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彤武 中国全球卫生网络特聘顾问，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兼职教授
内容提要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根本着眼点是全人类的安全与福祉，全球卫生安全是实现这一宏伟蓝图的前提条件和关键标志。在多种因素交叉作用下，当代复合型生物威胁对公众健康和国家安全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高风险的“灰犀牛”极易演变为公共卫生的“黑天鹅”。全球卫生安全能力是大国综合战略能力的集中体现，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在全球卫生安全治理体系中占有支配性地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勇于模范地承担大国卫生安全责任，以人为本，积极防御，实施系统性、全方位的卫生安全战略。必须高擎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大旗，坚持“一体健康”（One Health）理念，结合国家现代化和“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提升自身科技实力和卫生安全能力，以更积极的姿态和更睿智的行动为全球卫生安全治理作出新贡献。这是中国发展和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必然选择，也是与各利益相关方精诚合作、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受到国际社会空前重视。接续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在促进“人的健康与福祉”方面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进展。过去25年间全球总人口增长约20亿，而2019年各大洲居民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2.6岁，比1990年提升8岁多。同时，当代全球卫生安全（global health security）的大局不稳，某些方面甚至恶化。除了各种疾病之外，武装冲突、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经济不平等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冲击，前所未有地增加了各国有效应对卫生安全挑战的困难。“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严峻的公共卫生形势，以及中美两个大国“敌对式共存”（hostile co-existence）长期化的趋势，正在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卫生安全产生深刻影响。目前国内迫切需要消除认知盲区与研究赤字，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制定和实施积极防御的国家卫生安全战略，促使相关各方迅速采取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行动。
“灰犀牛”代表着人们熟视无睹但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很可能一夜之间变成超出人们想象的巨灾“黑天鹅”。目前关乎全球卫生安全的“灰犀牛”至少有三：
（一）半数地球村居民公共卫生境况堪忧
许多亚非拉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国家的国民卫生体系难以为本国民众提供可持续的基本服务，大量公共卫生问题积重难返，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在很大程度上，世卫组织（WHO）的统计数据就是这批发展中国家卫生健康状况的写照：每一年中，母婴保健和儿童卫生服务的匮乏使260万婴幼儿夭折，1.51亿5岁以下儿童发育不良；约300万人死于艾滋病、疟疾、结核病和病毒性肝炎等主要传染病；15亿人受到被忽视的热带疾病侵害；91%的公众（含半数城镇居民）呼吸着肮脏空气，造成约700万人死亡。此外，全世界77亿人口中至少半数无法享受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约1亿人患病后陷入绝对贫困。
（二）各国公众健康受到空前威胁
1. 国际社会应对生物威胁能力不足。当今公众健康面临的生物威胁（bio-threat）种类繁多，在生物技术革命、人工智能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新的威胁和卫生安全危机层出不穷。进入21世纪以来，流感和大流感（pandemic influenza）疫情及艾滋病、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寨卡等高危传染病接续发力；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MR）形势逼人；有害物种入侵、重大实验室或工业事故，以及利用核生化（chemical，biological，radiological and nuclear，CBRN）手段发动敌对行动或恐怖袭击的现实可能性等构成了前所未见的复合型卫生安全威胁。而依照世卫组织评判，大多数国家对这些生物威胁的理解、警惕、侦测、防范、准备和应急响应的能力不足。由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发起、旨在全面评估国际社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全球备灾监测委员会（Global Preparedness Monitoring Board，GPMB）严厉警告：倘若今天暴发像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那样经空气传播的特大传染病疫情，全世界在不到两天之内就可能有5000万—8000万人殒命。
