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拐点”呢？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全球一般制造业一直是梯度转移的。在中国进入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工业化之前，全球一般制造业的格局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但在中国加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之后，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转变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了。在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中国拐点”之前，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70元，在工业化中后期基本可完成城市化，即85%以上的农民转化为市民，社保、医疗、教育、生态等现代化水平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可是，当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出现“中国拐点”之后，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35-40元了，因此，虽然我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搞了快30年了，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有户籍的农民数量还有9.4亿，比30年前还多出2亿多，社保、教育、医疗、生态等现代化水平也远远落后于亚洲“四小龙”及更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即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这就是制造业全球梯度转移进程“中国拐点”出现之后的重大改变——发展中国家依靠“出口导向”工业化实现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走不通了。
什么是自主性呢？
对于个人而言，自主性是指不依赖于他人，自己主动。不受他人的干涉和支配，自我判断，自我行动。
对于国家而言，国家自主性的本质在于通过自己的行动实现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和维护。要真正实现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和维护，国家必须有自己偏好和行动，具体体现为国家通过自身的能力和行为对不同利益群体的超越，以提供更好和更多的公共产品，即具有国家的自主性。
无论是个人或是国家，自主性即为有自主的态度和自主的行为能力。自主性是其品格特性和素质的基本内核。
在全球一般制造业的“中国拐点”出现之后，不仅中国，几乎所有加入到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落入“出口导向工业化陷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出口）依赖、高外储、高（输入性）流动性、高通胀、高分化（阶层和地域等两极分化）、高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低粮价（低粮价挤出农民工）、低工资、低保障、低人权、低城市化率、低内需、低稳定。
这“九高七低”可以概括为四句话：第一，发展简化为消耗资源换美元的过程；第二，发展经济的目的逐步异化为满足发达国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第三，经济增长陷入美元依赖和发达国家消费（市场）依赖；第四，资本追求美元积累的代价由国内民众消化。
加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因为“九高七低”，必然逐步丧失自主性，不仅丧失能源自主性、货币自主性、金融自主性、商品定价权自主性、高技术研发自主性、产业自主性、社会保障自主性、公共服务自主性、国民劳动和就业自主性……甚至丧失话语自主性、制度自主性、价值观自主性、文化自主性、外交自主性、军事自主性……
逐步丧失自主性，是在“中国拐点”之后步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或危险。
2008年，笔者因《中国农民自主性与中国自主性》一文发表于《东洋经济》被邀访问日本大阪大学和东京大学，邀请我的是东京大学一帮自称“自主性学派”的青年学者，该学派认同中国的梁漱溟老先生（反对全盘西化）为师祖，认为一个国家的改革开放（或现代化或转型）之根本目的是完善自主性，检验改革开放（或现代化或转型）成功与否的核心标准是自主性。这是日本“自主性学派”总结了明治维新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之后得出的核心结论。
日本的“自主性学派”对日本二战后在经济等多方面受制于人痛心疾首。日本人羡慕中国有梁漱溟自主性思想资源，可以使中国在改革开放（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日本丧失自主性的错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梁漱溟老先生成为日本“自主性学派”的祖师爷而骄傲。
但我羡慕日本，因为日本比中国幸运，至少日本在搞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时候，全球处于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的阶段，确保了日本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同步的，而中国承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的时候，全球处于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阶段了，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我更羡慕日本有（梁漱溟）“自主性学派”，而我们中国，绝大多数人只知道梁漱溟老先生是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乡村建设家，并不知道梁漱溟老先生“自主性思想”及其对国家现代化的指导价值！
认识全球化背景下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过程中的“中国拐点”，对中国和中国之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有重大指导意义。即在“中国拐点”之后步入现代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几乎都不可能靠复制亚洲“四小龙”之前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了，必须探索有别于亚洲“四小龙”之前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新道路。
这个结论与邓小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也确实到了该检讨国家自主性的时候了，到了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