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界说
所谓“国家转轨”指一国的发展模式的转变。所谓“国家发展模式”指一国的基本制度、运行机制以及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发展轨迹。具体说来，“国家转轨”指一国的基本制度、运行机制以及发展目标、战略和轨迹的全面而深刻的转变。
“转轨”同样发生在全球层面。所谓“世界转轨”指世界的基本秩序、运行机制、主导价值、发展轨迹的全面而深刻的转变。
所谓“大转轨”，既指转轨之全面、深刻以及影响之深远，亦强调转轨非一次完成，而是由一连串节奏紧促的转轨构成。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转轨，必然在国家和世界两个层面同时进行，而且或早或晚必将把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卷入其中。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发生了连续的国家转轨，如今又处于新一轮的转轨之中。早期的外部冲击迫使中国告别古代进入近现代。近代以来，两种国家发展模式在中国展开了残酷竞争，国民党领导了以西方右翼为榜样的资本主义转型，共产党领导了以西方左翼为榜样的社会主义转型。二十世纪末期，通过改革开放，邓小平又启动了新一轮国家转轨。
与此同时，同步进行的是世界转轨。世界由前资本主义时代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又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法西斯主义运动。法西斯主义稍纵即逝，社会主义此刻进入了低谷，资本主义再次席卷全球。实际上，中国近代以来的转轨受制于上述世界转轨历程。
当下中国的核心问题——政治发展问题
经过三十多年的变革，中国的经济领域的基本秩序已经确立；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尚未完全定型；但是，政治、社会、文化领域中不确定的部分是相互关联的，不可能独立演变，必然是协同变化，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政治。可以说，政治是“纲”，“纲举目张”。因此，本文将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锁定为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政治发展问题就被提出来了，而且至今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每当面临重大转折时刻，这一问题就凸现出来。如今中国再次处于历史转折关头，老问题又再次浮现：
中国“将要”或“应当”向何处去？
政治变革“需要”经历哪些阶段？
每个阶段“应该”怎么走？
目前“正处于”哪个阶段？
从激进自由主义到新权威主义
对于上述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激进自由主义当道。它主张中国应建立自由主义宪政，而且应立即实行政治民主化。激进自由主义在现实中受到重创，需要在理论上做出调整。于是，八十年代末期，新权威主义兴起。新权威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全盘西化”，它与激进自由主义的区别是更加讲究策略性，提出了分阶段西化策略，即先市场化，再民主化；相应地，政治变革阶段表现为由极权主义而权威主义再自由民主主义。该理论主张，在权威主义政府的领导下实行市场化，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再实现民主化，最终建立一个自由主义宪政中国。可以说，新权威主义属于理论上更加成熟、策略上更加老道的自由主义。
新权威主义的困境
当下中国，市场已经建立，而且不可逆转；但是，民主仍然没有到来，而且趋势并不乐观，民主的正当性受到越来越深刻地质疑，民主的有效性受到越来越严峻地挑战，民主化的风险或代价受到越来越理性地审视。与此同时，权威主义政府明确拒绝西方模式，宣称要开创自己的理论、制度和道路。新权威主义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它所预言的紧接着市场化而来的民主化并未出现，而且它为中国规划的政治蓝图希望渺茫，也无力为中国指出下一步的行动战略。
新权威主义的现实困境源于其理论上的致命缺陷、对中国文化生命力的严重误判，以及缺乏构建终极目标的足够的想象力。这意味着，中国需要一种超越新权威主义的全新的国家转轨理论。
三、国家转轨理论概要
“经济—政治”二元论
黑格尔开创了“市民社会—国家”分析模式。[1]马克思批判地发展了黑格尔理论，提出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分析模式，并确立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命题。
马克思进而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简而言之，经济基础的变化直接带来政治制度的变革。这是马克思揭示的国家转轨逻辑。
实际上，可以将黑格尔—马克思创立的“经济—政治”二元论视为新权威主义的理论基础。新权威主义据此提出了“先市场化，后民主化”的“两步走”战略。
“经济—文化—政治”三元论
葛兰西发展了黑格尔—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及国家转型理论，其最大贡献在于确立了“文化”的重要性。[3]
