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益是有风险的，尤其是社会探险型的公益。这种风险的承担有赖于资助者明确自身定位，主动担责，避免将学习成本和困难转嫁到行业身上，甚至要忍受80%的公益投资在探索中打水漂。而社会要想有进步和创新，没有各式各样勇于承担风险的资助者，是不可想象的。
承蒙原来在《社会创业家》工作的周丹薇同学不弃，拉我去给“海航社会创投竞赛启动仪式”切蛋糕。后来才知“海航社会创投大赛”其实是《21世纪经济报道》一起参与主办的。后来才知道，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等正在成为社会的宏大潮流。几乎在社会上稍微混出个模样的人，几乎在社会上稍微做得成熟像样的行业，都想分心、跃身进入公益领域。
正好这几个月在琢磨一个问题，公益这个行业，究竟有没有风险？如果有，风险大体会在什么地方？最近几个月经常和科学迷信主义者们吵架，他们一看到我出场，就讥讽我智商低，嘲笑我“人生的能见度差”。估计他们的讥讽看得多了，真正觉得自己智商严重下降起来，真正觉得自己人生迷茫起来。因此，我这里所感觉到的风险，估计都是低级风险，与真正有见识者所感知和总结出来的行业真知，估计是无法较比的。好在我只是个坦诚的人，我感觉到了什么，我就说出什么。我不在乎说出来之后，会引来什么样的后果。
创投大赛：把困难转移给谁？
观察中国的环境保护行业久了，我大体就明白，中国的环境之所以出问题，就在于困难转移得太巧妙。政府把破坏环境的困难、把发展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通通转移给了社会。企业把污染环境的困难，把破坏生态的负面影响，通通转移给了生态系统和社会。个人有时候也是如此，我把垃圾倒到你家门口，城市人把污水排放到农村去，上游毫不犹豫地污染着下游。所有这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原因，都在于中国盛行着一套非常成熟的“困难转移理论和实践体系”。
有些人把公益行业想得简单了，以为不就是捐赠一顿“免费午餐”，或者给可怜的农村的几个穷孩子送个书包买双鞋；说得再伟光正一点，最多就是给某个与世隔绝的村庄修条路；从某个滞销的“社会主义新瓜农”那，购买几斤“公平贸易”的西瓜。
其实公益远远没有这么简单。把公益想得简单，其实内心中就暗含着一个希望，祈祷公益行业的困难，通通不要转移到自己身上。捐钱的人只愿意捐赠几块钱，然后指定这钱“完全花到穷孩子们身上”，就万事大吉了。
公益日暖，企业先知。最近几年，有不少国际知名的大企业开始做“公益创投大赛”。有些人通过参与竞赛的方式进行了深度观察，通过深度观察带动了深度思考，通过深度思考得出了一些有可能偏执的结论。如果用“把困难转移给谁”的视角来看，这些创投大赛，把困难转移给了参赛者的多了一些，主办方自己正视困难、解决困难的少了一些。因此，这样的创投大赛如果办下去，肯定不会得到参赛者的尊重，在业界也不太可能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
所有的竞赛，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发现好的社会创业种子选手或者团队，进而协助其吸引社会的关注，提升其公益创意的落地生根和蓬勃生长的可能性。但这样的过程，绝对不能成为要求参赛者疯狂地证明自己优秀的过程，而要成为主办方通过明察暗访、左咨右询，自己花费成本去确定某个团队是值得协助的过程。而且，自己要为这个发现的过程、判断的后果承担相应的代价。
因为如果一个主办方都不想承担主办方应当承担的困难，那么，没有人会替你承担。虽然一些参赛者会委曲求全，打掉牙往肚里咽，咬破唇把舌下藏，但“怨恨”或者说“意见”的毒种子，终究已经埋在了心里。时机合适的时候，可能就结伙萌芽发作起来，一旦发作，对公益这个行业就是一场不小的风暴。
基金会其实也是如此，中国有不少打着资助公益组织的基金会，其实也是把“证明自己优秀或者值得资助”的困难，推到了申请方身上。我把这样的基金会，称之为“审判型基金会”，这样的过程，称之为接受审判的屈辱过程。项目申报方申报项目的路径，美其名曰是接受其层层审核和把关，其实就是接受其刻薄甚至有些恶毒的居高临下的“审判”。项目申报方为了拿到区区几万元的资金，不得不牺牲色相、丧失尊严，卑躬屈膝地说着自己都没想到该不该说的话。项目申报的过程，哪里像是一场公平公开公正的透明对话，哪里像是一场“合作伙伴之间的交流”，简直就是一场内心的左右互搏和同行的自相残杀。这样的丧失人格尊严的过程走下来，即使真正拿到了资助，其结果也不会太畅快。
