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人为设置入学障碍的城市学校，还是被测智商的外来工子弟，都不是这场“智商歧视”闹剧的真正焦点。两者都身不由己地“厮杀”于教育资源的需求端。破解这道难题，不能只在需求环节打转——无论是指责校方，还是同情孩子，都于事无补，反而为阶层**再添诱因——应将更多希望寄托在教育资源供应方的尽早发力上。
孩子要想接受义务教育，除了要办齐各种手续，还要进行智商测验，开具医院相关证明——这是河南邓州农民工魏双恒的8岁儿子航航在郑州市建设路三小求学时遭遇的难题。记者调查发现，魏双恒孩子上学遭遇的难题并非孤例。尽管国家严格规定学校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得举行或变相举办与入学挂钩的选拔考试或测试，但在郑州，随着越来越多农民工子女选择在城市就读，孩子入学时都要经过学校老师的“面试”（9月6日《工人日报》）。
入学先过智商关——将这样的土政策横加在外来工子弟的身上，不啻为对后者一种赤****的羞辱，也是对城乡二元结构的绝妙讽刺。虽然这可能是外来工子弟城市求学遭遇坎坷的极端案例，但如此荒诞的举动却深深触痛了城乡社会的共同软肋——在户籍、财富、生活环境等之外，城市与乡村的孩子再次被贴上了新的标签——智商。
8岁的孩子可能还不懂智商的涵义，更无法从家长愤怒而无奈的神情中读出任何异样的信息，但是若干年之后，当他心智成熟，在对记忆进行一番“反刍”之后，这段经历带给他的恐怕不仅仅是一声长长的叹息，尊严失落的苦痛或将在年轻的心中留下永远难以抚平的伤疤。于是，我们不得不将目光对准那所提出要测试其智商后方能决定是否允许就读的城市小学。对于教育者和学校管理者来说，他们很清楚这种测试的真正意义何在。我们也相信校方制定如此规矩的逻辑前提并不是认为外来工子女比城里的孩子智商低，但荒唐闹剧的确是对现实社会图景的真实刻画。
对于上述城市学校来说，对农村教育水平的担忧或许是让他们提高外来工子弟入学门槛的重要原因。在不少人眼中，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滞后，有些孩子甚至没上过幼儿园，同时，很多农村家长整日为生计而奔波，很难有充足时间对孩子进行良好的家庭教育，那些留守乡村的儿童，更难以从爷爷奶奶那获得足够的知识养料。基于这样的认识，这些已经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自然难入部分城市学校管理者的法眼，后者对于这些非必须接收的外来工子女，自然要设法“刁难”一番。另一方面，这些孩子入学之后的发展前景，也难以让校方乐观。在他们看来，由于外来工子女基础较差，学习上难免掉队，在升学率仍然至高无上的体制大环境下，这样的孩子注定难以被教育者所赏识，被边缘化在所难免。然而，如果将外来工家长的要求断然拒绝，又恐惹来麻烦，于是校方便在外来工子弟的入学之路上设下种种障碍，以使其知难而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