葛兰西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属于“完整国家”。所谓“完整国家”包括“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统治集团在政治社会中实施“统治”，在市民社会中实行“领导”。葛兰西所谓的“政治社会”相当于“传统的国家”。在传统的国家理论中，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并且与国家对立。借助“文化领导权”概念，葛兰西拓展了传统的国家概念的疆域，把市民社会引入国家范畴之中。葛兰西深刻地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非常高明，它不满足于“政治社会中的统治”，还要追求“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以实现对被统治者的道德和知识的领导，即让被统治者认同有利于统治者的价值观、道德规范、科学理论、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从而实现对被统治者的精神控制。
基于完整国家概念，葛兰西创立了国家转型理论。他指出，国家的转型从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分裂中产生。国家危机首先表现为“领导权的危机”，统治阶级丧失文化领导权导致市民社会的背叛，而市民社会的背叛导致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对立，于是政治统治权的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在国家转型的第一阶段，新兴势力首先在市民社会中争夺“文化领导权”。[4]文化领导权易手之后，原有的统治者和统治秩序丧失合法性。第二阶段，新兴集团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推翻旧政权，夺取政治社会中的“统治权”，并着手建立自己的新政权。至此，一个新的完整国家建立起来了，而旧的完整国家则成为了历史。
从表面上看，葛兰西似乎仅仅关注文化和政治，仅仅关注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对国家转型的意义。实际上，葛兰西完全接受马克思的核心论断，将经济制度视为国家结构的基础，将经济转型视为国家转型的基础。可以说，这是葛兰西国家理论及国家转型理论的不言自明的逻辑前提。葛兰西专注于建立有效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而他所关注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条件或经济基础已经具备，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讨论争夺文化领导权以及紧随其后的政治革命。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建立“经济—文化—政治”三元分析模式，据以探讨现代国家结构及现代国家转轨。
“经济—文化—政治”三元论的战略涵义
根据“经济—文化—政治”三元分析模式，现代国家转轨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领域为主战场，核心任务是变革经济制度；第二阶段，文化领域为主战场，核心任务是重建文化领导权；第三阶段，政治领域为主战场，核心任务是重建政体和国体。简言之，现代国家转轨逻辑为：经济基础转变 → 文化领导权转变 → 政治制度转变。
考虑到中国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国家，而且其经济实力已经足以左右世界，因此必须考虑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可能性及其对世界秩序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所以本文还要考虑中国的全球战略。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中国转轨的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以世界舞台为中心，核心任务是建立人类世界新秩序。
显然，新理论的转轨逻辑与新权威主义主张的“经济 → 政治”转轨逻辑不同，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新权威主义忽视了“文化”，而新理论将文化与经济和政治并列，并将其视为连接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
国家转轨过程中的政治合法性
没有永恒不变的、超越历史阶段的政治合法性依据，政治合法性来自对历史规律的顺应和对历史使命的承担。因此，国家所处的转轨阶段不同，其政治合法性依据亦不同。具体说来，在国家转轨的第一阶段，政治合法性来自建立应有的经济制度；在第二阶段，政治合法性来自建立应有的文化领导权；在第三阶段，政治合法性来自建立应有的政治制度；在第四阶段，政治合法性来自建立应有的世界秩序。也就是说，处于某一转轨阶段的政府，只要致力于完成该阶段的核心任务，同时巩固前一阶段的核心成果，并且能够正确地把握前进的方向，那么它就具备政治合法性。
韦伯对政治合法性的内涵没有界定，只要政府能够获得被统治者的认同或自愿支持即被认为具有政治合法性。当代西方学者和政客极为重视政治合法性的内涵，而且把宪政民主视为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政体，并且把一时一地的东西说成是永恒的、普遍的东西。大转轨理论强调政治合法性内涵的历史性，认为政治合法性的内涵将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因转轨阶段不同而不同。
