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病魔缠身的盲人、一个普通工人的孩子，十多年来能够一如既往地走在追求音乐理想的道路上，没有来自各方的关怀，也没有我的今天。”24岁的代博说。
他患有先天性青光眼，只能用放大镜识别音符，靠背谱弹奏钢琴，难以割舍的音乐梦想让他的身体和经济始终背负着双重压力。
让代博振奋的是，今年，他的才华得到了漫步者“音乐家基金”的关注，不仅为他解决了学费，还资助他赴波兰、新加坡等进行学术交流，探寻他仰慕的作曲家的故乡。
“漫步者音乐家基金”是2010年11月1日，由漫步者董事长张文东个人出资建立的国内首只关注音乐人才的基金，它赋予的使命是帮助在音乐领域拥有才华的年轻人实现理想，发现和培养更多的优秀音乐人，促进中国音乐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我们的帮助，将会使他们在音乐的道路上继续坚持，向着自己的音乐梦想不断前进。”张文东希望能够将那些有才华的年轻人留在音乐道路上。
“主要面向10到22岁具备一定音乐基础或音乐专业的有才华的青少年，一般会资助到26岁。”基金秘书长黄歆泉说。资助费用主要用于学习、演奏会、比赛和购买乐器。
为了让真正有才华的年轻人得到资助，基金还请来了三宝、吕思清、叶小刚、朱亦兵等音乐家来为学生们审核资料，提供指导。
“用现代思维方式去评判年轻人的才华，给他们提供一个帮助和方向标，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著名大提琴家、音乐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大提琴教研室主任朱亦兵认为，基金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做了一件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这是一个百年大计，需要更多体制外的文化行为，坚持就是一切。”
从成立至今，音乐家基金共帮助了19个孩子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
“基金让我得到了更多学习的机会，减少了后顾之忧，让我在音乐道路上走得更加顺畅。我即将赴莫斯科演出，我会用优异的成绩来回报‘漫步者’。”代博说。
对话人物让音乐回归本真
记者：“音乐家基金”是与声音有关的项目，而这与漫步者本身经营的音频产品似乎有所关联，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黄歆泉：这些年，中国的音乐行业发展不是很好，大家太急功近利，都想赚钱，也不踏实学习，没有好的音乐作品涌现，音乐文化的土壤也已经渐渐的贫瘠了。
漫步者公司董事长张文东先生本身就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一方面他希望从公益的角度去做点事，建立这个基金，为推动音乐文化的成长发展出一点力；另一方面，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漫步者的音响、耳机产品，都是用来听音乐的，也算是音乐文化产业从业者，音乐人都不做音乐了，没有好的音乐出来，用户也不再听音乐了，大家还需要音响类的产品吗？
基于这两个方面，张文东希望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支持音乐行业的发展。
记者：在“音乐家基金”资助对象的初期选拔上，多以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等专业院校的学生为主，为什么会这样选择？
黄歆泉：首先，社会上业余的学习不在我们这个范畴，音乐爱好者有很多，但真正选择了音乐并用毕生时间去追求音乐的人，才是这个基金希望去扶助的对象。目前国家教育体制决定了我们没有更多的音乐高等院校，基本上好的音乐苗子相对集中在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
当然，我们也会努力去发现更多有天赋的年轻音乐人才，也不光是只选择这两个学院的人。
我们资助的一个来自新疆的孩子，从民族大学考到美国一个音乐学院，但是因为没有学费，老师让他休学一年，这样他就拿不到学历，所以，我们也会支持他完成学业。
记者：很多人认为中国能够学得起音乐的家庭的经济条件还是很不错的，还有更多的孩子连吃饭上学都成问题，在音乐方面进行资助是锦上添花，更应该为贫困儿童雪中送炭，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黄歆泉：我们所做的不是大家一般理解的为解决温饱问题的“雪中送炭”，但对于受到资助的音乐人来说，还是雪中送炭的。一旦他得到一个机会可能就会改变一生。
社会公益行动应该有多样性的表现，需要“物质”的公益，也需要“精神”的公益。漫步者“音乐家基金”的成立，不是要解决受助对象的温饱问题，不是扶贫项目，而是帮助有才华的音乐家坚定地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是高于这个层面上的艺术发展，帮助中国音乐的整体水平提升，这也是国内第一只资助音乐人才的基金，对国家而言，也是一种财富。
当然，学得起音乐的孩子，家里一般不会到揭不开锅，吃不了饭的地步。但学音乐很费钱，出国参加比赛、表演、上大师课等都是要花钱的，这对于小康水平的家庭是很有压力的。
黄歆泉：近两年，很多有才华的学生为了生存都不愿意学音乐了，想早点赚钱。这让我想起我们资助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研究生，钢琴专业。去年年初，他得了国际金奖，那个比赛从没有东方人得过奖。但是获奖后的他却失去了目标。那时候，我们已经将他列入资助对象了，也给他资金帮助他参加比赛、开演奏会。但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不想学了，想做影视音乐，赚点钱。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张总，张总说干脆组织这些孩子来广东东莞的漫步者工厂参观，让他们上流水线，看看在音乐之外更多的东西，这个男孩也一起去了。张总自己开着商务车带着几个孩子参观工厂，一路都在跟这个男孩谈心，张总最后告诉他：“我就是为了你组织这次活动的。”从东莞回来后，他的老师告诉我，孩子变了，练得特别好，很有大师范，他马上要去莫斯科表演钢琴独奏，并且跟莫斯科交响乐团合作演出。
所以，我们做的不光是给钱的工作，我们想利用自己的一切资源，帮助这些孩子坚定地走下去。
黄歆泉：一方面，我们担心在国内和基金会合作会偏离这个基金设立的初衷，而且管理费用普遍比较高，我们还是希望这些钱全部用在受助者身上；另一方面，你觉得我们能跟谁合作呢？
从专业程度来讲，国内目前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组织，也没有一个基金会比我们更懂音乐。基金会里，我是自己从小学音乐，还有几位评委老师，都是音乐大家，在这个行业里，我们很清楚年轻的音乐家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什么时候给他们帮助。
记者：作为国内第一只资助音乐人才的基金，在执行过程中有什么困难？
黄歆泉：最大的苦恼就是没有那么多优秀的苗子。要想选出优秀的音乐人才，前提是要有庞大的爱好音乐的人群作为基础。但现在我们基础并不庞大，民间的学习太不专业了，就是学个皮毛，虽然琴童那么多，但是能走“正”路的太少了。
我们给音乐附加了太多别的东西，实际上真正好的音乐是能够带给整个民族和国家难以用金钱衡量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