2. 传染病及病媒传播风险倍增。在贸易、交通、旅游和互联网的紧密联系下，发生在任何遥远角落的疾病都可以在36小时或更短时间内“跑”到半个地球以外的大都会，所以任何一个传染病例、局部疫情、其他已知或未知的生物威胁都对全人类的健康构成威胁，任何国家要想“御敌于国门之外”，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联通和贸易的增长，客观上也便利了各种生物威胁借助陆海空运输工具、人员、货物、邮政及快递的跨境传导。2018年中国海关开展出入境传染病监测体检104.9万人次，检出传染病2.7万例；截获病媒生物222.66万只，检出病原体阳性420例；截获植物有害生物4583种、68.5万种次，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335种、7.1万次。
3. “脆弱国家”疫情成“达摩克利斯之剑”。“脆弱国家”的根本特征是国家治理体系无法满足基本公共服务与安全需求。在诸多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合力下，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千疮百孔，极易成为重大跨境传染病疫情策源地。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刚果民主共和国2018年8月1日宣布暴发的第十轮埃博拉疫情。因疫区各种矛盾交错，暴力事件频仍（除民众外已有约200名医疗卫生人员遇难），公共治理失序，疫情防控反复“拉锯”，病例数和致死人数一路攀升，遂演化成为史上第二严重的埃博拉疫情。2019年7月17日，世卫组织依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2005）宣布本次埃博拉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国际社会在五年内第二次把埃博拉疫情列为全球性重大卫生安全威胁。
4. 某些“老旧”传染病卷土重来。由于反疫苗运动、网络谣言及气候变化等原因，早已在欧美发达国家销声匿迹的麻疹，从2017年起成为新的公共卫生热点；2019年初以来，地处南亚的孟加拉国以及东盟多国（菲律宾、越南、老挝、泰国、新加坡等）登革热病例数量均呈现异常增幅。
（三）全球卫生发展援助陷于停滞
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卫生发展援助（Development Assistance for Health，DAH）进入“平台期”，2013—2018年间年均增长率为负0.3%。2018年全球卫生发展援助总额为389亿美元，比上一年减少3.3%，使得迫切需要改善公共卫生状况的穷国迟迟不能形成有效的卫生安全能力。与此同时，美国为首的北约持续扩军备战，刺激和裹挟全球军费支出在2018年达到冷战后峰值（18220亿美元），这不可避免地分流了本可用于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宝贵资源。2019年，因所需资金迟迟得不到落实，世卫组织及合作伙伴在紧急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时，不得不在最需要扩大疫情应对措施的关键时刻缩减相关工作。
现今“安全”（security）概念有被泛化和滥用的趋向，如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提高进口钢铝制品关税。然而事实反复证明，卫生安全的确关乎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卫生安全是每一个国家的“命门”。大流感、重大传染病疫情以及其他生物威胁的大范围扩散，能够在很短时间内造成严重公共卫生后果，打乱正常生产与生活，瘫痪公共秩序，使来之不易的经济社会进步毁于一旦。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2014—2016年西非特大埃博拉疫情使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多年发展努力“归零”，三国经济仅在2015年就损失20亿美元，而整个西非地区因本次疫情遭受的损失高达300亿美元。
国际社会对全球卫生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联高度认同，各国也不断承诺要有所行动。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全球卫生安全的领军者，更准确地说是全球卫生安全治理结构中的权力主导者，将仍然是以美国和英国为典型代表的西方大国。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早已步入“后工业化”阶段，综合国力较强；在卫生安全的基础调研、知识体系、战略与政策规划、军民融合、国际规则与标准、卫生发展援助以及公共卫生应急能力等方面，均处于领先状态；织造了遍及各主要国际组织、各大洲和关键地理节点的多层次合作伙伴关系网络；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对此应当予以深入研究、密切关注。
现存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也是世界头号卫生安全强国，其理念、战略和行动不仅塑造着全球卫生安全的基本格局，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和重点国家的卫生安全能力，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发展战略、海外利益乃至国家安全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1. 超群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能力。全球卫生安全是一个知识密集领域，涉及到医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数十个学科。美国拥有以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为代表的科学研究机构群体，以兰德公司（RAND）、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为代表的智库群体，以“常春藤学校”为龙头的高等院校群体，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情报研究系统，以及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医药公司的研究部门。这五大研究力量人才济济、成果丰硕，为美国政府、军方和公共卫生系统的决策提供了大视野、跨学科、全方位的知识基础和智力支撑。