我倒是从来没怀疑过举办创投大赛的企业或者说商业机构有什么不良心机，我也不相信“公益营销”的理念能够真正帮助他们带来多么大的新声誉。但我相信，由于商业和企业进入“公益新行业”，对这个行业极为陌生。于是，其进入这个行业所产生的代价，会有意无意间，有意转移或者非法转移到参赛者的身上。主办方可能对“大赛”很擅长，对传播也敏感，往往操办一场创投大赛的成本，远超这场创投所能提供给参赛选手的实际奖金。
但可惜，公益行业是与私益行业运行哲学完全相反的行业。因此，你在本领域越轻车熟路，你在新领域越可能南辕北辙。而你走错路、做错事、说错话、定错方向的代价，就必然要由这个行业来承担，尤其是核心利益相关方来承担。换句话说，谁最早成为你的合作伙伴，谁最早成为你的参赛选手，谁就最可能成为你的代价的共同承担者。
任何行业都是有风险的。对于公益行业的初步践行者来说，不管他的“创业起点”是不是真正涉及了重大的社会创新，但至少，他是看到了社会的空白点才产生了这些偏执而坚定的念头，并开始试图以己之力填补空白，以己之能起而行之的。自己拿出血本来探索一段时间之后，自然就马上面临如何获取社会资源支持的问题。很自然地，参与创投大赛，是其可能会选择的一种方式。
所有的竞赛都是残酷的。一般来说，国内创投大赛，最终用到参赛者身上的“奖金”，与整个竞赛的所有投入总额相比，估计都不到30%。也就是说，不管主办方如何的努力和诚恳，其70%的运营成本，是花在了自己的身上。因此，与其说这个大赛是公益的，不如说这个大赛是给了主办方自己足够充分的学习时间。而参赛选手，最多是被有幸选中的“陪读客”。但是外形，却似乎一切都是为了公益和公益人服务。因此，这中间的虚假和残酷，对谁言说？估计只能面壁唏嘘几声就好。自然地，此时无声胜有声，虽然，“无言谁会凭栏意”？
创投大赛的主办方为了展现自身的才能和热情，往往会邀请一大批形形色色的行业大佬来给自己撑门面。甚至也想出了“持续服务”、“一对一指导”的诸多花哨动作。但这真是公益创业者当时当下所需要的吗？从我观察到的现象来看，绝大部分都是花拳绣腿的噱头，没有真正体贴的实用补给。
最重要的是，这出戏到底谁是主角？主办方把自己当成主角，那么，这场戏必然演砸。打个比方，某个老太太过生日，要邀请戏班子来祝贺。戏班子固然是为了戏而过来打工，但也不等于正戏开场的时候，老太太自己全家，都要浓妆淡抹齐上阵，玩票的、围观的，要取代真正的生旦净丑吧？
如果创投参赛者是主角，那么，主办方就要知道让自己暗淡下去，把工作做到悄悄处。这不是技术的问题，这是心态转换的问题。有太多的主办方，无论如何的矫情伪饰，在这个心态上，终究无法看到他们真正转型起来。出钱的就是大佬，这个规则，在公益行业恰恰行不通。在公益行业，出钱的，都得是后勤，都得是潜流，都得是暗物质，都得自甘为人作嫁衣。做事的才是主角，才是明浪，才是正物质。
诸多涌上心来的丑话、难听话，在此就不必再提了。这里点到为止吧。
资助者：让合作伙伴“陪读”到何时？
因为博弈北京阿苏卫的垃圾焚烧厂而走上了民间环保之路的律师黄小山，四年前的春节，自己在家画图，画出了一所“绿房子”。他当时认为垃圾分类的症节在小区，而每个小区都需要一所能进行垃圾分类和减量的“绿房子”。他参加了启动仪式并切了蛋糕之后，恍然大悟，说，“绿房子”其实就是一个需要社会资源投注的项目。但我这个项目，需要的资金量太大了，十万二十万，根本撬不动。
因此，主持人难免追问他：什么样的公益创投是好创投？黄小山说得很简单：“每个项目，钱都只是其中的一个助成要素，要运营项目还需要更多其他的经营和匹配。因此，如果你觉得这个项目好，给钱是最简单也最易了断的事。至于运营，那是创业团队自己的事，和你没有关系，除非你是像商业企业那样的股权投资。”
黄小山其实无意中说出了所有公益创投或者说“受资助团队”的心里话。公益行业的诸多资助或者说捐赠，本来在资助确定的那一刹那，其实就已经和资助者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剩下来是花钱者也就是受资助者的事情。黄小山打个比方说：“人家结婚，你随了礼，喝了喜酒，吃了喜宴，分享快乐，就算结束了。怎么过日子，那是人家两口子自己的事。你非要追在后面指导、监督，那就不仁不义，有失风范了。”
但很多资助方是恋恋不舍的。他们总是觉得这“捐赠”，不能只是捐赠了事，一定要像投资、购买、雇佣那样形成“买卖关系”；一定要睁大了眼睛看自己的钱花向了何处，又是如何实现这些花费的过程。可惜，公益行业对这个社会的最大挑战，就是它改变了原先的买卖关系为“助成关系”，改原来的怀疑逻辑为信任逻辑。出钱者不是为了购买服务，受资助者更不是为出资方提供服务。整个利益的链条完全不符合传统利益社会的规则。因此，在传统利益规则里越是如鱼得水的人，在公益行业的规则里，越是左支右拙，南辕北辙，百般不适，千般讨嫌。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资金出自这些传统的利益链条上的某一些企业主、企业手里，那么，其把钱给出去时，心里一定带着百般的留恋和不舍，万般的牵挂和担忧。
