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梦幻
如果你在公益领域工作，经常参加各种会议，那么你很可能会听到这样一句话——“现在公益行业不缺钱。缺的只是好项目和好团队。”
这句话之所以被很多次提到，不是没有原因的。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增长，我国慈善捐款的总量也在不断增加。据中民慈善捐助中心的《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接收国内外各类社会捐赠款物332.78亿元，筹集彩票公益金463.33亿元，合计筹集公益慈善资金规模总量超过786.11亿元。到2010年，中国慈善款物捐助总额就达到1032亿元。
单从数字来看，这意味着每个中国公民每年要捐80元，每个月捐7元左右。如果以全国存在300万个NGO这个数字来计算，每个组织每年可以得到3.4万元的捐助。虽然这笔钱数额不大，但对于很多草根NGO来说，依然是一笔不小的进项。要知道一个NGO的专职员工月薪常常不过2000元，还没有各种社会保险。而且很多NGO只有一个专职人员。因此，这样的社会捐赠水平，理论上足够支持大部分社会组织生存下去。更让人乐观的是，中国的公益捐助数字不断递增。2005年，全社会总募款30亿，2006达到100亿，2007年300亿，2008年由于 5.12 地震，更是达到了1000亿。
这种火箭式的增长速度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我们的公益事业还刚起步，离发展到成熟，还有极大的差距。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第三部门支出占GDP的比重大约是6.9%，而中国目前的第三部门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0.7% 左右(2003年数据，数额约为865亿元)。在吸纳的就业人口方面，据2001数据，在美国NGO吸纳劳动力为1250万人，占美国总就业人口的9.5%，2005年数据，法国15.5万家社团共雇佣了180万工薪者，占法国总就业人数的6.3%。而我国NGO在2003年时提供的全职就业岗位(含志愿者)约为83.9万个，仅占全国经济活动人口的0.38%，占服务业就业的1.34%。
这样巨大的差距，意味着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有些人认为中国NGO“大有可为”，也正是参考了发达国家的第三部门发展水平，相信中国也会迎头赶上，有朝一日接近这样的水平。如果第三部门支出真的达到美国的比例，按2011年中国的GDP总量45.8万亿元算，整个第三部门的盘子就会有3万亿元。摊到300万NGO中，每个机构会有每年100万的资金流入。这笔钱足够NGO的从业人员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不至于如此穷弊，租不起办公场所和活动场地，供不起专职员工。到那一天，整个NGO行业，一定会和其它社会行业一样，展现出巨大的活力和吸引力。
现实很骨感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如果你真的来到公益领域工作，你就会发现，说这句话的人，总是那么几个。与真正一线服务的草根NGO或一些非公募基金会进行深入沟通之后，就会发现：钱，实在是太少了。
根据《2011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的数据，2010年，只有1.3%进入慈善会之外的社团、民非和福利院领域。而这些社团、民非与福利院，大多都与政府机关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真正的草根NGO，大量没注册的机构，特别是处在通讯、交通不便的三线城市中的NGO们，都未被恩泽。
不仅是草根NGO，这一情况甚至也在基金会中普遍存在。
根据《2011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10年，有一半的基金会没有捐赠收入。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非公募基金会每年从事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如果年年都如此惨淡，那么不到10年，这些基金会的资本就会缩水过半。
除了社会捐赠之外，NGO还有其它收入来源吗？据清华大学抽样调查显示，草根组织资金来源所占比重主要为：企业捐赠31.3%，政府资助24.9%，会员费20.4%，个人捐赠6.6%，而服务性收入微乎其微，仅为6%左右(1998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在42个国家进行的民间组织国际比较研究项目结果显示，民间组织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服务性收费和政府资助。其中，服务收费占总收入49%、政府资助为40%、慈善捐赠所得仅为11%。
在美国，公益组织的经营性收入被整个社会所认可并支持。比如在活动时卖点礼品，帮助商业公司做做营销等。但在中国就很困难。很多人的印象中，公益就应该是不计回报的单纯奉献。一旦经营就与商业无异。所以短时间内，中国NGO的收入结构，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善。同时，中国NGO的分工水平和专业水准又十分低下，能提供的优质服务十分有限。因此虽然价格十分低廉，但依然乏人问津。