运用上述国家转轨理论，探讨中国的转轨战略，既是探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大计”，也是构建人类世界的“世纪宏图”。
第一阶段战略
当下正在进行的转轨从毛泽东时代起步。第一阶段的核心战略是对西方世界开放，在经济领域实施市场化转型，以市场经济制度取代计划经济制度。对外开放和经济基础的变化，自动地带来社会的自由化和文化的多元化。这一切又带来了政治的巨变——极权主义转变为权威主义。
第二阶段战略
根据大转轨理论，继经济转型之后，第二步是文化转型，而不是新权威主义预言的政治转型。
作为一个固有文化异常丰厚的国家，中国的文化现代化的轨迹不会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U字型曲线，也就是说，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文化不会一路西化下去，直至全盘西化，相反，在硬力量膨胀之后，西化趋势将终结，而本土文化将复兴。亨廷顿预言，主导未来中国的将是儒家文化，而不是西方文化。[5]
有鉴于此，该阶段中国文化重建的基本战略是“返本开新”。
在第二阶段，权威主义政体仍有存在的合法性，但是这种合法性是有条件的：第一，它必须继续巩固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是，它必须积极推动以儒家文化复兴为核心的文化建设，直至儒家文化掌握文化领导权。
第三阶段战略
根据大转轨理论，文化转型之后是政治转型。
左右中国人思考自己国家发展轨迹的是西方确立的范本。按照这一范本，中国演变的“标准进程”应该是：自由市场经济 → 自由主义文化 → 自由民主政治。然而，中国的演变路径不会遵循这一范本，分歧在第二阶段就发生了，并将影响后续阶段。
第二阶段的本土文化复兴将造成中西文化分途，文化分途将造就中西在文化上的根本性差异。这意味着，中国注定要在本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探索并实现政体再造，或者说，中国将在与西方范本相似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儒家文化）下解决政治转型问题。
考虑到文化的重要性，考虑到文化对政治合法性的决定性影响，考虑到政治合法性对政治制度的生存与演变的重要性，未来中国的政治制度一定会带有鲜明而深刻的中国文化烙印。甚至可以大胆地预测，在儒家文化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前提下，未来中国政治秩序将具有“中体西用”属性，其政治哲学将是以儒家道统为主体的、吸纳了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和资本主义宪政理论的新型政治哲学，其政治制度将是以儒家道统为宪法原则的、吸纳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自由主义宪政的新型政治制度。也就是说，从目前的权威主义出发，政治演变的归宿不会是自由主义宪政，而将是儒家社会主义宪政。
第四阶段战略
儒家社会主义宪政，既坚守了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也吸纳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要素，从而化解了中西之间尚存的核心冲突。业已确立的市场经济制度使中西之间在经济领域中的根本对立不复存在。而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虽有差异，但并非水火不容，完全可以共存，而且还可以通过互补达到共荣。这一切为中国领导世界建设一个普世性的新文明创造了可能性。
成功完成国家转轨的中国，不仅可以凭借其硬力量，改变现有的全球权力分配格局；还可以凭借其独特的软力量，改变人类世界的发展方向和生存秩序。这意味着，这一轮中国转轨，其影响完全可能超越国家疆界，引发并支配世界层面的转轨。而且，这一次角色转换了，中国不再是被支配者，相反，中国将支配世界。贯穿二十一世纪，将以中国产生世界性影响始，以中国再造世界秩序终。世界曾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中国也将有力地改变世界。
大国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作为大国的中国对于人类世界的历史责任！
大转轨理论承认政治合法性的内涵具有“历史性”，但是承认“历史性”不等于接受价值相对主义或价值虚无主义。大转轨理论以“仁”为政治合法性的终极的内在的规定，阶段性的合法性内涵必须受到“终极内涵”的约束，也就是说，某一阶段的合法性内涵是终极内涵在该阶段的具体表现，而各个阶段的合法性内涵的顺序展开将导致终极内涵的最终实现。
与近代以来中国的历次转轨一样，这一轮转轨的“外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全球化。对外开放为“世界霸权”干预中国变革创造了条件。[6]
在转轨的第一阶段，最强大的“内部动力”来自市场化。市场化改变了经济基础，进而改变了阶级结构，新兴阶级打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在此过程中，阶级斗争构成了转轨的直接动力。
在接下来的转轨阶段，“文化”跃升为转轨的“主角”。首先，文化领导权重建是第二阶段的核心任务。其次，第二阶段的“文化重建成果”将直接影响第三阶段的政治制度重建和第四阶段的国际秩序重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还是贯穿始终的推动转轨的“内部动力”。概括说来，在中国转轨过程中，文化肩负着为转轨指引方向、为制度再造制定准则、为行动者提供动力的多重功能。
