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部分学校新生秋季入学时需自带课桌上学的情况，湖北麻城市政府日前决定，在地方财政原已投入400万元的基础上，再筹措500万元专项资金，同时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开展“健康课桌”认捐活动，以便在未来两个月内为全市所有学校配齐标准化课桌，结束学生自带课桌上学的历史。截至9月7日，该市党员干部已认捐26万余元，为学生购置新课桌。
民有所呼、官需有所应。对于“小学生扛课桌”上学事件，麻城市政府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增筹资金，并作出“一次性解决课桌椅问题”的表态，应该说是值得赞许的。但有无必要号召党员干部认捐却值得商榷：填补区区4.5万套课桌椅的缺口，难道也超出当地财政的承受范畴，需要党员干部赞助？短短几天内就认捐到26万余元，其中是否存有行政强制？
诚然，如今公众对于官员庞大的灰色收入多有不满，诸如“多抓几个贪官，买桌子的钱就有了”的言论在网上更是俯拾皆是。但这些并不能成为政府将本应由财政承担的公共责任，以“认捐”的形式部分转嫁给党员干部的理由。更何况，捐款的对象并非总局限于党员干部，多数时候均辐射至普通大众。至于捐款形式，也是强制多于自愿。譬如不少地方每年举行的“慈善一日捐”就是典型的强制性捐款，不仅强制，连什么级别捐多少钱都“明码标价”。难怪不少网友吐槽：这是“被捐款”、“被自愿”。
从天灾到人祸，北京大水到此次麻城购置学生课桌……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患上了过度依赖社会捐款的毛病，喜欢动辄呼吁甚至强制公众捐款集资。不得不说，这种做法由于混淆了政府责任和民间慈善之间的边界，往往会给外界留下政府推逃责任的负面印象。
更需要强调的是，民间慈善作为基于人道主义的个人行为，从来都只能充当配合、补充政府力量的“辅助角色”。事实上，即便在公民社会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政府也不可能以专业性组织“堪当大任”为由，放弃自己在抢险救灾、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主导性作用。毕竟，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是民众让渡权力以创设政府的根本目的。何况，经过多年财政收入的两位数增长，目前我国大部分地方的政府都并不“差钱”，这也是为何我们频频看到一些贫困地区修白宫、建豪华办公楼的原因所在。
真正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究竟应该如何使用手中的钱，是砸5个亿建座华而不实的“移民公园”，还是为学生添置紧迫需要的课桌椅？这个问题若不想清楚、弄明白，甚至一边一掷千金建造各种昂贵的形象工程，一边又哭穷强调自己是贫困县，伸手向公众要钱认捐，那么只会进一步加剧政府的信用危机，削减公众的慈善热情。相比所占的区区4.5万套课桌椅的“便宜”，“捐款依赖症”付出的代价无疑更大，一点都不划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