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在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期间党代表现场询问活动中，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德荣透露，我市将成省部共建的民政综合改革发展试验区，这是我市创新社会管理又一捷报，也使“社会企业”再度成为民间NGO、NPO热切关注的话题。
社会企业，以商业运营为手段，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这种非政府、非传统企业、非传统NGO或NPO的造血型社会协同治理形态，被人们誉为公益“第三者”，当政府公共服务缺位，社会NGO或NPO“志愿失灵”时，社会企业以专业、独立、可持续性的方式多元提供社会服务。
在我市公益组织中，诸如居家养老、失独陪护、扶残助困、康复训练、应急救援和环保监测等多个公益项目渐显社会企业雏形，由供血型逐渐转为造血型。但记者走访发现，资金、信任、产品、政策、团队等成为阻碍“社会企业”跨进民政改革“试验田”的绊脚石。
造血公共服务：授之以渔
上个月，温州快乐之本社工服务中心负责人林加帅去广州参加第四届非公募基金论坛，他认识了“残友”，这个“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典范，加深了他对社会企业的理解，“尽管社会企业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但社会企业并不能等同于福利企业。”
在残友，1100 多名残疾人稳定就业，同时与地方政府进行公共服务合作，但不直接接受政府补助或基金会捐款，而是通过企业运作和市场配置，以软件和信息服务为业务获得商业利润，返回用于扶残助残，提供康复指导、征婚交友、就业市场、心理辅导等多项服务，已形成基金会、公益机构、企业三位一体的运作模式。
在温州，无论是敬老、助残、助学，还是扶危济困、应急救援、环保低碳等，全市近万名志愿者用爱心培育数十类公益项目，提供了输血型公共服务。
“民间公益组织有效提供了政府的部分公共服务，但也会有‘志愿失灵’之时。”浙江工商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张丙宣正在对温州社会组织做课题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全市200多个义工组织中，均存在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短缺、依赖性强、受助对象固化狭隘等问题（温州商报2012-11-5《民间公益组织如何破七难？》曾作报道）。而国内近一半第三部门（即“通过志愿提供公益”的NGO或NPO）面临资金和专业人才短缺，只能依靠爱心义工业余服务。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推进第三部门改革的新方向。“与传统NGO或NPO相比，社会企业拥有财务稳定保持独立、市场化配置保证专业、持续性发展助人自助、公共服务并授之以渔等优势。”
有调查显示，香港早在2001年就有非政府机构创办社会企业，聘请残疾人参与创业和就业，“黑暗中对话”社企项目就惠及众多盲人；而在英国，社会企业甚至创造1%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从自助健康组织到居家养老计划，从小额贷款到培训合作社，从慈善商店到绿色服务行动……社会企业在组织目标上，以解决公共服务缺位的社会问题为己任；收入来源上，不依赖拨款或捐助；利润分配上，用于公益目的或保有专业人才；资产处置上，注销清算时不返回投资人；治理结构上，出资人不决断而征求社会公意。这种授之以渔、助人自助的模式，能够在环境保护、弱势群体医疗和教育、职业培训、药物滥用康复、社区建设、扶贫、文化艺术保护等众多领域创造出值得在全社会推广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模式。“社会企业持续有效地帮助弱势群体，视穷人为创新的机会，而不是将其看做社会问题，将穷人转化为活跃的消费者。”张丙宣说，社会企业不仅提供了就业机会， 也培养了潜在的忠诚消费者。
近日，读者王先生打进温州商报热线报料，龙湾状元和永中都有家素食馆，花5元可吃到饱。记者走访发现，温州市区共有6家这样的餐馆。“我和老伴不差钱，但多吃素食对身体好，况且这儿的菜还干净卫生又可口。”姚女士是桥儿头农贸菜场边南浦仁寿素食店的常客，她每天中午都来这里用餐。而在这里吃的除了老年族外，还有工薪族、民工族。
“现在平均每天招待近500人次，除厨师和财务人员外，工人都是义工无偿服务，加上经常有好心人捐米赠油，餐馆生意略有盈余。”仁寿素食馆管理人员朱师傅介绍， 餐馆若亏损有爱心人士补贴支持，若盈余则作为善款用于公益慈善。
这种以商业手段运营，以解决民工和社区老人等弱势群体就餐为目的的模式，颇显社会企业雏形。“以前也给暂时找不到工作的民工提供临时就业，帮助他们在寻工期间过渡，但岗位有限且出于成本开支考虑，后来放弃了。”朱师傅说，目前餐馆尚无能力对接社区或工地，若缺乏外界爱心支持，尚无法独立自存。
与5元爱心素食馆相似，温州许多NGO或NPO开展的公益项目尽管具备一定的社会企业基础，但仍受资金、信任、产品、政策、团队等因素影响，转型之路令人望而却步。
“做生意要有原始资金，社会企业要求股东们出钱而不取或少取分红，显然不太现实。”苍南壹加壹应急救援中心负责人张炳钩认为，即使获得公益创投资金，仍要摸着石头过河，而经营风险则可能逆向损伤已有的公益品牌，造成社会信任流失。
