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货币（Alternative Currency），也有的地方称为社区信用（Community Credit），两者概念与内容有所不同，但目的都是建立“基于和谐社会的经济”（Solidarity based economy）；服务的对象也主要是缺乏获得正规货币（Official Currency）能力的下层群众。
因此，中国人提出研究“穷人的经济学”，则不可不了解另类货币[1]。
一、概述：背景与问题
一般认为，另类货币是进步知识分子提出、逐渐演变成专门为下层群众进入市场经济提供交易工具的特殊中介手段。最早于80年代产生于加拿大，90年代初期发展到美国，90年代中期扩大到拉丁美洲，然后被澳洲和亚洲等发展中国家接受。目前，这种活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开展，并且逐步扩展到社区自治、妇女权益、民众生计、贫民救助等多个领域。已经有许多国际著名学者，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学者撰文或者著述，专题讨论这种为穷人生计服务的另类金融，及其对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有些从事这些工作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已经成为拉美逐渐转向左翼的各国政府领导人的主要智囊人物。
中国学者中认真实践另类金融并能够比较全面介绍有关情况的，目前还只有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宝强和刘健芝[2]。
调查阿根廷开展的此类活动之所以有特殊的研究价值。
一方面在于这个国家曾经一度使用过500多种不同社会组织发行的社区信用券或者另类货币，高峰时期大约600万人参与使用这种非官方金融工具从事交易活动。
另一方面，这里另类货币曾经在2001年初发生严重信用危机，并且几乎彻底摧毁了这个民间交易中介体系。更为戏剧性的是，由于阿根廷国家货币体系遭遇的金融危机接踵而至，几乎使得另类货币成为替罪羊。不过，其近年来随国家经济复苏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现象，似乎更加值得关注[3]。
阿根廷1995年开始出现第一个“社区货币俱乐部”，开始只是在贫民区的志愿者、社会工作者和NGO推进穷人搞“以物易物”、“以劳易物”，在交易中，对于不等值的物品和劳务在交换中形成的不等价值采用实名记账方式，这就形成在特定群体中有效的账面个人信用；接着，自然产生了交换这种信用的需求，于是产生内部流通的“信用券”。
作为1968年插队的知青，我于是自然联想到，这其实相当于中国农村集体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的“工分本”、“工分票”。
到2001年初，这种另类货币在阿根廷到处发展，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有几十个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在从事相关工作。有个城市（Sant Tafei）的市长发布文告，允许个人所得税的30%以另类货币缴纳，以便市政府能够以此代替“食品券”发给贫民，去社区市场购买基本生活必需品。
但是，由于范围扩大之后靠那些社会组织难以对民众实行有效监督，于是有些社区的另类货币管理者滥发信用券以牟取私利，导致这种另类货币也出现信用膨胀和票面价值大幅度下跌的危机，遂使志愿者们多年在贫民区辛苦工作建立起的信誉坍塌。无独有偶，那年12月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另类货币信用危机自然被国内外很多人误解为与金融危机有关。
再者，80年代以来各省大量发行省内流通的货币或者地方债券，也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出现严重的支付困难。于是，另类货币的信用环境被严重破坏，大批垮台。
（图2、阿根廷省级政府印发的可作为货币流通的债券）
此后，到2003年阿根廷经济逐渐复苏，另类货币那种能够带动部分就业、减少政府救济开支的客观功能得到地方政府重视，此时，阿根廷的另类货币的信用才逐渐恢复起来。
二、考察之一[4]：穷人的市场经济？
8月16—17日，我们去访问的是郊区的贫民集中居住的区域。那里有个社区市场 （‘barter club” of West zone of Buenos Aires at Rafael Castillo, Street Carlos Casares 580），设在贫民区交叉路口的一个像破旧体育馆的地方，门口很小，进去以后却很大，足有上百个摊位；大多数摊主是妇女和老人。他们交易的东西五花八门，从二手衣物用品到自制食品和各种日用品，只要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需要的，这里都可以买到。
