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志愿者动员也是社会资源动员的一个重要部分。香港社区伙伴 “四川青年志愿者实习生”项目在各种资源的整合方面，从项目支持方、接待机构到志愿者本身，都力图将好的资源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达到高效和对志愿精神推广的目标。
2004年11月，香港社区伙伴发起了“四川青年志愿者实习生”项目，经过志愿者需求调研和接待机构评估，招募实习生（多数为大学在校或应届毕业生）作为志愿者，从2005年7月起派送到接待机构开始为期一年的实习，参与乡村发展与自然保护相关的工作。项目以10家四川境内的国内外NGO为接待机构，以四川蜀光社区发展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蜀光中心”）为联合执行机构，共同构建一个多方参与的培养青年人的平台。在实习过程的不同阶段，通过集中培训和研讨、实习生之间的经验交流与分享、接待机构的指导和培训、项目支持机构定期跟踪与辅导等方式，试图为志愿者的学习和成长创造一个全方位的支持环境（包括心理支持、行政支持和知识支持 ）。
项目的总体目标，是要“推动青年人关注农村发展和自然保护，促进青年人在行动中反思主流发展模式、城乡发展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培养具有清晰的社会发展理念，良好的社会分析能力及掌握社会发展工作技巧的年轻人；促进四川民间组织之间的经验分享与人才交流。”
迄今为止共举办两次集中培训，青年志愿者公益讲坛两次。对接待机构的支持包括举办接待机构培训工作坊和经验交流会，介绍英国海外志愿者服务社开发的一套志愿者管理体系框架，推动组织间围绕志愿活动进行沟通交流。2006年1月24日，又举办了实习生个案研究会，引导实习生通过独立设计和实施案例或行动研究的整个框架和过程，对一年的实习过程通过“实战”予以总结提炼。
项目初步形成了“很开放的项目团队、以及实习生和接待机构的网络。”
此外，香港社区伙伴还与NPO信息咨询中心合作实施了另一个项目：“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从全国招募人员深入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非赢利组织的相关项目中，进行为期不少于10个月的实习。（该项目的相关信息可参见www.npo.com.cn）
多方合作构建志愿者平台
“在我的经验中，这是国内第一次进行的很有意义的尝试。”对这个多方参与、以项目形式招收、培训志愿者的机制，国际小母牛中国办事处交流发展部主任程培林这样评价。
志愿者活动是NGO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经过多年的积淀和发展，它也开始作为人力资源的一部分进入到组织管理层面，对志愿者资源的培育和运用甚至已成为NGO的一种标志性文化特征。
但是，进入到实际操作层面，在对志愿者管理和服务方面，接纳志愿者的组织普遍存在矛盾和困惑。蜀光中心对四川境内21家潜在接待机构调研发现以下问题：
首先，对志愿者角色定位存在偏差。这些组织主要是从解决人力资源不足的角度来引入志愿者，更多考虑机构自身工作和相关利益影响，但在如何保持本土NGO服务志愿者的可持续性，提高志愿者管理的效率方面没有明确答案。
其次，缺乏对志愿者服务的规划和设计。有的组织无法有效发挥志愿者的能力，有的组织不清楚自己对志愿者个人成长、能力提高方面的积极作用，定位不清。
第三，缺乏针对志愿者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国际机构一般沿用员工工作模式，本土机构则通常疏于管理，只以完成项目工作为准则。很多机构没有把志愿者资源和机构发展的用人机制结合，以吸引志愿者加入，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
