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北京市首家无主管单位登记的地方性公募基金会永源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任法定代表人。
不同于2011年深圳壹基金成立时的轰动，永源基金会低调成立。壹基金成立打破了中国无主管单位登记公募基金会的藩篱。时隔两年多，中国第二个无主管单位公募基金会在北京成功注册。
至此，一南一北两个具有改革意义的公募基金会将齐头并进，他们会呈现什么样的特点？对那些希望步其后尘者有什么借鉴意义？
对话人物
李国武
永源基金会秘书长
探索民间公益样板
我们想把项目做得公开透明，需要在某个问题上加强与公众沟通，但传统的国字头基金会在这方面不会一下子转变过来。
京华时报：当初为什么没有考虑直接注册成独立的基金会?
李国武：2007年时，公益只是崔永元个人的意愿和兴趣，作为一个有公众知名度的人，他认为自己也该做些好事，那会儿都没想过要做成职业化的基金会。
京华时报：当时欠缺哪些成立基金会的条件?
李国武：一是没大环境，二是没这方面的想法。
京华时报：为何选择挂靠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成为其专项基金?
李国武：挂靠其实也有好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完整及专业的平台，财务制度、项目制度也比较完善了，披露信息包括接受年检的平台也相对正规，这些制度保障已经成型，就不需要挂靠在下面的专项基金花大量时间从头开始建立。
京华时报：但挂靠是否也带来一定的局限?
李国武：这不是说哪一个基金会不好，而是整个公益环境还不完善。
比如我们想把项目做得更公开、更透明，需要在某个问题上加强与公众沟通，但传统的国字头基金会在公开透明这方面不会一下子转变过来。
此外，在资金运用上也不自由，对于专项基金来说自主空间也没有那么大，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早期下设50多个专项基金，如果给这个专项基金空间，使其发展，却没给另一个，这样的情况就很难一碗水端平。
京华时报：在这种基金运作的局限性下，有没有应对的措施?
李国武：近两年微博兴起，崔永元公益基金就利用微博及时将捐款到账的信息发布出去，同时把款项的使用范围、项目总的财务报表、总结报告都进行公示，但这种公示并不系统，说白了就是劳民伤财。
京华时报：这种情况有没有促使专项基金转型为独立的基金会?
李国武：其实对于我们而言，既可以做独立的基金会也可以延续之前的专项基金这种模式，并没有到非转型不可的地步。只是崔永元也希望投入精力到公益活动中，希望改善当前的公益慈善环境，也希望探索出一个民间公募基金会的样板来。
获民间公募资格仅用半年
我们不去兼顾不在我们业务领域里的公益项目，那些非专业所长，我们希望做成专而精且有品牌影响的公益组织。
京华时报：在申请独立身份的过程中，花了多长时间，过程是不是很艰难?
李国武：去年年底，我们希望申请注册成独立的基金会，最早的时候我们预设这个过程会很艰难，时间很久。
但在实际注册过程中，我们发现也没那么费周折，按正常程序进行申报，我们用了差不多半年就注册下来了。
我们猜测，崔永元本身是名人这些肯定有加分，但官方更注重的还是其做公益的理念和态度，基金会本身所做的公益项目也已经趋近成熟，项目运作也非常规范，因此整个注册过程才非常顺利，在文件提交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就批复了。
京华时报：此前，仅有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成功转型，成为南方民间公募基金会的代表，而北方的代表就是刚刚成立的永源基金会。相比壹基金，永源基金会的特点是什么?
李国武：我们是不求规模、不求社会影响力、不求面面俱到的公益组织。我们要做的就是文化教育类的公益项目，比如口述历史、乡村教育支持以及文化交流方向的公益项目，但涉及抗震、救灾、扶贫这些方面，这是壹基金的专长。
不在我们业务领域里的公益项目我们不去兼顾，因为那些兼顾非专业所长，我们希望做成专而精且有品牌影响的公益组织。
京华时报：如果这样是否就远离了人人公益的理念?
李国武：并非如此，我们推广人人公益的理念，壹基金是每人捐一元钱，但我们的概念是公益不一定要捐款，可以鼓掌、传播、喝彩。可以当志愿者，这是我们理解的人人公益，以最低的参与公益门槛，劝说人们量力而行地参与。
京华时报：成立了基金会，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设的专项基金是否就到了清算的阶段?
李国武：不清算，崔永元公益基金仍然保留但会转变方向，也不再进行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和口述历史的公益项目了，但新的项目我们和基金会还在筹划。
京华时报：对于之前捐赠给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项目及口述历史的款项如何处理?