2. 完备的卫生安全战略体系。21世纪以来，美国和世界一道经历了“9·11”恐怖袭击、炭疽邮件攻击和日趋频繁的新发再发传染病疫情，华盛顿决策圈对卫生安全议题高度敏感，空前重视。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密集制定了三个相互配套的卫生安全战略文件：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总体战略，提出了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应对生物威胁的原则要求；2018年美国《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侧重国土安全和公共卫生应急准备，明确了生物威胁、生物防御等概念内涵，提出了防范、侦测和应对生物威胁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及具体方案；2019年5月发布的《美国政府全球卫生安全战略》聚焦美国对全球卫生安全事务的领导力，强调与国际社会各类行为体的伙伴关系，提出美国促进全球卫生安全的主要路径与目标，规定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美国疾控中心（USCDC）的相关任务，明确了美国涉及全球卫生安全的优先领域、主要议题、机构分工与责任。
3. 有效的“全政府”工作模式。“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的工作模式要求联邦政府各部门服从国家整体利益，在一个中心的统一指挥下，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跨部门协作。5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的“阿波罗计划”堪称美国跨部门协作范例。根据《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美国生物防御协调机制由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联邦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具体牵头，各部首长组成国家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督促落实工作计划。《美国政府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的实施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导，主要部门各司其职，相关预算由联邦管理与预算局制定，科学技术事项归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协调。
4. 广泛的卫生安全伙伴关系网。美国对外卫生安全合作的支柱是“三条腿”：即双边合作、多边合作和与民间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双边合作是主渠道，2018年，美国51.3%的卫生发展援助经由美国国际开发署、总统疟疾倡议、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和美国疾控中心等渠道，落实到与60多个国家的双边合作中；多边合作伙伴主要是联合国系统机构、全球基金（Global Fund）和全球疫苗与免疫联盟（Gavi）；民间利益相关方包括医药跨国公司、以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为代表的私立基金会及其他民间非营利组织（也常被称为NGO）。2018年度美国把34.1%的卫生发展援助（45亿美元）用于资助本国和国际性的民间非营利组织。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近年来美国频繁“退群”，但依然把世卫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等视为全球卫生安全治理的重要多边机构。在特朗普政府的精心指导和持续资助下，由奥巴马政府发起的多边平台“全球卫生安全议程”（GHSA）顺利渡过了初创期，从60多国参与的卫生安全论坛向固定工作机制转化。与此同时，美国着力把这一转化进程与本国的全球地缘政治和安全考量紧密融合。
5. 丰富的全球卫生公共产品。迄今为止，美国是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最大提供方。2018年美国卫生发展援助总额达132亿美元，全球占比33.8%，涉及约100个国家。美国卫生外交（health diplomacy）的重点与本国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清晰吻合：首先是防控传染病，特别是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这三种危害最甚的疾病；其次是通过资金、科技和管理手段加强受援国的卫生健康系统，有的放矢地提升其全球卫生安全能力；再者是综合性地提高受援国妇幼保健水平，努力降低孕产妇和婴幼儿死亡率，改善儿童营养状况。例如，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创立15年来，累计资助数十个国家（多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1460万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服用抗逆转录药品（2003年这一数字为5万人），使240万婴儿免遭艾滋病母婴传染，为680万艾滋病孤儿、弱势儿童及他们的照护者提供帮助。