最后，在较长时间内，本机构的员工福利待遇对志愿者很难不产生消极影响，使机构对接收实习生存在顾虑。1
事实上， 建立一套由本地NGO网络及本土机构负责管理和实施的实习生招募、培训和支持、管理及监督的体系，作为项目的关键目标之一，正可以为项目各方参加这项“试验”，应对以上困惑和矛盾提供探索途径。不同于单个组织独立进行志愿者培训和资源利用，该项目试图通过整合项目方、实习生和接待机构三方的需求和资源，探索系统的解决之道。
“我们自己没有资源和平台通过培训为志愿者提供进入机制，NGO对这个平台其实有很大的需求。”程培林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成都办事处主任凌林对此表示认同。“我们经常接纳国内外志愿者（主要是国际志愿者），但都不太能够沉得下去，跨区域的志愿者还要解决住宿问题，管理上也有很多麻烦，算下来风险和成本并不低，有时想想还不如省下钱请专家算了。”即便是国际组织，要找到长期深入农村的志愿者也属不易。
在凌林看来，对志愿者的管理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要关照其日常生活、心理和基本教育。另一方面，需要对志愿者在工作和工余时间进行督导，而这些细致的工作对单个机构而言很难独立进行。此外，很多共性的东西，如社区工作的技巧和技能，培养志愿者对社会的认识等等，如果能够系统集中地进行，很显然就具有规模效应。
目前在成本方面，项目办每月资助实习生生活费600元，为其体检并办理保险，提供两次往返实习地的交通补助，提供接待机构“陪伴员工”2参加培训的住宿和交通费用。接待机构则为实习生提供住宿并承担必要的办公经费和差旅费。从成本的角度，从集中资源提供平台的角度，参与项目的机构共同分担了培养志愿者的成本和责任，也容易形成一个分享交流的氛围。
在决策和协调机制上，项目邀请部分接待机构以及社会人士组成管理委员会，下设项目办负责日常管理和监测，社区伙伴项目官员作为管委会代表，与项目办保持日常沟通。
接待机构——多元化的收获
事实上，接待机构和志愿者的匹配产生了“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效果。总体上，这些长期志愿者满足了机构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有的甚至担当了较为重要的角色。但在各个机构自身的视野内，还看到了不同的收获。
“我们成都办事处只有5位员工，工作具体，与合作伙伴关系也简单，但员工缺乏领导和管理团队的经验。”凌林介绍，目前WWF岷山项目每年投入 1000万资金，由于需要提高对项目的监控能力，与合作伙伴签订合同一般都以十万元以下的小项目为主，工作量很大。两位实习生的到来，为WWF 成都项目办的团队建设带来了机遇。“5位员工加志愿者共7人，可以分为两个小组，员工可以从中尝试进行团队管理，这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凌林从独特的视角出发看到了项目带来的附加值。通过对志愿者的能力建设和服务，接待机构同时获得了志愿者管理和团队建设的机会。在很多情况下，长期志愿者更容易进入准正式员工的角色、更深地介入和跟进项目管理，从而对组织产生影响。
“即便将来社区伙伴不再搞这样的项目，我们也会考虑自己拿钱来做。” 尝到甜头的凌林十分肯定地说。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全职志愿者的到来一度让一些习惯接纳短期志愿者的机构在职位设计上颇为为难。社区伙伴项目官员尹春涛回忆，国际小母牛就“很费了一番思量”，后来设计了现场项目助理一职。有兽医家世背景，四川农大野生动物保护专业毕业的杜伟被派往云南嵩明县的两个苗寨。他上手很快，对农民进行技术支持帮助很大。
“尽管我们机构的两位实习生尚无经验可供我们分享，但他们开放的第三方视野和不同思路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程培林说。