（图3、社区市场）
在这个市场交易中绝对不许使用政府发行的货币，而是一种被称为“信用券”（credit [5]）的纸币，上面印刷着其代表其理念的话“人的动力的价值”（value of human energy）。券面值为1/2，1，2，5，10，20；大约30单位等值1个阿根廷官方货币比索。参与这个市场的人必须是会员，他们认同的角色是一个两个单词组合而成的新词——Prosumer，可翻译为“生产消费者”，亦即生产者Producer 即消费者Consumer。
其产生的客观背景是：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全世界推进，贫富差距加大不可逆转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一般正规金融机构不可能提供普遍服务，贫困人口获得正规货币的能力愈益低下，不得不被市场经济边缘化。于是，一方面大量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另一方面又有占总人口相当比重的贫民对大量低质的、日常生活消费品的客观需求。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需求不可能减少、只可能增加。如果大量的相对贫困人口完全依靠政府救助，则会造成巨大财政负担进而转嫁为过重税收，最终会把企业逼出国门，导致就业率下降、社会矛盾激化等等。这还是易于被一般人理解的。
一般来说，这种背景可能也是容易走向极端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家在中国往往会反对增加社会福利开支的基本原因。客观地看，如果只在主流思路中，形成这种极端的考虑并不为过；尽管这在任何正常的民主国家都当然地被社会认为是反动。因此，也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家敢于“公开”接受这种对于社会而言是反动而对于经济规律而言却无可厚非的理论。
而世界范围（包括纽约的贫民窟哈雷姆区）的试验已经表明，如果在特定的贫困人群中使用这种替代正规货币的信用券重建小型的社区市场，则既可以解决部分贫民的就业，又扩大了一般日用品的流通和消费。进一步则可能推动贫困社区重建。
这种信用券首先具有的本质特征在于：仅仅强调体现货币最基本的“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的原始作用。
由于没有现代资本主义金融的其他功能，例如：基本上没有储存保值的作用，特别是没有投资生息，或投机获利的派生功能；因此，只要在特定范围内使用，并且有切实可行的防范道德风险和通货膨胀的管理机制，则可能对于那些大批的进入不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贫困人口和边缘群体生存的社区起到维持起码生计的重要作用。
其次，这是一种在穷人中间低成本地推进市场经济的方式。
由于这种信用券完全由志愿者或社会工作者来发动和组织民众参与，其组织成本不进入核算；完全没有存贷和利息，其资金成本为0。
考察中了解到，这个市场对每个摊位只收取0.2个比索加2个单位的信用券；这些收入的80% 支付场租，20%用于管理者的开支。此外，每个入场交易者必须是经过注册登记的会员，必须接受培训，理解会员的权利和义务：在场内只能使用信用券，不得使用正规货币。看来，重建这种穷人市场经济唯一需要支付的只是场地租金和少数管理者的费用。
再次，穷人市场经济体现的是使用价值的交换。
对于使用这种另类货币来交易自家物品的穷人来说，其家庭制作的可以即时消费的东西，其内涵的使用价值在没有经过从各级批发、运输仓储到零售店的各种商业环节所增加的流通费用、利润和资金占用成本之前，就在这个劳动者与消费者身份同一的社区市场通过交换，并很快被其劳动力简单再生产过程所消费，则其中的劳动剩余价值几乎为0；其劳动价值基本上等于使用价值。
三、考察之二：个案调查分析
在这个市场上交易的人大部分是妇女。随机访问3个摊主，做记录、并作简单分析于后。
1、普遍低价与“亏本”交易的道理
第一个被访者是个中年妇女，她平常会自己做衣服来卖，有时也卖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如自己画的枕巾。今天则不同，她从外面的批发市场买了小包装的咖啡（约半斤）和大米等食品及小日用品在市场上交易。粗略估算她今天的交易额约等值于30个比索 (当时的汇率是Pesos 2.8：1 $)。她的一包咖啡买入价是2个比索，卖出价是50-60个单位的信用券，亦即，咖啡的交易账面上亏损了16.6%，这还不算她自己投入的劳动时间。当然，她说，也知道如果按照外面市场的常识看，这样的卖出价格自己是亏本的；但是，进入社区市场交易的目的不是获取利润，而是用所得到的信用券再交换日常生活所需要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
