地球峰会’则搭建好了通往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机制和框架，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履行。”从1976年开始就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环境会议、现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特别协调员的王之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道。
20年后，人类履行情况如何呢？
2012年6月6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里约发布了名为《全球环境展望5》的报告。报告显示，全球90项重要目标中只有4项取得了显著进步，40项目标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鱼类种群破坏与退化，气候变化与干旱等24项目标几乎停滞不前。还有8项目标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情况还在继续恶化。
“1992年，我们还在严厉地批评当时的努力做的不够；讽刺的是，20年过去了，我们还要回头来保护当年的成果。”创绿中心总干事卢思骋说道，“如果把20年前的地球峰会作为一个标志，今天的我们倒退了很多。”
谁最有钱，就去找谁？
6月14日下午5点，77国集团（发展中国家集团）将正在进行的一场磋商会“叫停”。77国集团谈判代表表示：若不在“行动措施”（包括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的谈判上有所进展，他们将拒绝进行绿色经济的“小组磋商”会议。
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次谈判场内的“罢谈”。
“从最后一轮的非正式磋商会议开始，发达国家就开始系统地试图‘稀释’自己此前做出的资金和技术转让承诺，发展中国家的绝望与日俱增。”发展中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南方中心执行主任许国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道。
其实，资金支持并非新议题。早在1992年的“地球峰会”上，就提出发达国家每年应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0.7%来援助发展中国家。
20年过去了，这一承诺却一再落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大会上，以“行动”为主题拟定了包括资金支持在内的长达65页的执行计划后，仅仅不到一年，官方开发援助（ODA）就从1992年的583亿美元下降到2002年的最低水平——487亿。
“一再做出承诺一再落空，发展中国家选择不再相信。”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欧洲执行主任马克·哈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道。
而发达国家的角度如如今也面临着与20年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势：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你看看谁最有钱，你就去找谁。”谈判场内，一位欧盟代表在回应77国集团提出进一步加大资金资助的要求后，干脆这样回应道。
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以及发达国家不履行所做出的承诺，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不仅没有弥合，反而愈来愈深。这也直接导致了在此次大会提出的绿色经济、体制框架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三大新议题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严重的互信问题。
以“绿色经济”为例，从2010年发达国家提出概念，直到2012年6月2日第三轮非正式磋商结束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仅就“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工具”达成了一致，而在绿色经济“可衡量的指标”和“可操作的机制”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当现有的经济政策给环境和社会带来了诸多负面的影响，重新设计一个绿色的经济，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包括马克在内的很多学者极力拥护“绿色经济”的概念，但谈判场内严重的互信缺乏，使得“绿色经济”概念又流于了冗长的政治博弈。
“发达国家的意图是以绿色经济取代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没有涵盖社会公平、历史责任的维度，很容易滑向利用环境保护作为贸易壁垒。”卢思骋说。
“一项实际行动抵得上一打公约”
当所有代表在谈判文本上字斟句酌之时，不禁让人想起已故加蓬总统邦戈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一项实际行动抵得上一打公约。
如今的现实正是：越来越多的公约，实际执行却少之又少。也正因如此，此次峰会将全球环境合作的体制问题作为核心议题之一。
“因为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可持续发展执行机构，其他包括WTO、双边贸易以及投资协议、金融自由化等议题才会凌驾于环境和社会发展至上。”许国平说。
6月20日至22日，在目前各国首脑紧锣密鼓讨论的文本中，已经提议建立一个全球政府间高级别政治论坛取代在1991年成立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
而在本次会议上热议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改革问题，并没有出现很多国家期待的将其升格为“联合国特设机构”的字眼，而仅仅强调了“加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能力和声音”。
“听起来这样地耳熟。”马克无奈地说。几乎同样的字眼出现在1992年地球峰会所达成的共识文本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地位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而也正是在199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建立。
事实上，在推进全球环境议程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一直面临着尴尬的角色定位和地位。
1992年地球峰会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不断被边缘化。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三大公约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以及荒漠化治理都各设秘书处，成为平行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机构。
“儿子长大了要分家，分家完就要平等对话，”王之佳比喻道，“本来已经复杂的联合国系统，又需要成立一个环境管理小组，来负责协这些机构的协调工作。”
历史无情地轮回着，二十载之后，不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地位没有得到任何改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也即将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被新的机构所取代。
“变化（联合国改革）显然不会在这里发生，但我们走得太慢了，终会承担后果。”联合国大会全球可持续发展高级别专家组（GSP）成员科斯塔考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道。
谁是带头大哥？
6月19日凌晨，当文本最后确定，前排的各国政府代表席位上响起掌声，而在后排的非政府组织席位上却传来一片嘘声和喝倒彩声。
“各国首脑们显然不会容忍大会崩盘，最后达成的结果将非常的空泛，缺乏实际内容。”马克失望地说。
参加过1972年斯德哥尔摩峰会的马克不无怀念地提起当年主办国瑞典政府的“果敢和周旋的外交能力”。
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扮演这一角色的是瑞典。20年过去了，谁是如今的带头大哥？
曾担任1992年地球峰会预备会议主席、现任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的许通美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也承认：20年间，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的国家之间更为相互依赖，但利益分化也更为严重。美国面临着经济危机之后的复苏和即将到来的大选，欧盟则在试图重建人们对于欧元的信心。
“旧秩序在消失，新秩序还没形成。”纽约市立大学的国际政治教授托马斯·维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道。
托马斯眼中的新秩序则指向了基础四国（包括中国、巴西、印度以及南非）这些正在崛起的大国。
然而，谈判现场内的非政府观察员却发现，在6月13日至15日召开的准备会议中，中国代表团没有做过一次发言，哪怕在77国集团内部的发言也寥寥。
“如此做的背后可能是中国代表团避免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避免在‘责怪’游戏中丧失了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的机会。”雍容分析道。
“中国有着对于可持续发展最强有力的承诺，但这股力量目前并没有转化成强有力的国际领导力。”马克说。同样，被寄予厚望的基础四国并未形成统一的政治立场并施加影响。比如，印度更关注贫困和发展；巴西在森林议题上更强硬；南非更难做出更多的表率。
“我已经花甲之年了，回头来看，从事了大半辈子的环境外交工作，回国后却发现环境还不如几十年前，这种失落感是旁人难以体会的，”电话那端，王之佳有些激动地说。
20年，几乎是一代人的出生、成长时间，下一个20年地球会如何，对于全球更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人们来说，现实非常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