对资源非常匮乏的本土组织——通江大巴山生态与贫困研究会而言，志愿者韦罗东的到来还成为机构推动人力资源建设的动力。为了达到接待机构设立陪伴员工的要求，研究会特意招聘了一位了解当地情况的人员为员工作为陪伴，和韦罗东相互支持，共同负责项目监测。研究会还从不多的项目经费中挤出钱来改善了计算机和办公条件。秘书长张浩良说，“项目对我们产生了压力，我们在压力下对人才加以培养。”
此外，国际小母牛一直管理着志愿者的人才资源库。两位实习生成为将来招聘员工的优先人才储备。
合作中的分歧
相对于接待方中的国际机构而言，加入项目的本土组织在人力资源方面更为短缺，势必使其对长期志愿者在项目运作中抱有更大的期望。
“我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不把你当成全职员工，那你就只能坐冷板凳。”环保组织——绿色江河会长杨欣说。绿色江河的实习生孙吉今年25岁，川大历史系研究生毕业。这个没有“坐冷板凳”的志愿者现在参与了阿坝州甘堡寨“村寨污水垃圾处理示范项目”的选点和调查工作。由于“接触面比较宽”，需要和方方面面的利益相关者打交道，孙吉感觉项目协调是自己能力提升最大的方面。不过，正是将志愿者当成正式员工来看待，他感觉“工作量相当大。”
这样，实习生项目安排的集中培训和交流势必和机构自身的工作发生冲突。
“你们的会太多了，培训时间太长了。”杨欣对项目办的安排有一些抱怨。大巴山生态与贫困研究会秘书长张浩良也有同感。作为农户直接打交道的基层农村社区组织，他希望培训能结合接待机构自身的工作节奏，以便更有针对性。例如，建议培训能在夏冬两季农闲季节进行。当然，机构情况千差万别，集中培训安排难免众口难调。这个情况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志愿者在组织中担当了并非可有可无的角色，这对机构和实习生双方而言都是好事。
总体上看，合作各方在项目管理实施方面并不存在多大分歧，更多的差异来自社区伙伴与接待及实施机构在实现项目目标和理念方面。
社区伙伴项目官员尹春涛解释，“我们希望项目能够为实习生提供一种宏观的社会视野，希望他们能思考和分析社会发展的趋势，也理解自己在其中的定位和角色。通过商业的主流价值观以外的影响，达成人格和心理的塑造。项目不只是要满足NGO从事公共服务的需要。”
这个理念体现在集中培训的设计思路上，借鉴了前期组织赴菲律宾、泰国的共同考察活动得到的经验，社区伙伴实际上是试图推动外来和本土组织相互之间的理念融合与渗透。
已完成的集中培训主要是由外部培训小组负责设计整个框架，并承担主要协作者的角色。其初衷是希望引入一些反思的视角，因为无法过多干预实习生在各个机构具体参与的工作。 在内容上，培训的重点放在社会发展的宏观视野上，放在“NGO和公民社会，发展道路回顾，农村问题，环境问题”等较为宏观的问题，以及“发展的不同路径，主流发展模式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文化和价值观的反思”等比较大的目标上面，较为注重从农村发展、环境问题以及传统文化等不同角度对主流发展观进行反思，给实习生带来了强烈的震动和冲击力。
相对于现实的挑战，处于“实战”状态的接待机构和蜀光中心则更多从现实需求出发，倾向于培养具体的操作技能和手法，强调培养年轻人做事的能力。
“我个人认为应该从具体的事情入手，培养积极的心态，而不是消极地批判社会。当然NGO应该有多样性。但对这些志愿者，应该是先建立起敏锐、有独到见解的能力，而不是刚毕业就反思。”凌林说。
蜀光中心的韩伟认为，这个差异体现了发展领域不同的工作思路和手法。
项目中的接待机构都是社会服务型组织，很多发展和保护项目以政府部门为合作伙伴。尽管它们都认同并在项目中使用参与式的理念和方式，但在实地操作手法上，“通常并不特别强调赋权和以权利为本，”更看重潜移默化的作用。韩伟担心一些理论只存在于省级以上的组织，简单地运用会在现实中形成障碍。况且机构容易从自身需求出发去理解项目，出现分歧也属正常。