来自美国的卫生公共产品构筑起捍卫美国本土和海外利益公共卫生安全的屏障，极大地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声望，带动了美国医药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美国卫生安全理念、管理及卫生健康产品的全球营销，为维护全球卫生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英国的独特贡献和地位在于：它不仅是继美国之后提供卫生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是现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发源地，还拥有其他许多国家不具备的优势。这些优势包括但不限于：脱胎于英帝国殖民遗产的全球性联盟、国际贸易与商务联系；英语是使用最广的跨文化交流工具；成熟的科学、教育、法律、管理和享有盛誉的国民卫生系统（NHS）；与各种国际行为体的良好关系；深谋远虑的战略研究传统和在全球落实各种行动计划的能力，等等。在西方大国中，英国2008年率先公布了本国的全球卫生战略，2018年7月又第一个发表了关于全球卫生安全的国家战略文件《英国生物安全战略》。英国的战略文件凸显了“一体健康”（One Health）的先进理念，主张在维护人类健康的同时重视动物界和植物界的健康；强调面对全球卫生安全的严峻局势，政府必须主动作为，从根源上消除各种生物风险（威胁）；提出协调一致的跨部门努力应聚焦于对生物威胁的理解、预防、侦测与应对四个方面。
全球卫生安全、气候变化和地球生态恶化是当代全球治理的三大战略性议题，关系到“地球村”里每个人的健康与生活质量。经济全球化、远超预期的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的加速度退化已经永久性地改变了人类所处环境，大幅度增加了流行性疫病暴发和有害媒介传播的几率。贫困、动荡、移民和难民潮、收入不平衡、治理失序、霸权行径以及核生化技术门槛降低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全球卫生安全的形势变得空前严峻。作为有着14亿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面临的公共卫生风险之高前所未有，捍卫国家卫生安全的难度举世无双，维护全球卫生安全的责任日益重大。2018年8月非洲猪瘟首次传入中国（亦是首次传入亚洲），给生猪存栏量占世界半数的中国养猪业以沉重打击，邻国也未能幸免。鉴于60%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来自动物界，近年来75%的新发和再发传染病属于动物源性疾病（如禽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和肺鼠疫等），非洲猪瘟的入侵无异于再次拉响卫生安全的红色警报。若不能真正贯彻“一体健康”理念，未雨绸缪，迅速、有效和全方位地强化中国的国家卫生安全能力，“灰犀牛”将极有可能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突变为“黑天鹅”，引发公共卫生灾难和大规模公众恐慌，危害中国的国家卫生安全、海外利益乃至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这绝非危言耸听。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从战略高度把握主动权，扭转被动局面，以制度化的积极防御措施系统性地应对复合型生物威胁，是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重要体现。
基于国内经验教训和两个“没有变”的基本国情，积极防御的卫生安全战略应涵盖以下方面：
（一）高擎人类共同价值观大旗
共同价值观是各国人民和平交往的心灵纽带和精神支柱，也是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与捍卫国家卫生安全的基准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超级大国定义的“普世价值”影响广泛，但在这一旗号下，自私和任性地滥用支配地位的做法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对全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严重且持久的威胁。事实证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就是以人为本，敬畏生命和人的尊严，其要点包含在《联合国宪章》《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和《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法文献里，也体现在中国援外医疗队、无国界医生组织（MSF）等的高尚理念和伟大实践中。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9国起草委员会成员，承认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018年12月习近平向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座谈会致信，首次把秉持人类共同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全球卫生安全的核心是人的安全，人类共同价值观是保障安全与健康的根本哲学与精神支柱。中国应高擎这面大旗，在捍卫自身与全球卫生安全时理直气壮地抢占道德制高点。
