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11月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开放“单独二孩”政策以来，中国大陆31个地区中，已有23个完成了政策落地。而包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海南、西藏、宁夏和新疆在内的8个地区却依然没有放开。
“单独二孩”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补充，所带来的进步无疑值得肯定。但作为生育刺激政策，它的力度并没有达到社会各界原先的预期，甚至连大量符合规定民众也对此没有太多的兴趣。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认为，民众对“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的反应，证明中国已经进入超低生育陷阱，从原先的“你要我少生”转换到了“我自己要少生”的境地。而现行的所谓社会抚养费制度不过是给计生罚款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成为了政府敛财的手段和制度性腐败的沃土。
财新记者：在中央“单独二孩”的政策出台后，安徽、浙江、江西在第一时间开放，但也有包括河北、山西、山东在内的8个地区至今尚未开放。各地对此响应不一的原因是什么？
穆光宗：各地的社会性差别本身就很大，各级领导对人口的预判和态度也存在着差别，这些差别都会影响到决策的机制。目前尚未开放的地区，依然采取的是观望的态度，先看别人的政策落地后，引发了何种反应。
人口问题经过多年的宣传后，“负人口观”已经深入人心。类似于中国人口太多、人口是包袱、人均分母负效应之类的不胜枚举，各地官员对于人口问题采取的是“宁左勿右”的态度。
观念上的滞后和程序上的拖延，可能是尚未开放“单独二孩”政策的省市地区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取决于“一把手”的人口思想。在目前“一把手”负总责任的前提下，作为中国目前集权体制的折射，如果“一把手”说放，那下面就会闻风而动。如果一把手不发表意见，下面也不敢轻举妄动。
财新记者：如何评价目前政策已落地的地区，“单独二孩”政策执行的效果？
穆光宗：据我的观察，政策落地实施后，各地民众、符合条件者的响应并不积极，这在我的意料之内。这也再一次说明了，中国已经进入了“超低生育陷阱”。
有数据已经验证，中国现在的总和生育率平均在1.3以下，结合之前的五普1.2、六普1.18，以及2011年和2012年的数据都在1.3以下，说明了目前中国的实际生育率比政策生育率还要低。中国的现状已经从过去的你要我少生，转变为了我自己要少生。
财新记者：实际生育率如此之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穆光宗：主要还是社会生育、抚养的高成本约束了人们的生育行为。在我做的调研中，有很多人也认为有两个孩子更好，但是客观条件所限，只敢要一个孩子。
更不要说在生养过程中很多非经济的成本，比如谁来带孩子、有没有足够大的住房、在养孩子过程中可能损失的机会成本。经过这样的考虑，就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决策。
在偏远地区，多生多育的情况比富裕地区更加常见，这更多是受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而在发达地区，性别偏好问题已经大大淡化，生儿生女一个样，这也造成了生育意愿的降低。
财新记者：地方政府目前是否对计生政策有主观推动的意愿？
穆光宗：应该是有两种取向。一是有些地方上有较大的生育积极性，过去被压抑着，现在开放后，就会立刻推出跟进。这种积极的改革态度是应该肯定的。
另一种就是有抗拒改革的意味在其中了。中央推出政策后，先观望，能拖多久拖多久，背后也有权力寻租的意味在其中。
具体说就是，面对部分刚性的生育意愿，权利控制的越紧，就越有利可图，地方政府在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不透明过程中，可以获得更多的不正当利益。
财新记者：如果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和用途公开，会不会倒逼地方政府对计生政策改革的力度？
穆光宗：社会抚养费的公开与否，都没办法扭转地方政府对人口政策的片面认识。我相信，即使公开后，地方政府依然会搬出许多的说辞来延续过去的做法。
从本质上来说，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本来就是错误的，所以本身就错误的东西，无论用在哪里都是缺乏正当性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即使社会抚养费用在了失独家庭的保障上，依然是程序不正当的。
社会抚养费不过是给超生罚款披上了一个合法的外衣，从理论上来看，这是得不到支持的。它已经变成了政府敛财的一个手段，成为制度性腐败的沃土。
财新记者：中国目前的“超低生育陷阱”是否有解？立即放开生育，能否缓解？
穆光宗：好处是肯定有的，但我对缓解的程度依然持不太乐观的态度。放开生育是完全必要的，单独家庭目前已经放开，非独家庭能否尽快放开，关乎到了生育公平权问题，也关系到人口的优化发展。
从现有的数据来推测，即使完全放开，生育率的反弹依然是很小的。所谓的生育堆积是伪命题，不值得渲染和担心；相反，从正面的角度来说，应该是生育的补偿，把之前欠下的还会来。当下，我们需要的是出生的回潮，如果出现婴儿潮更好。即使完全开放，生育率最高也就会提升到1.4或1.5，绝不会人口失控更不会人口爆炸。
从实际情况来看，完全放开计划生育后，许多拥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家挺事实上已经失去了生育机会和生育能力，你给他权限，他们已经错过适龄生育的机会，很可能生不出来了。
调研的结果显示，目前的家庭中，70后家庭是拥有二孩生育意愿呼声最高的，80后次之，90后再次之。但很多70后的家庭目前已经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了。如果政策依然纠结于双独、单独和非独层面，等他们已经失去生育能力后再出台进一步的规定，那政策补偿生育的作用就非常的小了。
财新记者：如何看待绝大多数地区在中央政策出台后，依然对抢生现象的罚款？
穆光宗：我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其实像安徽省这样的做法是比较好的，我很赞同，只要你在中央政策出台后出生的，政府都不罚款，甚至之前没有罚款的也都免了。
我们现在需要在人口问题上统一思想，从中央层面开始人口思想的大解放，树立正人口观。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存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应该对过去的负人口观有颠覆性的认识，并且把这个观念迅速在全国传播和发展。如果中央能够端正对人口问题的认识，那么地方上的改变会很迅速。
对于在政策出台前已经抢生的家庭，我认为完全应该豁免，还权于民。中国需要对错误人口政策进行历史性的大反思，并在人口发展上实现战略性的再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