国际小母牛交流发展部主任程培林则认为，实习生经历思想的洗礼有利于加深对NGO的理念，但她同时强调培训的阶段性。大巴山生态与贫困研究会秘书长张浩良觉得，培养反思和实际操作技能两方面都应该兼顾。
这部分培训在实习生中也反应不一。韦罗东尤其对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刘老石发言的批判性印象深刻，觉得不能用来解决农村的实际问题，但对其“能将自己带到较高的层面来看问题心存感激”，因为“这能够帮助自己对问题的背景加以了解从而保持敏感度，但并不确定其最终的效果。”
刘老石的发言也对国际小母牛实习生杜伟冲击很大。“有些认同，但有的觉得有些偏激。”培训带给他一双重新审视社会问题的敏锐眼光，但激情过后，产生了无力解决现实问题的困惑迷茫。
绿色江河长期靠写书、卖书筹资开展项目，但在获取外部资助方面缺乏经验，因此会长杨欣非常强调培训的“实用价值。”绿色江河在青藏高原组织志愿者拦截车辆，为藏羚羊开辟通道的“红绿灯项目，得到过很多奖，但几乎没有申请到钱。”一些具体的技能，例如寻找资源和建议书的写作，如何面对国际资助组织时跨越东西方差异，是他希望培训能够带来的价值。当然，在看重项目申请的技巧和寻求国际资助的同时，绿色江河开创的独特的本土筹资和专业志愿者资源开发之道，也许正是绿色江河作为本土组织值得引以为荣的经验。杨欣介绍，绿色江河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志愿者招募系统和制度，开始强调志愿者的专业性，一半的工作由志愿者完成。
“大的目标落到实处有很大难度。”如果说接待机构、社区伙伴和实习生三方存在的差异可以称为冲突的话，大巴山生态与贫困研究会秘书长张浩良将之归纳为三个方面：志愿者理想化价值观和现实的冲突；接待机构从用人出发而社区伙伴从理念和志愿者培养出发的冲突；以及志愿者热情和实际能力的冲突。
在行动中磨合
尹春涛表示，香港社区伙伴一开始便意识到这个差异。在建立项目团队时，有意识地从外部寻找了一些本身已有反思视角的合作伙伴，参与培训课程的设计。在选择本地合作伙伴时，则比较注重其是否有心培养年轻人，是否具有开放的学习态度。蜀光中心由于踏实认真的行事风格和对当地组织情况的了解，能够网络和沟通当地组织，成为项目的联合执行机构。
事实上，合作开展项目的基础在于各方共同拥有培养年轻人的目标，只是在培养理念和方式上有差异。香港社区伙伴希望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创造共同学习的机会，以推动合作机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如何将工作技能的培养和行动中的思考相结合，而非像现在这样停留在外部输入，是项目正在考虑的问题。”
尹春涛表示，前两次培训效果整体尚可，不足之处在于和实习生的工作实践结合不够紧密。培训时虽有所冲击，但回到实际工作之中，能否即刻运用这样的视角去看问题，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消化。随着项目推进，她感觉到需要更多关注接待机构的需求。如果将来项目要持续开展下去,这些机构将担当更多的角色。他们其实也并不缺乏对社会发展的反思，只是缺少机会和其他组织共同讨论。
为此，项目举办并委托蜀光中心主持实习生个案研究会的目的，就是试图提供一个机会，让不同的机构也能参与进来共同讨论，并借此机会对实习生提供技能培训。此外，将于今年4月举办的第三次培训亦会有所不同，不完全由外部培训师主导，蜀光中心会负责设计工作技能部分的课程，取得更大的参与度。“第三次培训有两天的时间讲授工作方法以及和农户打交道的能力。以前这方面的培训太宽泛。”韩伟回应道。
因此，如果说香港社区伙伴有什么方法去处理这种差异，就是通过提供这些共同合作和学习的机会，更好地磨合，增进彼此的了解和沟通。“毕竟理念方面没有根本差异。需要一个过程去了解不同途径的利弊，然后找到结合点，达成共识。”尹春涛说。