（二）大力强化国家公共卫生系统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公共卫生事业的成就举世公认。比如：肆虐中华3000载、1949年流行2/3县域的疟疾，在2017—2018年已无本土原发病例；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已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70年来中国总人口增加约9亿，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不到40岁延长到77岁，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巨大贡献。同时也必须承认，中国当前的卫生安全局面难言乐观：人口流动的数量和密度在全球高居榜首，疾病防控难度非比寻常；尚未立法构建“严密的国家生物安全体系”；公共卫生系统负荷沉重：2008—2018年间，每年报告的法定传染病例从526.27万上升到777.07万，致死人数从12622人增至23377人；公众健康问题堆积如山，数亿慢性病人、贫困群体、吸烟等危害健康行为，以及2.49亿“银发人”汇成的洪流，对卫生健康系统形成了全方位高强度冲击。更令人担忧的是：“重医疗轻公卫”的倾向未能得到根本纠正，国家卫生安全能力存在多方面缺陷。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机构的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和队伍实力均须改进；基层防治能力与所承担的职责不相适应，突出问题是基础设施落后、监测检测能力不强、经费保障不足、人才严重缺乏；疾控机构职能在事业单位改革中存在被弱化的风险，公共卫生队伍不稳定。倘若不能尽快在法治基础上建成人才充实、设施完备、手段全面、能力先进、资金充足且有一定海外布局的疾病防控系统，中国难以有效应对全球卫生安全挑战。
（三）加速夯实自身科学技术基础
生命科学直接关系人类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卫生安全的科学基础。中国正在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生命科学领域也已取得了若干独创性成果。2019年4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宣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博士当选该院外籍院士，这体现了世界顶尖科学殿堂对中国生命科学家的认可与尊敬。但总体而言，中国仍处在奋力追赶发达国家科研机构和科学家群体组成的“第一集团”进程之中，大量基础性研究和卫生安全关键技术的创新研究亟待开展或深化，多数相关产品和技术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例如：世卫组织科学部门新近推出的《卫生产品概况目录》（Health Product Profile Directory）中，196个产品几乎全部被23家欧美发达国家的科研组织、高等院校和医药公司垄断。2019年11月中旬先后通过欧盟委员会批准和世卫组织预认证的首款埃博拉疫苗也是由发达国家团队研发，跨国药企默克公司（Merck，在北美以外称MSD）生产。
中国必须在更大程度的开放中，主动加强与“第一集团”的交流，以提升自身能力。卫生安全与国家安全关系密切，相关专业交流对于担心或刻意防范中国崛起的国家来说，具有一定敏感性。但是，科学知识属于全人类，生物威胁从来不会止步于国境。没有国际合作，即便全球卫生安全的头号强国也无法做到“洁身自好”。中国与美国为首的“第一集团”之间的交流会因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立场遭遇严重困难，但绝不会中断。面对生物威胁这个共同敌人，中外卫生安全交流与合作必将不断深化。2019年7月，天津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华盛顿联合主办了中美合成生物学安全议题的对话，两国上百位科学家、学者和官员出席，这是全球卫生安全离不开国际合作的极好例证。
卫生发展援助政治敏感度低，民生效果好，容易成为最大利益契合点和合作的最佳切入点。中国应当结合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在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多领域实地调查和同利益相关方交流磋商的基础上，摸清域外卫生安全“底数”，确定主要生物威胁来源，结合卫生发展援助，有针对性地化解卫生安全风险。据估算，1990—2018年的29年间，中国共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85亿美元的卫生发展援助，其中2018年为6.447亿美元。与主要国家相比，卫生发展援助在中国对外援助中占比过小。事实上，若能够优化援外决策，注意避险止损，仅节省下来的钱就足以让卫生发展援助有大幅度增长。
包括大流感在内的各种高危传染病始终是全球卫生安全的核心议题。世卫组织列出的2019年全球卫生十大威胁里四种是传染病。在社交媒体普及的情况下，关于传染病疫情和疫苗的不实信息极易引发大范围公众恐慌甚至社会秩序崩溃。因此，中国的卫生发展援助应当全面转型，优化资源配置，把公共卫生作为“主战场”，持续聚焦让广大公众受益的传染病防控。要精心选择一批具备战略支撑作用、与我合作基础牢固、卫生安全核心能力相对薄弱的国家，为它们提供具有指导性、针对性和实质性的支持，尤其重视培育当地公共卫生人才。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攻消除疟疾。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最缺少的绝不是资金，而是战略决心、高效全面的协调和各个层面的合作伙伴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公共卫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消灭了天花，这也是人类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消灭的唯一一种传染病。今天，中国完全有条件把消除疟疾作为卫生发展援助的重点和亮点，为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作出历史性贡献。
中国是全球卫生安全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体，在各种现行治理机制中，完全可以通过多重路径更巧妙地发挥作用。
