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前夕，湖南安化的228名尘肺病农民工联名给全国人大代表写了一封公开信，他们在公开信中告诉全国人大自己维权无门、生活无望的悲惨现状，并呼吁企业和政府不能置他们的生死于不顾，应该依法履行责任，解决没有工伤保险、没有用人单位承担责任的尘肺病农民工的医疗和生活保障问题。尘肺病问题再度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
尘肺病患者是中国各地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略生态环境和工人健康的牺牲品。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职业病防治处于失控阶段，尘肺病病人大量致病于那个时代。
按照专业医学的解释，尘肺病是由于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并在肺内滞留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全身性疾病。该职业病的临床表现为咳嗽、咳痰、胸痛、呼吸困难甚至咳血，严重者最后会呼吸衰竭而亡。
在全国各地的矿山中、建筑材料工厂、金属冶炼厂以及高速公路隧道爆破中，每年，都有大量的工人患上尘肺病。这些工人一旦病情加重，就会失去工作能力，用人单位很多时候会解除与他们的劳动关系，他们只能回到农村等待死亡降临。
最近两年来，我参与志愿者服务的中国尘肺病公益基金“大爱清尘” 曾先后走访了湖南石门、桑植、邵东、安化、醴陵、耒阳、攸县、澧县、双峰、涟源、武冈等十几个县二十多个乡镇，访谈了200多名尘肺患者，并走访了当地的煤矿、砖厂、矽砂矿、石墨厂、钨矿。尘肺病农民工的生活惨状触目惊心 。“大爱清尘” 是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下的一个公益基金项目，专项救治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缺失救助与关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
目前尘肺病并没有特效药治疗，尘肺病末期病人不能躺卧，一躺下便呼吸困难，很多人只能跪着等死，而那些可以治疗的人也会因为昂贵的洗肺治疗费、没有医疗工伤保险而放弃了生命最后拯救的机会。
彭连喜，湖南邵东县一名矿工 ，13岁就开始随父亲下井挖煤，在井下工作近30年，尘肺三期，去年年初我们在株洲一家服装厂的仓库看到他时，他的妻子带着他边打工边为他治病，夫妻两人已经在外漂泊七年。去年3月，接受“大爱清尘”救助。去年5月我们再去看望他时，他说想回老家，和妻子种地养猪，过几天安心的日子。去年9月，他的病情加重，11月我们的志愿者去看望他时，已全身浮肿，呼吸极度困难，最后被活活憋死，死时他只有43岁。
直到彭连喜去世后，彭家也没有得到过任何赔偿，也没有依法享受过工伤保险待遇，更没有得到过来自地方政府的救助。
彭连喜的悲惨命运，只是中国上百万尘肺病患者中的一个典型。今年，当我们再次走进那些尘肺病村时，看到的依然是贫病交加的生活和无人过问的绝望。
去年5月，我们走进安化县清塘铺镇三期尘肺病农民工周广成的家，他正趴在桌上不停地喘气，已经不能完整地把一句话说完，粗重的呼吸声有时比说话声还大，说几句话便伴着剧烈的咳嗽。他整日这样趴着，夜晚也不能安眠。妻子忍受不了贫病交加的生活，离开了他。一周后，“大爱清尘”为他办好了申请救助手续，不久当我们打电话准备接他来长沙治疗时，他已不在人世。
今年4月，我们在湖南省耒阳市导子乡上古村看到了类似的惨状。村民曹金骨瘦如柴，不停地咳嗽，咳嗽期间不断大口喘气，不能完整地说一句话。他整天靠吸氧维持生命。他妻子说他已放弃治疗，“反正是治不好了，省点钱留着家用吧”。曹金的其他两个兄弟也都是尘肺病患者，二弟去年已去世。今年5月初，曹金离开人世。
在中国，尘肺病农民工已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卫生部资料显示，尘肺病已成为当今最严重的职业病，截至2010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49970例，其中累计报告尘肺病676541例，占比90.21%。而截至2011年底，全国累计报告尘肺病702942例， 2009年新增14495例， 2010年新增23812例， 2011年新增26401例，尘肺病在以每年2万多例的速度递增。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上数据仅是职业病鉴定机构掌握的数据。
还有大量的尘肺病患者难以得到职业病鉴定。根据今年3月份网易财经的一篇文章称，目前尘肺病实际患病人数官方数据超过100万例，而有民间组织估算，目前中国累计尘肺患者达600万人。
湖南省是尘肺病大省，连续四年居全国之首。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内网上的数字，到2011年，湖南累计报告的尘肺病例有62420例，占全省职业病总数的84.07%。仅安化县初步估计全县有尘肺病人3000人，其中清塘铺镇就有尘肺病人1000多人。 常德市目前已诊断职业病患者8000多名，其中尘肺病人占95%以上。现存活职业病患者6000多名；根据娄底市疾控中心统计，到2010年底，全市累计已报告职业病9217例，其中尘肺病9129例。
这些年来，各地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生产工艺落后以及对劳动者生命的漠视是造成中国尘肺病多发的主要原因。在我们调研过的湖南省石门县，就有150多家矿山企业，这些矿山基本上都是尘肺病的多发企业。当我们问及该县安监部门在职业卫生监管方面是否能把关时，相关人员说：“我们安监还是把关了的。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非煤矿山这四块都进行了把关。但说句老实话，这也只是个形式，实际上没有验收。”
