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很少看小说，最多也是作为消遣随便翻一翻。【最近由于听到一些围绕着《丁庄梦》一书的是非传言，下决心找来看一下。】用了两个下午读罢，久久不能平静。始则愤然，拍案而起，继则无奈，欲哭无泪。想写点什么，又有“余欲无言”之感。“哀民生之多艰”？不足以表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庶几近之。这句话确实在阅读过程中时时从脑海中跳出来，可能也是作者的一种取向，尽管仍不足以概括作者和读者深层次的感受。
书的腰封上的字样是：“触目惊心，警世感人”；“关爱生命，关注艾滋病，真挚表达对人类窘境的人道关怀和博大爱心”；“一部饱蘸血泪的长篇力作，冷峻展示艾滋病村的灵魂之舞”，“中国版的《鼠疫》、《大疫年纪事》”。“饱蘸血泪”、“灵魂之舞”，都很中肯。看来出版社的拟稿人也深为本书所打动，若只为促销，是编不出来这些词的。
丁庄的原型是许许多多中国北方农村中的一座村子，贫穷，但也不是赤贫，不遇凶年，尚可聊以卒岁，只是几番挣扎，找不到脱贫致富之道。终于在“上面”一再动员之下，开始卖血，从此一村人以卖血为业。从此迅速富起来，盖起了一排排新房，修起了柏油路，大家认为找到了快速致富之路，竞相卖血。然后，“热病”（即艾滋病）蔓延，灾难降临，噩梦开始，转眼间，农田荒芜，新房败落，柏油路也不再走车，泥土堆积的厚度已经够种庄稼。整个村子“万户萧瑟鬼唱歌”。十年之内一个轮回，其兴也勃，其衰也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个个活生生的男女老少，从希望到绝望，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展现其最本色的人性。
出版社把这本书与加缪的《鼠疫》并提。刚好我家有法文版的“La Peste”，取来读了一遍，没有了翻译的隔阂，可以体会原汁原味的文字。从写灾难和灾难中的众生相的细腻的描述来讲，两书有可比处。但是我读罢《鼠疫》只感到文学的享受，却没有像《丁庄梦》那样心灵的震撼。也许因为我是中国人，后者讲的是吾土吾民，而且是现在进行式，而前者是外国，过去式，时空上拉开了距离。但这不是主要原因。《鼠疫》的作者的笔触要冷静得多。20世纪40年代欧洲并未发生鼠疫，而发生了法西斯肆虐。作者作为反法西斯斗争的亲历者，以鼠疫暗喻法西斯浩劫。而《丁庄梦》是写实，一切都是今天正在发生的实实在在的灾难。作者是全身心投入，可谓“字字血，声声泪”。正因为是现在进行式，阎连科与他长期蹲点的村庄已建立起了扯不断的感情，不由自主地把自己与他描述的人物联系起来，眼看着一个个活人走向死亡而爱莫能助，感到无比的痛苦。
更重要的区别是《鼠疫》尽管是假托，书中所描述的是真正的天灾。那个再平凡不过的小城的市民原来大都有正常的生计，可以说是“天降”无妄之灾。那些老鼠是不知怎么钻出来的，没有人应为此负责。当地官员和医生都克尽厥责，调动了当时医疗水平所能达到的条件。他们为之伤脑筋的是，何时承认这就是一场瘟疫，向公众宣布；何时实施必要的隔离手段。作品的文学价值在于细致而生动的心理描述，写出了人在灾难中的非常而又正常的表现，一切都是在情理之中。而丁庄所遇到的却是人祸大于天灾。【卖血是政府的号召，原来村长抵制，村民也不愿意。但这影响县里官员的“政绩”，再不完成“任务”，就要丢乌纱帽，所以不论用威胁或利诱的手段，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接着，】抵制卖血的村长被撤职，由本无职务，却在村里最有威望的一个学校敲钟老人丁家“爷爷”带领大家参观因卖血而致富的邻村。穷怕了的村民经此诱惑，也出于对丁爷爷的信任，思想转变，同意卖血。在愚昧的群体中头脑“活络”的丁辉就脱颖而出，成了“血头”。有了他的组织，吆喝，卖血渠道畅通，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卖血卖疯了”，谁家卖的多，谁家就富得快。那个原来坚决抵制的村长也经不住老婆天天骂他没出息，“不是男人”，也开始卖了，终于也染上了“热病”。
卖血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热病”。但可以想见，这样的血站，这样的血头，这样的只顾
升官不问百姓死活的领导，不可能准备严格的消毒制度和设施，感染也就是必然的了。