尽管壹加壹应急救援获政府购买服务，但张炳钩也在思考转型，如果政府购买服务中断，他期望能从一些公益项目里获得盈利。比如，承接市民诸如开锁、通下水道等家政便民业务，与相关企业签订协议，监督质量并收取适当佣金；又或者是开展“绿色当铺”，小区居民用废旧物品换积分卡，凭卡可购买花卉，而卖废品的收益则可维持“壹加壹”运作。
如果说，资金和信任是NGO或NPO的生命线，那么产品和政策，则是民办非企业流向社会企业的闸门。今年1月，我市首家由民间慈善资金全额开办的公益教育机构——温州太平公益星雨儿童康复中心揭牌成立。该中心主任林锋说，目前温州地区共有10余家自闭症康复机构，皆为民办，虽然这些机构隶属市残联，但目前几乎没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如果不通过政府补贴或专项基金资助，而按市场价收取康复费用，那么大多数自闭症患者将被拒之门外。温州星之家自闭症康复中心负责人李艳艳说，经常遇到家长质疑：“不是公益组织吗，怎么还收费？”若按市场价收费必然引来更多质疑，更别谈盈利自保了。
专业团队和市场竞争下高品质公共品是社会企业生存的关键。“并非所有义工都具有专业的经营技能，企业的营销理念和公益组织的发展理念也常相悖。”绿眼睛环境组织创办人方明和说，几年前，绿眼睛曾尝试与企业合作，推出矿泉水水票，每卖出一张水票，就捐赠1～2元钱给环保或慈善机构，以此探寻环保公益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平衡点，结果却以失败告终。“后来我发现，一样的矿泉水，企业在外面卖，价钱更便宜。企业追求利益无可厚非，但先涨价再公益却不现实。”
“社会企业提供了创新和造血的良好前景，但也有一定的风险。”张丙宣认为，问题主要表现在偏离社会使命、内部管理乏力、转型文化冲突、政府监管困难等方面，而相反，温州民政改革试验，政府培育创新社会组织，对催生社会企业却是良机。
创新社会管理：左右逢源
今年10月，我市曾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意见》1+7系列文件，明确指出允许民办非企业社会组织取得合理回报，这为社会组织探索造血自治提供了转型前的选择。
在社会企业诞生之前，NGO、NPO们左右逢源，探索造血自治，创新社会管理。刚从杭州参加完品质公益峰会的林加帅就在为“idog爱多·快乐泉公益休闲农家乐园”公益项目而奔忙。
“这是一个以社会企业运作理念筹备的项目，拟建一个以休闲康复和互动为主题，兼具休闲娱乐的农家乐园，为温州当地失独老人和自闭症儿童提供公益服务。”林加帅介绍，项目依托洞头国际性旅游休闲岛的定位，欲打造中国专业的公益陪护犬训练基地，主要通过陪护犬尝试“动物疗法”来帮助缓解失独老人精神压力，并逐步用于陪伴自闭症儿童、空巢老人和社区残障人士。由无偿申请到陪伴犬的对象作为机构志愿者，去服务自己所在社区的潜在对象。“目前的难点在于专业团队，希望能获得公益创投资金。”
记者走访发现，在温州，居家养老、康复训练、绿色环保、应急救援等民办非企业机构运行的公益项目，已逐渐有能力承接部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今年7月，瓯海区政府斥资200多万元，向社会组织批量成套购买养老、助残、司法行政、青少年帮教和保洁等5大类服务项目，惠及近10万居民。今年11月，我市成立志愿者应急救援中心，由市航空运动协会、苍南壹加壹救援中心、乐清三角洲救援服务大队、摩托艇应急救援大队等9支民间志愿者队伍组成，他们以自己的特长、技能、装备等资源为保障，志愿参与我市公共安全事业。
此外，182义工网负责人胡琼基于网络平台尝试用公益网店开展义卖；温州绿色水网环保中心负责人白洪鲍认为，培训类的NGO可提供培训服务实现盈利；市志愿者服务工作指导中心主任季湘荣指出，结合生态农业与绿色环保亦可开展“食无忧”公益服务行动……显然，NGO、NPO并不缺社会企业项目。
“催生社会企业必须有政府的政策支持。比如通过公益服务中心提供诸如项目孵化、经营环境、财税扶持、采购倾斜等。”张丙宣说，政府只要在程序上做到公开、公平，便符合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另外，政府建筑物及公众场所内也可考虑给社会企业优先租用及租金优惠，类似香港的“seven-eleven”商店便可大规模聘请残疾人士、中年失业人士、单亲妇女等工作。在发展企业的同时，也达到了很好的社会慈善效果。
“无论是催生还是转型社会企业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之前，民办非企业可通过优化经营项目、吸收市场投资，来获取合理回报，从而解决生存问题。”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蔡建旺说。
>>>名词解释：
NGO，是英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非权力或经济驱动，而以志愿精神为动力。
NPO，是英文“non-profit organization”的缩写，直译为“非营利组织”。就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结构。这个概念的产生晚于NGO，大致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之后兴盛于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