李国武：我们会和红基会及捐赠人定向沟通相应的资金处理办法。
强化透明赢公众信任
崔永元说做这件事我们百分之百会犯错误，但我们不去犯诸如贪污、回扣、恶意挪用资金等这种限制性错误。而像某个人捐款在系统中没有及时检索到等，这种技术性错误我们会尽力去改正，以此让基金会更规范更透明。
京华时报：7年专项基金运作结束后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李国武：2011年，我们在做第5期乡村教师培训的时候，发现有教师冒名参与培训的情况，实际上并非我们一家遇到，在教育类的公益机构中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由于我们当时运作项目时是对公众进行募款的，所以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在培训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
这个教训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首先在募款时，要明确地告诉公众我们的捐款从哪里来；其次，我们的捐款会用在哪些项目中；第三，在执行项目过程中，捐款要怎么去花，项目要执行得更严谨，更有规划性，更标准化。
京华时报：是不是无底线的透明才能获取公众的信任?
李国武：并非如此，透明是有法律底线的，我们希望在机构透明度上努力。
首先，让公众了解捐款人是谁，捐款数额有多大；其次是这些钱如何使用，要征求捐款人的同意，尤其是大额捐款则要明确基金会将如何进行分块使用、是不是需要与捐款人再次确认，我们会有确认书作为凭证。在捐款使用后，我们也会出具资金使用报告或年度报告，除第三方审计报告外起码还能提供更细致的账目，让捐赠人直接看得见。
京华时报：透明的“度”在哪里?
李国武：在公募平台上，募集公众小额捐款时，挑战就在于监督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
我们现在需要更关注细节，比如捐赠的去向并非只是一个结果就能满足大家的监督，我们还必须提供捐款究竟花费到哪些细节中，比如有些花费标明了其他，就会有公众质疑，谁也不清楚“其他”是什么，有没有猫腻，这就是我们需要强化的透明度。
京华时报：需要长期进行这种事无巨细的公开透明吗?
李国武：我们其实也是公众中最普通的一员，环境给了大家这样的不信任，所以在透明度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这样事无巨细地进行披露，当这个过程过去之后，公众对公益机构建立了完整的信任，有了良好的关系，大家可能就不会关注得这
么细致，但没有这个过程，不仅公益组织，整个公益行业都很难渡过这一关。
京华时报：是不是机构公开透明了，在公众的监督下就能避免犯错?
李国武：崔永元说做这件事我们百分之百地会犯错误，但我们不去犯诸如贪污、回扣、恶意挪用资金等这种限制性错误。而像某个人捐款在系统中没有及时检索到，或者某笔交通费在使用时，没有更细致地把交通工具进行分类等，这种技术性错误在所难免，我们会尽力去改正这些错误，使基金会成为更专业更规范更有透明度的基金会。
集体民主防个人玩票
我们选择理事及监事成员时就有考虑，基金会采用集体民主的决议机制，这样就避免了理事们只是朋友来助助威、站站台、凑人数的情况，这个基金会也不会是崔永元个人玩票、作秀的事情。
京华时报：脱离了专业的基金会运作平台后，募款是否依靠崔永元个人的名人效应?
李国武：名人效应一定会有，但我们并没有打算依靠名人效应进行筹款，反而希望试行预算式筹款模式。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中规定，基金会需要每年支出上年筹款的百分之七十，如果超额最终年检则没法完成，将被取消资质。
我们基金会项目相对集中明确，在这个项目中我们的花费其实可控，经过7年运作时间后，我们大概清楚爱飞翔项目每年的体量有多大，口述历史我们也运作了很多年，也很清楚成本构成，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70%的约定，我们有了预算筹款的想法，需要多少就筹多少，不需要的时候也不筹，因为筹完了我们也花不完，恶意不花其实也是对公益资源的一个巨大的浪费。
京华时报：如何防止这种成立基金会的举动变成个人的公益作秀?
李国武：在选择理事及监事成员时，基金会采用了集体民主的决议机制。
这样就避免了传统的基金会中理事们只是朋友来助助威、站站台、凑人数，然后做个道具表个决，这个基金会也不会是一个人说了算，不是崔永元个人玩票、作秀的事情。
我们希望所有理事进来以后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责任，敢于说狠话，发表不同意见，敢于自我监督。
在这样的机制下，基金会在未来的三五年中，一定是呈上升和发展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