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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少年”戒网瘾之殇

生前,19岁的“问题少女”玲玲,被紧紧包裹在一张张充满诱惑和逼迫的“网”里。

 

这个正值花季的河南女孩,很早便辍学了,开始沉浸在互联网中。她的母亲早已离异,忙于事业无暇照顾孩子,心里想着:总得找个能管得住她的地方。

 

母亲将目光投向郑州搏强新观念生活培训学校——这所自诩为“问题少年中原教育第一品牌”的学校,或许是让孩子改头换面的“理想天堂”。

 

4月6日,学校专程派车,从河南新乡的家中把玲玲接走。42天后,玲玲的母亲在郑州一家医院的太平间里,见到了不再顽皮、安安静静的孩子。

 

满身淤血和青肿的玲玲,死在装着安全防护网的学校宿舍里。

 

这所坐落在郑州南四环外的学校,在宣传材料中号称善于运用和谐赏识教育、心灵沟通式教育,来改善孩子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已成功转化3826名问题少年”。

 

“在这里,孩子没有单独行动的机会,哪怕上厕所也得打报告,在教官的陪同下才能前往。”学校的一位招生负责人告诉一名记者乔装的“家长”,语气里带着自信和炫耀。

 

如他所言,学校里的50多个学生,如同被囚禁在牢笼中的困兽,“跑没有机会,翻墙都没有机会”。他们被教官、老师、保安,连同从内到外的三道门所编织的一张“大网”严严实实地囚在学校内。

 

玲玲就是因为试图冲破这张“网”,遭到学校老师的虐待和体罚——校方用的词是“加训”。5月19日晚上,她被强行要求训练“前倒(地)”和“后倒(地)”,到后面,几名教官拉着玲玲的胳膊和腿将她高高抬起,背部朝下,猛地摔在水泥地上。

 

一同“训练”的另一名女孩欣欣,清晰地听见了自己脖子扭断的声音——寰枢关节半脱位、颈髓损伤、头部外伤。

 

两个孩子向老师跪地求饶,却换回“摔不死接着摔”的回应。3个小时后,玲玲开始吐血,凄厉的哭喊声也渐渐消失。“他们说她装死,使劲跺她,还往她嘴里灌水。”欣欣回忆道。看玲玲怎么踢打也不醒来,她才被拖回宿舍。而欣欣,靠割破自己的手腕,才换来被送往医院救治的机会。

 

两个花季少女一死一伤,在搏强,并未掀起一丝涟漪。“咱们学校现在教学啥的都还正常着呢,影响不太大。”一位段姓副校长平静地说,“因为咱们学校是个特殊学校,这都很正常。”此事在所谓的“同学”眼里,不过也就一句话:都过去了,没事了。

 

而他们,也遭受着同样的“待遇”。玲玲去世后,她的母亲曾去过搏强学校,许多学生从窗户防护网中扔出求救纸条,上面写着:“救救我”、“我想回家”、“我害怕”、“别给老师说”、“出去后报答”……后面还附着电话号码。有的孩子写上自己名字,之后又重重地涂掉。

 

互联网世界并没有夺走玲玲的性命,她却死在搏强学校所编织的这张几乎密不透风的网里。而这一幕似曾相识。2009年8月,广西南宁少年邓森山,在参加“戒断网瘾”的训练营时被殴打致死;2010年,一名乌鲁木齐17岁少女因逃避戒网瘾,试图逃跑,坠楼身亡。

 

事实上,早在2009年,原卫生部发布的《未成年人健康上网指导征求意见稿》中,就曾明确否定了“网络成瘾”这一说法,并明确表示,对于网络使用不当行为的干预,绝不是中断或终止其上网行为,且严格禁止限制人身自由的干预方法,严禁体罚。

 

但问题是,目前全国300多家以“帮助戒断网瘾”为主业的培训机构,究竟该由谁来管呢?卫生部门还是教育部门?

 

当网瘾的界定、管理职责的划分这些不明确的问题带来诸多困惑的空当,我们看到,在玲玲死后的半个多月里,搏强学校的招生办公室,挂着郑州市教育局颁发的“民办教育合法办学单位”的牌匾、挂满署着家长名字的感谢信和锦旗,一如既往地接待“走投无路”的家长,训练被认为“需要治疗”的学生。

 

当年邓森山的死,其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希望我儿子以生命为代价,能唤醒社会的重视。玲玲的被虐致死,给邓父留下一个冰冷的否定回应。

 

如果,父母们再多关心孩子一点,政府部门把关再严格一点,学校能够更加人性一点,原卫生部的意见能够真正落实,那么,这张密不透风的“网”或许能给所谓的“问题少年”们多一丝喘息的机会。

 

但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如果。玲玲年轻的生命已经消逝在搏强学校所编织的“网”里,而更多的所谓“问题少年”怎么在一个更大的“网”中逃脱出来,依然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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