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郇老师梳理的欧美环境运动四个条件和历史过程，我觉得中国环境运动的发展特别没有希望，为什么呢？因为从第一个条件“对环境的关切“到自觉意识的升级，变成一种集体组织，再往后环境政党出现，政治化趋势是一个很大的特点。环境政党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权力，先是在野，再是执政。
在中国，政府最怕环境组织走这条路，它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环境组织走这条路。绿色和平什么时候开始被有关部门关注的，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颜色革命。以前做政治和安全研究的人并不关注绿色和平，他们有些还觉得挺好的，因为绿色和平总骂资本主义政府，是资本主义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特别是在八十年代。然而当政府发现NGO开始把影响力扩大到政治领域，甚至威胁到政府统治的时候，它就会非常的担心。
如果拿中国现在的环境运动和欧美那时候比的话，不管是公众，还是NGO，都还是处在环境危机的关切阶段。
目前，民众在环境问题上显得很急迫，但是又怎么样呢？《环保法》修订还是没有看到以环境为中心，环境很多时候还是给经济发展让路，环保部门要想关停一个企业，还需要报地方政府审批，这种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观念没有改变。如果我们再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阶段走，那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得改变了，然而这种事情我们就不能再往下说了。
如果郇老师讲的是一条规律之路、自然之路的话，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失望。
讲到政府跟NGO之间的关系，我想再补充一个特别的力量——媒体。
为什么绿色和平在欧洲可以去把自己的人绑在铁路上，不让运核废料的列车通过，因为我们请了一批记者拿摄像机对着我们拍，所以火车不敢从那些人身上轧过去。而且在欧洲很多国家，绿色和平的人员被警察拖走是一件最光荣的事情，会上报纸的头版头条，我们就变成了英雄，然后全体公众就会支持我们，我们不用搞一个大型的活动，呼吁多少人来联合签名，只要这个东西上了很多报纸的头版头条，自然会有成千上万的公众来支持。
但是在中国，我们工作的底线是我们不能有任何同事在公共场合被警察抓走，为什么？首先，媒体绝对报不出去，起码正常的媒体报不出去，微博的寿命可能也就几秒钟。如果正常媒体报不出去，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一信息，那就很容易被妖魔化，我们可以被说成在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在做一些煽动。
如果说没有真正开放的媒体，NGO做了那些所谓激进行动之后，生存就难保了。要想把你踢出去，太容易了。
很多人说绿色和平激进，我听到的非常非常多，但是从来没有人给过我“激进”的定义。什么样的组织算是激进，什么样的组织算是温和的，做项目的是不是温和？我们把自己的工作叫Campaign,但是一直没找到好的中文翻译，有时我们把它翻译成“砍拼”，就是要拿刀砍，拼命拼，体现我们的一种工作态度，而不是工作方式。其实我们这种工作也是做项目，做项目的方式有很多种。
2009年6月25日，北京。
绿色和平的行动者来到惠普中国总部，要求惠普公司收回有毒的废弃笔记本电脑，
并生产更加绿色的产品。惠普公司的代表正在收下绿色和平的“礼物”。
另外，我觉得很难说，大家都是做项目的，所以就不来做抗争了，抗争可能只是项目的一部分。绿色和平行动前期有很多调研，我们有取样，要监测，出报告，然后才有行动。行动某种程度上是吸引更多人关注问题的催化剂，可以给工作对象带来更大的压力促其改变，因为没有行动的话，公众也不关注，媒体也不报道。比如说，我们出了一个煤炭和中国水资源关系的报告，没有几个人会看，即使发在核心期刊上也没有多少影响力，但是如果很多媒体报道了，发了一张很恐怖的煤炭污染照片在门户网站首页，有几百万的点击率，这样就会有关注。
2010年绿色和平曾发过一个报告，关于粉煤灰污染，图片集登在了某门户网站首页上，得到900多万的点击。有一天，北京办公室就接到工信部的一个电话，说温总办公室也看到了图片，批示工信部负责调查到底是真是假。因此促成了绿色和平与工信部、发改委的一系列对话, 针对粉煤灰污染和循环利用等课题展开讨论。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呢？因为有一群人天天在做网络舆情调查，媒体上的热点事件，会进入领导的视野，所以我们才有机会让总理知道这个问题，这比仅仅写一个很专业的研究报告更能促进问题的处理。
再回到激进这个问题上，刚才教授提到绿色和平在国外有一些轻暴力，其实绿色和平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定的非暴力机构，特别强调我们的核心思想是非暴力直接行动。所以你看不到我们拿臭鸡蛋去砸别人，跟别人纠缠，甚至打起来。
而且我们做过一个有关暴力定义的内部培训，说表情也可以很暴力，很生气地指着别人，绿色和平不可以这样。我们认为非常情绪化的表达，比如说很愤怒，会走向非理性的方向，反倒会造成一些失控，跟原来的目的可能会发生偏差。
绿色和平的反捕鲸项目给很多人激进的印象。其实现场的反捕鲸方式是把小船开过去，绕着日本的捕鲸船周围转，船上带着记者一起拍他们非法捕鲸的现场。然后把照片向全世界传播，你会看到鲸鱼血噴出来的场景，但你绝对看不到绿色和平的暴力行为，最多是在捕鲸船上刷一个条幅，比如“anti-whaling”。你看不到绿色和平的暴力行为，或者带暴力色彩冲突的语言。
2006年1月14日，南大洋鲸鱼保护区。
绿色和平的小艇挡在日本捕鲸船和鲸鱼之间，希望用和平的手段阻止捕鲸。
但日本捕鲸船还是发射了鱼枪，鱼叉线越过绿色和平人员的头顶，射中了鲸鱼。
我们有时候跟其它国家办公室的同事聊天，讨论敢不敢做事情。说句实话，你在德国举行一个一万人的游行太容易了，你就在网上发两条消息，到时候就有人来了。然后你跟警察政府他们一申请立马就通过了，还有警车给你保驾护航。你还有时间段，到时候说我们这个游行段是八点到十点，那十点钟到了，一说解散了，大家就都回去了。
目前在中国不可能搞这样的活动。但在中国开一个新闻发布会，说些地方政府的问题，请10个记者来，有时候比在德国做个一万人的游行要难得多的多。比如我们的三个行动者走到北京国贸桥，站在惠普的楼下，这三个人还必须戴着面具，送给惠普三个电脑，上面写着“惠普有毒”，说他们包含有毒有害物质，组织这三个人的行动比在德国做三万人的工作可能都要难。
绿色和平在中国工作十年，我们也一直在找一种在中国最有效的工作方式，绿色和平没有一个全球统一的工作方式。我们有一个绿色和平国际总部，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但它不是一个领导型角色，只是一个协调者。一些外国同事来中国办公室工作，只是做建议者顾问，他们不做项目负责人。负责人一定要在当地，因为只有当地人才能最了解当地情况，找到当地最有效的工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