简单分析：社区市场的价格普遍都低于外面商店的价格，这是社区市场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这也恰恰是社区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之所在）既然整个市场如此，她也只能以低于外部的价格销售。以我的理解，她今天需要得到的各种家庭制作的食品和衣物其所内涵的使用价值其实无法计量，只能根据实际需要者的需求偏好来决定。
（图5、被访者与本文作者）
2、维持简单再生产
第二个被访者是卖食品的大妈，带来家庭烤制的22个大饼，已经卖出18个，每个大饼15单位，与外面商店比仅是1/2价钱，当然也就比较容易卖出。计算已经卖出的大饼合计得260单位，大约9个比索，亏损50%。同时，她还从本社区市场上买入两个大瓶地产饮料，每瓶1公升，分成两种尺寸的杯子卖出，一口能喝干的那种小杯5单位，够喝两口的大杯10单位；这样可得600单位，盈余约合10比索；获利50%。她这次使用所得的另类货币在市场上买入的全部是面粉；准备回家去再制作大饼来卖。
简单分析：我们很难以一般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观念来看待这位大妈的“交易活动”。
依稀记得，民国年间的乡村研究者在对农村高利贷的调查中已经指出：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借贷目的往往不是生产，而是防止家庭简单再生产的链条不至于断裂。以我的理解，这位大妈有效地利用了社区市场。她在本市场卖出饮料的交易略有盈余，卖出大饼如果不计算自己的活劳动成本（包括制作、运输和销售），估计也不亏损；而买入面粉则是继续维持她家庭的这种“简单再生产”。
3、个体劳动者的需求
第三个被访者是个读过大学2年级哲学与文学专业的42岁的妇女，曾经是公司职员，15年前因其所在公司倒闭而失业，现在从事二手货的手工翻新。在这个组织的社区市场上已经做了6年，虽然这个市场曾经换过不同的地点。这次她的参与的社区市场的交易活动是买入质地好的二手衣服，回去经过自己的设机、构思和加工，再到互联网上拍卖，据她说有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价格——10倍以上。
此外，由于政府对于贫困社区的政策优惠，她在这里的交易不必纳税，但如果去其他的市场，则需要纳税。
简单分析：她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外部市场，而在这个使用另类货币的社区市场，其实只不过是她获得原材料的地方；因此，她应该属于在外面的现代市场经济中能够得到商业利润的自由职业者或小手工业者。
四、阿根廷NGO的试验与思考
引导我们考察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经济学院“另类货币研究中心”的主任艾露伊莎博士(Dr. Heloisa)曾经是另类货币（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她认为这个社区市场的交易行为过于商业化。因为，在2001年另类货币信用危机爆发之后，他们接受了以往的教训，特别强调的原则之一就是：社区市场只能交易劳动者自己或其家庭的产品和物品；以正规货币从外部市场购买的商品，不允许进入社区市场[6]。
但在总体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导向之下，志愿者们虽然试图大力发展贫民社区的成员内部市场，也似乎不可能形成完全封闭条件下的成员之间的交易。社区成员把外部购买商品带入本社区市场，或者把社区市场得到的物品再加工并对外销售的情况，似乎也无法阻挡。
也许为了说明她坚持的理念是可行的，8月17日上午她特地带我们去观摩他们正在开展的另外一个试验。那是坐落在远郊贫民区对吸毒者进行救助的一个NGO“反毒品斗争协会（Association of Fight Against Drug in Fiorito Community, Lomas de Famora District, south Buenos Aires Nacol 277），其领导人是位中年妇女，过去自己就曾经是“问题女性”，后来成为热心社区事业，帮助吸毒者戒毒的NGO负责人，引导那些戒除毒瘾的穷人重新走入正常人的生活。
这次与艾露伊莎同去的还有一位叫查理的退休老工程师和一个大学生志愿者奥古斯托（Charlie and Augusto）。他们组织起11个中老年妇女来
