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广州民间摄影人李瑞然先生昨天在广州逝世，享年90岁。他“与钩机赛跑”，抢拍广州20年，被誉为“见证广州拆迁最多并留下最详尽记录的人”。然而，李瑞然彰显的社会价值远远超过了摄影的层面，而是一种公民意识在体制权力下的态度和行为艺术。
李瑞然和大学科班出身、摄影器材齐备、游历海内外的摄影师们相比，当然是一个非常微弱的角色，甚至专业人士还会质疑他究竟会不会光圈、懂不懂构图、晓不晓得艺术。然而，李瑞然并不是在摄影技术上产生社会辐射，而是作为一个心无旁骛、锲而不舍的历史记录者而令人肃然起敬。
李瑞然之行为没有商业回报、没有工作任务、没有邀请函、没有赞助商，甚至连报料费和稿费也不图。从70岁高龄开始孤身奔走大街小巷，他要做的就是给广州留下宝贵的影像遗产。试问有几个职业摄影师能有这份单纯和坚守？
时间长河潮起潮落，广州和国内所有大城市一样，都陷入急速发展几乎不受控制的状态。地图上的历史标注被快速抹去，一批批记忆参照物正在褪色，以至于连老广州都认不得广州，更别说是新移民。可贵的是，李瑞然并不仅仅把目光放在了大家都认识的那些名胜景点，而是对消失中的寻常巷陌、小桥流水人家充满焦虑和关怀。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头衔和社会地位的老人，他能做的就唯有记录，镜头前是场景，镜头背后的是思想。我们通过照片和李瑞然对话，自然也读懂了其中的缅怀、反思和控诉。
相比之下，一些占据庙堂之高的官员，对城市的疼爱之情却连一个耄耋老人都不如。在他们眼中，城市成了一个可以随意改写和产生商业利益的土地。一个地方如果实在找不到引人关注的文化符号，终归要用高密度的楼盘取代，民俗随风而去，资本优胜劣汰，此为“现代化进程”。甚至居住在历史街区的人群，也只盯着补偿是否够高，没有几个有李瑞然的那种觉醒。由此观之，李瑞然就显得那么稀罕、那么孤独，因为他终究是不被当前城市的发展模式所欢迎的。
民间对城市化带来的代价和痛楚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大部分人除了扼腕叹息和怀旧一番，很难有太多为文化保育挺身而出的群体冲动。集体沉默的结果，必然导致民间社会过度纤弱、钩机能量过度强大的失衡。李瑞然本不该是个孤立的角色，而是公民社会的共识。可当人们把李瑞然当做一个符号，恰恰证明了民间声音的虚弱。当大部分人都失去了坚持，只剩下诸如拇指妹、举牌哥和雷闯这些被围观一时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