1. 模范和全面地遵循全球卫生安全治理的规则与指南。除《国际卫生条例（2005）》和《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WHO，FCTC）这两部由世卫组织主持制定的国际法外，全球卫生安全治理还依赖其他一系列有法定约束力或公认指导意义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兽医体系效能指南（PVS Pathway），世卫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关于用“一体健康”方式应对动物源性疾病的指导性意见，有关禁止生物和化学武器、打击核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等等。实际上，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也包含逐步熟悉和融会贯通所有相关国际规则的任务，无法一蹴而就。
2. 加强与主要大国的卫生安全合作。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含有丰富的卫生安全内涵，双方在海关检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响应，危险病毒性疾病和自然疫源性传染病的研究监控，强化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国际公约，推动制止生物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的多边谈判等方面存在广阔合作空间。中印互为重要邻国，是仅有的两个人口超过10亿的大国，两国在卫生安全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西方七国集团（G7）成员都是卫生安全强国，扫除各种障碍，努力发展和提升与它们的卫生安全合作，不仅符合所有大国的切身利益，亦是改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的关键一环。
3. 更有效地利用多边机制。中国必须加强对世卫组织相关工作的参与度、话语权和协调力。对美国彰显其领导力的全球卫生安全议程，应秉持开放和包容态度，以合作促安全，同时警惕技术或策略陷阱。要更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平台涉及卫生安全的议程，周全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性多边公共卫生合作。
4. 显著增加对重点多边筹资平台的捐助。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应急基金（CFE）、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计划（TDR），以及被称为“三大全球卫生筹资机构”的全球基金、全球疫苗与免疫联盟和国际药品联合采购机制（Unitaid）是全球卫生安全领域的“名牌”平台，对它们的捐赠可用较少的钱“四两拨千斤”，这对于人均国民收入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依照联合国标准穷人数量依然庞大的中国来说，是极其划算的安全、民生与国际影响力投资。遗憾的是，这些机构公布的财务数据中，涉及中国的数据着实令人汗颜。例如，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应急基金可在24小时内响应传染病疫情，2015年创立至今共有22个成员国累计捐献1.26亿美元，其中德国4164.2万美元，日本3288.8万美元，英国2141.4万美元；中国自2015年捐赠200万美元后再无贡献。
（六）充分挖掘和发挥民间社会潜力
卫生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与民间社会有一种内生的依存关系，说到底它涉及人民大众的科学素养、责任意识、组织状态、志愿精神、社会创新能力乃至对当代世界的全面认知。从纽约联合国总部到南太平洋岛屿，从瑞士小镇达沃斯到撒哈拉南部的非洲村落，21世纪全球卫生健康议题的讨论和行动，无一不有形形色色的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其中。2019年二十国集团民间社会（G20）会议也就全球卫生安全提出了政策建议。顺应普通民众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国际潮流，参照联合国的做法定义民间社会组织（CSO），鼓励国内科教文卫事业单位以民间非营利机构身份参与各种国际交流与卫生发展援助项目，有助于在全球卫生事业中构建各个层面的合作伙伴关系。倘若中国能够培育起一批类似于盖茨基金会、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PATH）那样熟悉国际规则、具备专业水准和海外项目执行力的民间社会组织，中国的卫生发展援助和全球卫生安全合作必会别开生面。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人类的命运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各国的利益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度融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中国是爱好和平的负责任大国，以全方位积极防御的战略举措促进与维护本国乃至全球的卫生安全，让卫生发展援助更加有效地向外部世界释放善意，防范、减缓乃至消除生物威胁，这不仅符合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更是中国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与各国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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