对国际小母牛而言，正是根据项目的需要调整着志愿者的角色。程培林表示，尽管办公室也需要人，但由于项目有自己的目标，希望将实习生派往基层，国际小母牛对实习生安排曾进行过调整。例如张志辉最初被派往康定，由于合作单位是州畜牧局，他的工作类似于管理性的办公室事务，容易“浮在上面”，使他一度感到困惑。半年后张志辉被调到宣汉，和宣汉农民协会一起工作，切合了他理想中的状态。
“项目在志愿者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应该将共性的东西提炼出来，为将来持续开展活动打下基础。应该统一阶段性的目标，而不是强调机构各自的想法和利益。”程培林说。
实习生的个人成长
“四川青年志愿者实习生”项目强调人的培养。尹春涛说，其它一些志愿者活动侧重于满足机构的人力资源和专业技能的不足，未能考虑对志愿者人生观的影响，最多也只是强调志愿者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心理的愉悦和满足。项目主要选择工作和生活阅历较为短浅的在校大学生，是因为他们的人生观和社会视野正在形成的过程中，容易接纳新的思想。
为此，项目建立了较为全面的支持设立了系统，设立了辅导员、陪伴员工、督导员等多重支持性机制，并试图推动实习生之间的团队建设和网络联系。“个人成长”作为一个重要部分，和“社会视野”、“工作技能”一起共同构成集中培训的三大板块。项目邀请了《中国青年报》青春热线的主持人陆晓娅进行了“我的生命之河”培训，使实习生调整心态，打开心扉，强化自我认知，建立团队的凝聚力，为如何面对不完美的社会做好心理准备，受到实习生的欢迎。
尽管多数实习生在校期间都参与过社会实践活动，但基层实践仍让他们产生了心理上的触动，这是一段人生的洗礼。
谈到本机构的两位实习生，程培林流露出对他们个人成长的关切：“他们的风格不同。杜伟是乐天派，喜欢动手和实际操作，适应能力强，能动起来。张志辉很有思想，喜欢反思，两个人风格很不一样 。”
对直接参与社区项目设计和实施的实习生而言，他们有较多的机会直面基层问题和社会现实。
大巴山生态与贫困研究会实习生韦罗东从事肉羊小额信贷项目监测，无论寒暑，下乡一次就是3、4天，出身农家的他开始也常常跑得脚上起泡。张浩良回忆，去年秋雨连绵的一天，韦罗东和其他人一起参加项目评估，头天晚上住到农民家里，第二天早上8点到项目点开会，午饭也来不及吃，晚上坐在火塘边的时候，大家都精疲力尽，快要瘫了下去。
韦罗东回忆，一家农户连续跑了三次，还是消极不配合，双方吵了起来。他和同伴气得不想干了，拿着电筒沿着山路漫无目的地跑，晚上10点才回到乡上。后来经过项目人员的帮助和反思，调整了行为方式，最终解决了问题。该农户后来成了项目的宣传户。
“我感觉我是幸运的。”韦罗东说。这个有主见的小伙子在临近大四的时候得知项目招收志愿者的消息，“为了不荒废最后一年”，加入了这个项目，这意味着边要完成全职工作，同时要应对最后一年的学业。见面会上，秘书长张浩良看中了他的社会学专业背景以及“相对比较成熟。”
今年，韦选择NGO内部治理为毕业论文的主题。喜欢思考问题的他每次总结都要交上1、2万字。住地没有娱乐，没有电视，正好迎合了他喜欢看书和思考问题的习惯。直面基层的痛苦的考验也曾使他有过心理上的失落感。
和韦罗东一样，何欣所在的成都河流研究会很“草根”。由于这类机构常常面临生存压力，志愿者往往“成为实习机构的资源”，即使是简单的工作责任都很大，感觉很累。原先以为NGO就是一个施展自己空间的机会，在充分理解了草根组织的困难后，他从理想回归现实。
相对而言，张廷本在WWF的工作没有那么沉入基层，但国际组织相对规范的管理和项目运作模式，相对明确的工作职责，也使他有自己的收获。参加项目前，他从四川农业大学环保专业毕业已有一年，但一直未能找到自己的定位。这次机会正好能够使他得以冷静下来，重新审视人生目标。现在他确信自己将在这个领域内工作。