中华文化为中国转轨提供了最内在、最深厚、最持久、最强大的动力。中华文化赋予中华民族伟大的抱负。中华民族始终坚信自己负有伟大的使命，坚信自己应该也能够领导人类达到至善。这种雄心壮志源于对辉煌历史的记忆，源于对民族文化的热爱，源于对天道的信仰。而且，这种自信百折不挠。这种顽强的自信使得中华民族在数千多年的历史中，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崛起，而且每一次崛起都会“更上层楼”。这种永远不死的生命力，这种不断超越自我的创造力，这种同化一切挑战者的包容能力，这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恒久信念，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固有品格。正是这样的文化已经并将继续激励中华民族开创并完成这一轮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大转轨。
五、时局判断
本文提出了一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激进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等理论不同的当代中国发展理论——大转轨理论。
大转轨理论主张，在对外高度开放、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建立、硬力量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条件下，继续在权威主义政体庇护下，在文化领域确立儒家文化领导权；在此基础上，以儒家为体，宪政为用，建立儒家宪政，从而终结权威主义体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为基地，以中华文明为轴心，建立人类世界新文明。
根据大转轨理论，当下中国处于国家转轨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以复兴传统文化为使命的权威主义政府具有政治合法性；这一权威主义政府的核心历史使命是建立儒家文化领导权，为建立儒家宪政创造经济和文化条件。
目前，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纷纷抛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激进自由主义一如既往地要求立即实行政治民主化；新权威主义再次登场，老调重弹；极左派表达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但又拿不出有竞争力的整体方案；近十年异军突起的新儒家则提出了儒家宪政蓝图和“阵地战”策略。
当政者自有一套主张：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积极维护官方意识形态，同时大力推动儒家文化复兴；强化权威主义政体；与此同时，大刀阔斧整治各类不法精英。显然，当政者拒绝了各派的完整主张，但又接受了各派的部分主张，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做了一个“拼盘”。这个拼盘自有章法，既是回应各种诉求的权宜之计，也顺应了中国转轨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总的来看，与各派民间势力的主张相比，当政者的主张和作为更为周全，也更为符合大转轨理论的阶段性要求。由此可见，当政者的作为庶几可谓“基本恰当”。
【作者简介】康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 、“国家与社会关系” 、“儒家宪政”、“非政府组织”。
代表作为《儒家宪政论纲》、《仁政》、《行政吸纳社会》、《起诉》。论文发表于《战略与管理》、《社会学研究》、《中国软科学》、《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开放时代》、Modern China、Social Sciences in China、Social Research、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两次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黑格尔 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83页。
[3] 葛兰西 著，《狱中杂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4] 葛兰西将文化领导权争夺战称为“阵地战”。阵地战发生于社会领域之中，发动进攻的主力军是“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争夺媒体、学校、教会、社会团体、家庭等“文化阵地”的控制权，并利用自己掌控的“文化阵地”向公众灌输自己中意的意识形态。
[5] 亨廷顿 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
[6] 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新葛兰西主义”——对“世界霸权”的运行机制作出了理论分析。参阅：罗伯特·W·科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载罗伯特·O·基欧汉 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7~231页；罗伯特·W·科克斯 著，《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