于是，“捐赠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就必然鱼贯而入，把自己的学习成本或者说学习的风险，转化到合作伙伴身上。于是，就很可能以无比谦虚地进入公益行业学习的名义，让合作伙伴集体陪读、陪聊、陪练。
话说国内某个由企业家大量捐赠款项而形成的“企业家环保民主俱乐部”，就有这样的后遗症。企业家愿意慷慨谈关在门里的民主，愿意尝试在会议上虚拟推动公民社会，这当然是很好的。企业家愿意在资助民间环保事业的过程中，提升或者说改善自己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也未尝不可。但问题是，学费该谁来出？究竟应当谁当旁听生，谁才是导师？在学习过程中，究竟谁是老师，谁是刚刚想登堂入室的门外汉？如果这个界线和主次不分开，过程中产生的“三陪成本”一定会落到行业身上；过程中产生的角色混乱成本，也必然由这个行业来免费担当。捐赠人在学习过程中由于对这个行业不了解而胡乱作为而导致的诸多风险，一定就会极为痛快地转移到合作伙伴身上，成为这个行业持续的阵痛。
话说国内一家著名的电商，成立的基金会，也是致力于环境保护领域。这家电商估计是为了显示出自己的诚意，在员工中选拔了十多名爱心人士，兼任基金会的项目“评审委员会”成员。他们有权决定资助哪个项目而不资助哪个项目。而基金会本身的秘书处，只是个执行这些决策的跑腿部门。这个结果其实与企业家用业余时间大量参与“环保与民主”的实践在修行自身和企业一样，都会有意无意地把自身的“陪读成本”，转嫁到了整个行业身上。
当一些著名的企业家在面对公众侃侃而谈公益环保如何改善了自己的时候，当企业家们指责公益组织“不专业”的时候，他们设计出来的公益团队的运营方式，反而是最不专业、社会成本最大的。当公众眼巴巴地以为这些企业“创投”的巨额资金能够花得极有效率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仍旧是对这个行业的极其不信任和极其缺乏风险担当精神的作派。
想到这里，唯有仰天长叹。倒不是说公益行业无法兼容和消化这些成本，倒不是担心成本植入就导致整个公益行业丧失生机。只是，看到这样那样的无趣的成本转嫁过程，难免心里不痛快。
捐赠人：能否忍受80%的“公益投资”可能要打水漂？
一个社会的公益素质，是经过长期训练出来的。换句话说，一个社会公益行业的诸多代价，都得由这个行业的参与者在真心实意地践行中，一点一滴地聚成。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超越式发展，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一飞冲天。
当所有的捐赠人都希望“捐赠款百分之百用到公益项目上”的时候，在我看来，我们还不如更现实一点，内心中暗暗承认至少有80%的公益能量——尤其是赤裸裸的资金——都会在公益行业的探索中“浪费了”。当然，有当前的失败或者说浪费，才有未来的效率提升。当前不浪费，未来浪费更大。今天的80%浪费，才可能换来未来80%的成功应用。
或者说，当我们心里存在着80%的悲观的时候，另外20%的成就，才会给我们带来大惊喜。让我们知道，只要大加努力，终究会有一些小成。
公益行业，如果初分起来，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叫物资帮扶型的公益，一类叫心灵补给型的公益，一类叫社会探险型的公益。公众普遍比较喜欢参与的是物资帮扶型的公益，这家缺少衣服，那家缺少药品，这个孩子上不起学，那个老人看不起病；这个灾区需要温暖包，那个交通不便的地方需要打口井；污染受害者需要法律援助，或者污染受害者需要清洁饮水救助。反正，只要是涉及物质补给就可改善条件的事，都容易迅速集结社会的爱心，并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大量的援助。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尤其是新媒体和互联网时代、手机终端时代，更是给这样的物资型公益带来了极为开阔的发展空间。
但这在一个社会中，尤其在一个苦难沉重的社会中，物资帮扶型的其实只是属于公益的一个极微小类型，别看其数量庞大，案例惊人，成效突出，效益让人振奋，但对于社会的真正改善，或者说其“创新”的价值，并不是特别高。当然，由于这样的公益最为安全和稳妥，几乎是所有企业或者说捐赠人本能的追逐对象。
另外两类相对来说就比较难了。有人想去研究一座山的物种，估计会被人视为不务正业；有人关在家里多写了几首诗，就可能被当成对社会无益的人而被驱逐和淘汰；有人想探讨整个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甚至可能被当成“反党反社会反人类”而被关押和监视。但从社会创新或者说人类进步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人更值得“公益创投”者的支持，尤其是持续的、坚定的暗中支持。