在保护国际工作的王艳又有不同体会。保护国际去年11月底举办“神山圣湖与保护地管理”研讨会，社区代表、专家学者和政府高官一同列席。 “NGO除了可以做具体的事情（包括‘小’事），还可以影响政策。”王艳对 NGO能够担当的倡导角色感触很深。她在2005年到某高校实习尝试选择教师职业，发现并不合适。曾在学生社团从事过中小学环境教育的她发现自己 “有很强的表达能力，和社区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她表示自己在强手如云的保护国际找回了自信。
32岁的冉子亚生性自由，喜欢旅游采风，现在似乎仍然处于矛盾的过程中。一方面很喜欢项目为她“开启了生活之门”，得以关注藏区教育，满足了利她的愿望。但由于不舍得放弃自己的音乐专业，还不能确定自己未来的职业选择。孙吉热心环保助学，想先做一段志愿者，暂无具体打算。
没有社会经验的实习生一般更多地面临个人成长方面的烦恼和困惑。现实的冲击和基层的实践塑造着他们还未完全成熟的心理。
相对而言，社会阅历较为丰富的宋海兵则开始带有更为清晰的目标。
宋海兵今年30岁，大学毕业后在广安岳祠县一所乡镇学校教初中，一直在思考生存的意义，内心长期有一种渴望去做志愿者。他被实习机构——香港互助行动协会有限公司派往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开展项目，目前正在学习彝语，准备转为正式员工。对他而言，志愿者项目为他进入NGO的工作领域积累了经验。
现在，这个志愿者平台已开始通过论坛、发帖子等各种方式收集和发布NGO招聘信息，供实习生选择。当然，项目期待他们能够留在这个领域，但有太多的因素影响着他们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项目试图培养具有 NGO理念和能力的青年人。
一位实习生给笔者讲述了国际小母牛简报上刊登的小故事：海龟被海浪打到岸上，一个志愿者非常费力地将它们一个个抱回海里。游客问他，以你的个人力量根本无法拯救所有的海龟，这样做有何用处？志愿者回答：至少这只海龟的命运得到了改变。
结语：作为一个探索性的试验，“四川青年志愿者实习生”项目设定了长远以及具体的各项产出目标。从初步的反馈来看，有的效果比较理想，有的和预期还有距离，有待进一步评估和总结。除了一些具体的产出，实习生的意识和行为改变以及价值观的养成是一个更为长期的，难以量化的过程。项目在这些方面的影响需要远比项目本身周期长很多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 “项目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目前为止运作顺利。实习生和机构相处融洽，既符合了项目的要求，也满足了接待机构的要求。”蜀光中心潘翥峰总结道。 而对项目以后面临的挑战，尹春涛认为，“是需要找到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法将宏观的社会视野和具体的工作相结合，更好把握三方需求去激发参与性和主动性，以及项目办如何对机构和实习生更好地提供支持，促进机构和实习生的共同学习。”■
编者后记：如果说志愿者管理难，或许志愿者项目的管理更难：前者偏重于人的管理，后者侧重于项目的管理。作为志愿者项目的设计和管理人员，不仅要对志愿者管理的各个环节非常了解，还需要对于项目的整体目标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志愿者招募、面试、培训、督导和留住志愿者难，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志愿者项目，推动项目目标和本组织使命的实现和志愿精神的推广。这个工作可能更难。香港社区伙伴在此方面已经有很好的经验分享。不仅如此，他们对于资源的整合也进行了很好的探索。
注释：
1.《四川省青年志愿者实习生项目接待机构评估报告》，2005 年5月，四川蜀光社区发展咨询服务中心。 2. 由实习机构中的一位年轻员工担当，和实习生一起参加培训，并相互沟通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