他进一步解释说：“在职业卫生这一块，我们实际上把不了关。政府只对发生流血的工伤事故重视，对职业病并不重视。”
我们曾体验过湖南省的几个矿井的井下恶劣的作业环境：几百米的井下掘进作业面。掘进工在打风钻。风钻一开，尘土飞扬，尽管风钻有喷水设施，但还是有很大的粉尘。我们惊讶地发现，井下很多工人都不戴口罩，问他们为什么不戴口罩，他们说戴了不舒服，出不来气。我们在井下呆了仅仅五个小时，切身感受到矿井里通风条件很差，空气凝滞，不戴口罩都感觉呼吸困难。这些矿工每天要在井下呆八个小时，还要挥汗如雨，戴口罩没法大口呼吸。而且很多矿井也没有为矿工们发放专业防尘口罩。
我们走访的安化县是湖南省主要产煤县之一。90年代初，受“有水快流”的影响，全县小煤矿遍地开花，高峰期间达280多家，从业人员高达8000多人。大部分煤矿规模较小，生产安全投入严重不足，作业环境极差，职业病防治措施几乎为零，尘肺病患病率高发。2007年，政府对煤矿进行资源整合，保留合法煤矿12家，从业人员1780人。经过整顿，情况有所好转，但仍存在职业危害防治投入不足，监测设备老化等问题，多数煤矿则没有职防机构，也没有专兼职人员，职业病防治工作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更加糟糕的是，尘肺病患者大部分都没有工伤保险。遍布乡镇的小企业主们很少为工人办工伤保险。但从全国范围看，工伤保险基金每年却有巨额结余。2010年12月，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就《工行保险条例》修改答记者问时称，至2010年9月，全国工伤保险基金累计收入1089亿元，累计支出649亿元，累计结余440亿元。而湖南省2011年工伤保险基金结余9.13亿元。一边是工伤保险基金的巨额结余，一边是尘肺农民工因没有钱而得不到救治，这种现实令人奇怪。
而中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把职业病排除在救治范围之外。没有工伤保险，也无法通过新农合获得医疗费，这些尘肺病农民工处于就医无钱，上告无门的境地。他们为了治病，往往倾家荡产，债台高筑。
虽然2011年修订的《职业病防治法》第60条规定：“劳动者被诊断患有职业病，但用人单位没有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的，其医疗和生活保障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但这项规定在实际中很难推行，企业一旦发现劳动者患有职业病，就会立即将其辞退，甚至根本不让劳动者知道诊断结果。
获得职业病赔偿是尘肺病患者最大的希望，但维权之路漫长而艰辛，很多患者的生命耗尽在维权路上。
“举证难”是尘肺病农民工维权的第一道障碍。尽管修改后的《职业病防治法》规定：“没有证据否定职业病危害因素与病人临床表现之间的必然联系的，应当诊断为职业病”，“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不得拒绝劳动者进行职业病诊断的要求”。而现实中尘肺农民工进行职业病诊断和鉴定依然艰难。
我们访谈的尘肺病农民工，无一例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一些雇主为逃避责任，采用欺骗或强制手段将查出尘肺病的农民工辞退，因为没有劳动合同，他们无法证明与企业存在过劳动关系。有的企业采取转卖、变更法人代表等方式逃避责任。等患者走法律程序索赔时，发现已经找不到责任雇主，这导致很多人难以拿到职业病诊断证明。
“获赔难”是尘肺病农民工普遍面临的更加无奈的结果。即使拿到职业病诊断证明，要走完全部仲裁和诉讼程序，也是手续繁多，耗时漫长。很多尘肺病农民工从时间、金钱和体力上都拖不起。从结果看，经过漫长的努力，能够获得赔偿的只是少数幸运者，大部分患者却得不到任何形式的赔偿。
在有关职业病的诉讼中，用人单位的恶性复议相当普遍。在很多时候，复议结果虽然还是原来的审判结果，但拖的却是农民工的生命。很多尘肺病患者被拖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拿不到职业病赔偿。
而在访谈的尘肺病农民工中，主动抗争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选择沉默和等死，而主动抗争的形式也基本是个体和分散的维权，很少有自觉组织起来集体维权的。最近两年来，在国内一些NGO组织的推动下，一些尘肺病患者开始联合起来采取行动，以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关注。湖南安化尘肺病农民工发出的公开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现实的改变将非常漫长，积重难返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劳工健康和权利的漠视、地方保护主义以及长期不作为的监管部门，很难在短时间内有巨大的进步。
而目前，中国的尘肺病群体处于疾病的高发期，不断有人发病死去，很多村庄笼罩在死亡的恐惧之中。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宏大场景中，在中国各地仍在追求光鲜的GDP过程中，改变工人们命如草芥的悲剧将是个漫长的过程。
李岱，大爱清尘公益基金志愿者。大爱清尘基金是中国一家专门救助尘肺病农民工的公益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