捐赠拿不到，服务少有人买，草根NGO的缺钱状态，也不可能得到快速有效的缓解。
而公益组织需要钱，正如野草需要水源一样。虽然水不是一切，但没有水就无法生存。中国公益组织并非如广大公众所认为的那样，有了钱才来做公益。恰恰相反，很多组织的创始人和主要成员，不是在功成名就、衣食无忧时才去做公益，只是看到某事“非做不可”而来从事这个事业。这种火热的理想，一脚踢到现实的铁板时，所感受到的伤痛，实非语言所能描尽。
野草虽然生命力强韧，如果无根，也活不久长。
草根NGO，有草无根，只靠创业者的一腔热血，自己贴积蓄，自己花时间。这样的热血浇灌，能繁荣几个春天，着实不可预料。那么，如何找到“根”？
“户口”
首先是解决NGO的“户口”问题。现在NGO管理适用的登记条例，不论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还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都是1998年颁布实施的。已经过去了14年。一个条例要“暂行”14年，怎么说都“暂行”得太长了吧。
何况今天的社会发展，与14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原来《条例》中的双重管理体制，应该尽快变为单一管理体制。NGO只需要在民政部登记注册就可获得合法身份，不需要再找一个挂靠单位作“业务主管”。现在所谓的“业务主管单位”其实是一个玻璃天花板，看看没问题，其实没可能。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愿意“多此一举”来承担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来做NGO的主管。所以大量NGO只能长年累月地“非法”运营。登记制度的另两个原则，属地化管理原则和非竞争原则，同样也是NGO身份难以逾越的门槛。属地化管理是指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分别由全国、省、市、县四级进行登记，在登记范围内开展活动，并不得设立地域性的分支机构；基金会实行全国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二级登记。比如你的NGO在广东注册为“广东某某扶贫基金会”，那你就只能在相对富裕的广东扶贫。而非竞争原则，是指同一行政区域业务范围相同或相似的组织(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被视为没有必要成立。比如浙江省教委下面已经成立了一个做儿童教育的协会，是政府的“亲儿子”。那你就别想再注册同样类型的协会，即使你做得比他们更好，效率更好，也没戏。
事实上， NGO的“审批登记”制度并不是必须的。审批通过才能获得法人资格的办法，是一种“不说行就是不行”的制度。给申请人和审批人都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审批的过程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导致大量NGO只能做“黑户”。目前，估计全国有NGO共300万，但大约只有43.9万注册在案(据2010年数据)。这些高门槛不仅不能加强管理，而且增加了不良或者冒牌“NGO”鱼目混珠的机会。
在英美等多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不说不行就是行”的备案制度。公民只要愿意成立NGO，就可以向政府机关提出申请，备案为法人实体。备案期间，如果受理机关确认备案材料真实有效且合乎法律规定，没有提出异议，那么申请的法人身份在法人章程备案时就自动成立。这体现了公民结社的自由。其实，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明确承认公民的结社自由(宪法第35条)，这一条也明确地写在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开篇。从原则上来说，我们的NGO也应适用备案制度而不是审批制度。
“粮票”
在这种严格的审批制度控制下，大量NGO只能以工商企业的方式登记。这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在西方很多国家，营利的企业和非营利的社会组织一律注册为公司。只不过，非营利组织可以申请登记为免税组织。这在美国，是由税务部门根据专门条款审查，在英国，则是由专门的独立监管机构慈善委员会审定慈善号。一旦审查通过，就可以享有免税资格。社会组织募款则更是只需要在募捐之前进行备案即可，没有什么“公募”、“私募”的身份限制。政府部门对未知NGO的注册充满疑虑，我们姑且可以理解，但是，对那些已知的、经过审核确认没有问题的法人，总应该给予其相应的优惠吧。