捐赠人一般希望“马上看到成果”，或者说希望看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捐赠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有风险的成果，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资金卷入一些“不安全的探险”。这本质上把所有的社会创新，都当成了“物资帮扶型公益”的创新。因为，公益有很大的一块，就是社会创新，而社会创新，就有极大的探险性。有极大的探险性，必然有极高的失败率。有失败率，就证明失败也是值得的，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然收益。因此，敢于以极信任的方式，资助诗人、资助作家、资助音乐人、资助自然研究爱好者、资助社会结构治理探索者，更加尖锐地考验着整个社会的公益见识或者说整体见识。
绝大部分人是求稳妥的。人们不希望自己资助的款项“出现风险”。虽然以正确的社会共识来看，所资助的项目或者说案例不成功，其实后果都应当资助供给方来坦然承担。捐赠人不能指望所有的捐赠都百分之百实现了预定目标。甚至可以这样说，由于公益创新行业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个行业的“投资成功率”，甚至远低于科学技术创新领域。在更多的时候，捐赠人应当随时做好钱花得无效、花得混乱无序、甚至被贪污挪用的心理准备，才可能以更平常心的状态，真正卷入到社会的公益探索中。
当然，社会创新者也多半是求稳妥的。一个团队身上极少同时出现多领域的创新，技术创新之外，在团队管理、运营策略、项目推进、公众倡导等方面，如果都在同步创新，那么这样的团队一定给公众造成极不靠谱、极不可信、极难支持的感觉。但也许，这样的团队才更具有支持的价值。
社会上极少出现一个团队在一次创新之后还能够二次三次四次持续地创新。今天的创新在明天就可能成为守旧，某个领域的创新者可能在运营时是以极传统甚至落后的方式去推进其创新的实践。
在这时候，形形色色的捐赠人，如果不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不主动承担自己的“捐赠风险”，很可能就会对这个行业因为误会而产生失望，其心脏接受不了频繁的冲击。钱财本是身外物，助成公益方心安。
公益是有风险的，无论从哪一个层面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公益创投”者，你要把发现伙伴的成本揽到自己身上，而不要推到对方身上。如果你是一个“捐赠人”，你一定要明白，你的捐赠不可能百分之分用到正当处；你自己捐赠错了对象，你自己要承担责任；你捐赠的对象在实践中会出现的风险，你也要理解和宽容，并持续支持之。
如果你是一家基金会，你不能审判你的合作伙伴，你也不能为了自己的“廉洁和纯正”，而让合作伙伴承担所有的运营风险；你资助了这个伙伴，你就要与这个伙伴共同解决社会带来的诸多疑难，而不要一味撇清自己，推卸责任。
而对那些带有社会创新、社会探险性质的资助，“捐赠人”更要心里有数，更要坚信不疑，相信自己的判断，明白自己的资金只是助成要素中极卑微的一个小元素。
一个社会要出现可喜的变化，没有公益表达和社会创新，是不可想象的。而一个社会要想有社会创新，没有各式各样勇于承担风险的资助者，也是不可想象的。亲爱的你，觉得自己属于哪一类呢？你喜欢物资帮扶，还是喜欢心灵探索，或者喜欢社会探险呢？你喜欢其中的某一个类型，你又愿意为此付出多大代价，承担多少风险呢？
【资助者说】是社会资源研究所（SRI）推出的专注于探索基金会有效资助的微专栏，每周一与大家见面。该专栏将邀请在基金会一线工作的资助官员，为大家带来鲜活的资助体验及自己的思考和感悟。期望能成为基金会资助者、项目官员以及公益组织从业者加强了解、自我提升和促进交流的虚拟平台。
同时，我们也期望这个专栏是由实践者共同完成的，从而呈现异彩纷呈的真实世界的资助。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众多尝试中走出自己的道路，让基金会资助工作成为激动人心的最美好的事业。觉得不过瘾，想分享自己的看法或经历，欢迎随时联系。评论或投稿，可以直接回复本账号，或发邮件联系社会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涛：tao.liu@sri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