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老师给社区居民开展知识培训。
没有太多的坊间渲染，深圳市第一家社区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日前在宝安区明星社区海裕悄然挂牌成立。这是一次社区民间组织“去行政化”的先行先试。
根据制度设计，海裕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作为社区现有社会组织的管理、协调与服务单位，统筹、协调、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开展社会建设活动，调研、培育、发展与居民实际需求相符合的新的社会组织，协助、代理、跟踪新的社会组织的申报工作，实现“民间组织管民间组织”。
随着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诞生，“民间组织指导协调委员会”――在海裕存在已久、海裕18个社区组织的原行政主管单位，随之淡出海裕的历史舞台。
这次挂牌行动又是一场具有先锋意义的基层行政机构“自我革命”进程的重要里程。
在酝酿成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之前，海裕社区社会组织经由行政化发动与指定领导人阶段后，开始进入民主选举领头人的自治阶段。从掌控到有限度放手再到近日的“去行政化”举动，幕后策划者正是一手扶持社区社会组织的社区工作站本身。
明星社区
作为海裕社区工作站站长，王永生服务的是一个不同一般的明星社区。
位于宝安中心区核心位置的海裕，成立于2004年7月，面积3.9平方公里，人口超过6万。与宝安诸多社区城中村与商业楼盘混杂的景观有别，海裕社区内几乎清一色高档商业楼盘，城市化走在宝安前列。
在这样一座高度城市化的社区，王永生摸索出了一条独具海裕特色的社区和谐建设路子。
海裕在深圳率先成立了社区服务中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专业社工机构，提供青少年服务、家庭妇女儿童服务、助老助残服务、义工服务四大类专业化服务，构建起跨部门、综合性、专业化的非行政性社区服务新模式。
海裕居民志愿服务相当发达，社区成立了爱心大联盟，组建了驻社区单位17支义工队，吸引了1764名居民志愿者参与社区建设。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是，在社区工作站的培育下，海裕成立了18个社会组织，服务内容从象棋、书画、自驾游到环保、创业就业帮扶及慈善帮扶，成员超过1400名。
去行政化
今年5月，王永生萌发了让海裕的社会组织“去行政化”的念头。
这个念头的引子是今年4月25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该方案中提到，“淡化社会组织的行政主管、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简化社会组织的登记程序”。
政策嗅觉敏锐的王永生立即从字里行间嗅出了让他兴奋的东西。
“降低登记门槛、简化登记程序，这两项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淡化行政主管方面，海裕却大有文章可做”，全程参与海裕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组建与登记注册的工作站工作人员古清明告诉记者。身材高高壮壮的古清明参与了海裕诸多创新性社区工作，经验丰富，是王永生的得力干将，大家都喜欢称呼其“古老师”。
古老师对当下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有自己的看法，“社会的构成应该是政府、社会与市场，但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社会这一块比较薄弱，社会组织大多成了政府的一条腿，以配合行政工作为主，缺乏自主性与独立性”。
大环境如此，海裕社区也不例外。前些年随着海裕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社区工作站成立了民间组织协调指导委员会，作为社会组织的行政主管单位，“一是指导与规范社会组织的发展，二是协调这些组织开展社区建设活动”。
但行政主导已然与当下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相悖。经过与宝安区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科有关人士的协商，新的组织被命名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中心主任由海裕社区服务中心主任蒋雷担任，而后者很乐意接受这一职务。“社区服务中心自身也有孵化社会组织的职能，因为服务一个6万人的社区，仅凭中心的10多名社工，远远不够，必须借助社区组织的力量。”蒋雷说。
自我革命
比之于“去行政化”尝试，海裕在前期为给社会组织松绑而开展的一系列工作更具标本意义，颇有些“自我革命”的味道。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成立最初，工作站以兴趣为切入点，发动社区居民成立各类协会，但协会的“头儿”由工作站的工作人员担任。“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和指导，这是一种思维定势”，王永生并不讳言这一点。
工作人员充任社区组织队长，在短期内的确发挥了不小作用，但后劲必然不足，因为组织在接受行政指导管理的同时也失去了自主性，王永生很快便发现了这一点。
改革由此酝酿破题。
社区工作站开始考虑放权，具体手法是，从社区各个协会中选拔各支队伍的领导人，但人选仍以工作站相中的人选为主。
指定人选，这是改革初期很常见的举措，依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社区社会组织独立自主的问题。
改革需要继续推进。具有实质意义的举措是在2011年底，海裕社区各类社会组织开始对领导人实行民主选举，而社区工作站作为指导者与监督者，保证选举工作的公正公开。
在今年夏秋之交这场去行政化尝试到来前，海裕社区民间组织已经真正具有了“社会”的属性，开始了独立运作，尽管行政主管单位“民间组织协调指导委员会”还存在。深圳市一位长期观察基层自治与民主化进程的人士如此评论：“从行政主导到制定领导人选，尝试民主选举，再到去行政化努力与服务中心构建，海裕社区组织短短数年的足迹，浓缩了体制背景下基层社会组织发展演进的完整路径，其对基层民主与社区共治的探索同样具有样本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