还有，对有捐赠行为的企业和个人，现在的政策到底是鼓励还是限制？真让人看不懂。2008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把企业捐赠的免税额度，从年度利润总额的3%提高到了12%。这对有捐赠意愿的企业，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然而，《企业所得税法》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却没有太多放松。《企业所得税法》只把“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作为免税收入。而“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依然被归入须纳税范围。这就在原则上不支持非营利组织进行投资经营。相比之下，美国私立基金会的净投资收益，只须交纳 1%-2%的消费税。在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非营利组织的投资所得是否要交税，通常取决于收入是否用于公益，如用于公益，一般免征基金会所得税。而在我国，不管你是不是用于公益，营业收入都需要和企业一样交纳高达25%的所得税!2009年11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 《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和《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强调对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要进行认定管理。于是就像所有“现官不如现管”的部门法规一样，这两个规定把非营利组织投资收入的免税之路实际上掐死了。为此，南都、友成、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24家基金会负责人联名致函财政部部长和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希望取消这样的“恶法”，保障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权益，给非营利组织以真实的优惠。
“福地”
有关政策的改革，已经喊了十多年，但什么时候能得到改善，还没有眉目。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强调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提出要重点培育、优先发展经济类、公益慈善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城乡社区社会组织。但不知道会不会有实际的成效。
作为草根组织，也许不妨先找找哪里适合生存。广东省，也许是个“落草”的福地。2005年，广东省在行业协会范围内实行了双重管理体制改革，把需要对口业务主管单位事前审批的方式改为直接登记体制；深圳随后将之扩展到工商服务、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等更广领域。2012年5月1日颁布的《广州市募捐条例》允许广州地区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非营利的事业单位(特别是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或者赈灾领域)，经申请取得募捐许可后，可在许可范围和期限内开展募捐活动广东的改革，一来和部省的协议有关，二来和广东的传统民风有关。不知道像广东这样的省市，会不会越来越多？希望这些“福地”的NGO，迎来改革的春天吧。
“源泉”
法规政策虽然影响深远，但要等政府的改变，还是太被动。在现有的框架中，草根NGO是否有改进的空间呢？
很大程度上，要看资助型机构的态度。
目前，愿意资助草根NGO的，只有少数几家有强烈行业使命感的基金会(如南都、友成等)和为数不多的一些境外机构，如乐施会、福特基金会等。他们资助草根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低价高效地完成慈善项目，而主要是培育第三部门，建设公民社会。相比之下，大部分基金会没有这样的视野。大量基金会是运作型的，追求效费比。它们的项目即使要发包，也多愿意包给政府和企业。因为草根NGO的执行能力和所有资源，都要低于政府和企业。5.12地震后，清华大学邓国胜教授发现80%的捐款回流到政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基金会中心网提供的数据中，目前对草根组织进行过资助的基金会不足50家。这些基金会大多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资助的方向主要是教育、医疗、安全、扶贫等领域，资助的机构多为一些成熟的执行机构。这与中国近2300个基金会的总数相比，简直是凤毛麟角。相比之下，境外机构对草根的支持比例就要高得多。因为他们知道，正是因为草根的能力不够，才更要支持他们发展，而不是一味只图省事，把钱都投给政府或企业。
但是，境外输入的“洋奶”并不保险。境外机构的资源正在逐渐减少，“洋奶”面临断绝。
所以，中国境内的基金会，加入资助草根的行列来提供“母乳”，在当前非常重要。
有一些组织，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比如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联劝)，把草根的需求与基金会的宗旨结合。这样的基金会，避开了草根组织目前无法向公众募款的法律困境，使得草根得以通过一个公共平台，获得社会的支持。还有NGO的“深交会”(现为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等交流活动，也让资助者和受助者面对面交流，促进了NGO与基金会、企业的互动。
草根NGO与需要帮助的人群关系最密切，如果他们不繁荣，中国的公益生态，终究是缺乏活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