具体做法是：在艾露伊莎具体介绍另类货币和社区市场交易的规则之后，由志愿者担任“发钞银行”向每个来社区市场的参与者购入耐储存的物品（如面粉、食糖、咖啡、手工艺品等），等值20个信用单位的另类货币，并且为进入市场交易的物品定价（已经成熟的社区市场可以自由交易、讨价还价）。参与者必须携带自己家庭的物品或手工生产的小商品，以初次售出所得的20个信用单位进行互相之间的交易。交易结束后，参与者手中剩余的另类货币可以再到志愿者的“发钞银行”那里去交换家庭必需品。为了激励贫困社区成员参与这种现场培训，他们还安排了抽奖活动。
当然，志愿者事先已经募集了一批捐助的食品和衣物等扶贫物资，即使不搞培训，物资也得发放。而且，每个参与者都只能得到小额信用券，目的是为了“维持生计”即期消费而进行交易。如果每次交易之后都保证收回这种社区货币，则以这种贫民的市场交易来维持生计的目的就能够实现，不可能形成外部市场中的囤积居奇和其他投机获利的条件。
（图6、社区货币试验的现场）
近年来，连世界银行都在发展理论中一再强调“社会资源向社会资本转化”，我国的主流市场经济理论也实在到了做出必要调整的时候。当前的关键，是如何学习使用非主流的组织和制度来解决贫困人口的需求。
事实上贫困社区从来不缺乏人才，参与者中会自然形成协助NGO工作的群众骨干。据介绍，该机构中一个打扮得像日本忍者的年轻人曾经是个因吸毒而抢劫的犯人，现在改邪归正成为社区协作员（community coordinator），另外一个参与培训的手工艺品制作者看上去文质彬彬，她展示的作品也确有相当高的水平。培训结束后，就是这些骨干主动留下打扫房间、继续向艾露伊莎请教问题，看得出气氛很融洽。
在这次直接观察中我意识到：既然这是一种社区内部的成员交易市场，那就应该有条件形成社区成员选举的市场委员会以建立自律机制，以此来减少监督成本。
只有亲历其境才会理解，尽管全世界的NGO们几乎都批评无道政府，却大多客观上难以防范自身的道德风险。 看来，这似乎是政府们与NGO们的通病。
艾露伊莎认为，自从2001年那次另类货币的信用膨胀危机爆发之后，她们重建社区信用和另类货币体系的工作非常艰难。“因为贫困社区的人民不信任志愿者的工作了”，她直言不讳地解释道。而坚持理念又往往难以被追求眼前利益的贫困社区的参与者们完全理解。更难堪的是：事实上她们至今仍然不能建立某种防范机制，来约束各种不同的另类货币的发行单位，使各种各样的NGO中间以追求个人收益为实际目标的那些人有所收敛，不再以滥发另类货币为牟利手段——这是阿根廷另类货币体系一度坍塌的根本原因。
作为中国的农村问题研究人员，我联想起自己10多年前的很多追求突破、追求大规模的主张，在自我反思中得到的启示是——另类货币也必须以防范风险为重，应该以“一般不超越社区范围”作为基本原则。
诚然，“小的，才是美好的”。
（2005年8月24日完稿于从拉丁美洲经欧洲返回中国的飞机上）
[1] 其实，中国早在1929年红军进行“红色割据”时期，就通过发行“劳动券”以促进苏区老百姓之间的贸易。实物现存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此外，中国农村集体化时期的工分票相似于另类货币，工分本则相似于社区信用。再后来，当80年代中国急剧转轨进入市场经济、出现货币严重短缺，在资金利率过高的压力下，农村基层商业部门在农民销售农产品之后出现“打白条”，并实际上允许农民以“白条”抵货币购买商品；这也属于另类金融形式。近年来，我正准备在国内欠发达农村开展以社区信用促进商品交换的试验。
[2] 我是2000年在许宝强教授的引导下到美国和墨西哥调查了解这种服务于穷人的另类金融的，也曾经在回国以后的有关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扼要地介绍过我在国外的调研情况。2001年征得课题委托方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意，我把那一组报告发布在中经网的50人论坛上。此后又得到刘健芝博士的帮助，调查了泰国和阿根廷的另类货币。
[3] 阿根廷总人口不到4000万，其中欧洲裔白人占95%；曾经是拉美中产阶级人口最多的国家。2001年12月外资大量流出、金融危机爆发、本币贬值300%以后，很多收入货币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中产阶级白领和中小企业主随即陷入贫困；当时全国60%人口收入低于贫困线。失业率至今仍高达20%以上。因此，大约17%的中下阶级人口加入另类货币交易。我认为，阿根廷金融危机源于政治危机，对此将另外行文。
[4] 2005年8 月16日下午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西南方向大约30公里之外的贫民区。
[5] 西班牙文是credito
[6] 阿根廷的另类货币最初是一个破产的企业家发起。（指导）委员会由参与发起的几个学者组成，其中有化学家、心理学家和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