“血头”采血的情景触目惊心，除了从中克扣补偿费外（这是当然的），还把500毫升的血袋撑成600、700毫升，欺骗无知农民，是真正意义上的“吸血鬼”！最后，大半个村都感染了，人们在绝望中把仇恨集中到血头身上，他们能够用的、最惯常的复仇手段，就是给他家的猪下毒，最后把他十三岁的儿子也毒死了。小说开头就是从这个孩子被毒死讲起。以后的故事都是假托这个在阴间的孩子的叙述，人物关系都是以这个孩子为主体，那位威望较高，没有卖过血也没有染病，无形中代行村长职务的老头是他“爷爷”，而血头丁辉，却是他“爸爸”，老头的长子。这使良知未泯的丁爷爷有挥之不去的对村民的负疚感。他对儿子最大的要求就是给村民磕一个头，道个歉，连这也实现不了，他只有希望他儿子一死以谢村民。
更加触目惊心的是，丁辉并不满足于从抽活人的血牟利，而且随着死人日益增加，先是做起了棺材生意，后又办“冥婚”，配阴亲，把死者家属领到的那一点救济款也搜刮殆尽。而那些对他怀着仇恨的村民，却又争先恐后地去买棺材，或为死去的家人，或为已经染病的自己。村里的树砍光了，就砍自家的桌椅橱柜，换来最后的家具——一口棺材。接下来，又心甘情愿地把仅有的活命钱掏出来，为自己死去的儿女找合适的“对象
”。棺材和死人都有不同“档次”，按“条件”论价，认真地讨价还价。丁辉做得心安理得，毫无愧疚，还自称是在“行善”。他也许真的这样认为，因为他也为自己的儿子（就是被村民毒死的那个十三岁少年）订了一门阴亲，为“高攀”了县长夭折的女儿而得意非凡，尽管那女孩子是瘸子，而且比男孩子大好几岁。这件事使他与老父丁爷爷的冲突达到白热化。他们对“冥婚”的信仰是一致的，所以爷爷才那么认真地为孙子受委屈而愤怒，他看重的是“孙媳妇”的本人（鬼）的条件，而儿子看重的是官府的关系。
【那县长此刻正官运亨通，赖以升迁的政绩之一就是当初完成收购血浆任务有功。书中还有画龙点睛的一笔：即便是“冥婚”的收入，丁辉说他只是“领工资”，是在替政府为百姓做“好事”。也就是说，这买卖也是官办的。】就凭这“工资”，丁辉在县城盖起了令老父炫目的考究的房子，请老父在餐馆中吃饭，一盘菜的价钱值一口棺材！当然，那在阴间的儿子将要高攀的县官家的住房就更加气派无比了。
故事最后的结局是在丁辉为儿子“成婚”，把儿子的骸骨从丁庄的坟地中起走，装入 “豪华”棺材，风风光光抬走时，丁爷爷终于忍无可忍，一闷棍把儿子打死了，为了他的孙子，也为了却他对村民的良心债。
除了最后一个情节，故事的人和事，包括细节，处处都有实据。与高耀洁的科学、客观的纪实——《中国艾滋病调查》——参照看，相比之下，就事实而言，小说所描述的还只是这本《调查》的一小部分。看得出来，作者笔下是非常克制的，做到“哀而不伤”可能太难，却是努力做到了“怒而不怨”。许多令人发指的情节完全以白描之笔叙述，未加发挥。有的只是点到为止。例如采血的过程，卫生条件，只一笔带过。作者亲眼目睹的环境之污浊，惨不忍睹，他没敢正面描述。我猜想，作者创造了丁爷爷这样一个贯穿始终代表正直、善良、良知未泯的人物，让他把自己儿子打死，还是出于为人性留下一线亮光，留下希望。如果说文学的核心是写人，写人性，那么《鼠疫》和《丁庄梦》正是展现了人性的深处，在生死关头的本能、爱、恨、欲望、善与恶的混杂。但是内容有很大的不同。相比之下，《鼠疫》中展现的人性是自然的，写人的求生欲与死神的搏斗，惊心动魄，撕肝裂肺；写被隔离在疫区的人的“放逐”感，千方百计要逃出去的欲望、痛苦和绝望。最后或陷于麻木，或是在集体互助中找到寄托和力量；还有对宗教的置疑，人生哲理的探讨，等等。作者在后记中亮明身份就是自始至终坚持在疫区救助病人的医生。他不是出于 “英雄主义”而是出于“诚实”，也就是忠于职守，非这么做不可。把他与灾难中的市民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超越于痛苦之上的力量和无辜”。一场灾难过去了，下一场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来，但是他从生死搏斗中见证了“人性中可钦佩的多于可鄙视的”，这促使他下决心把这故事写下来。这是20世纪40年代欧洲的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群。这本书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丁庄梦》写的特定时代和人群是21世纪初的中国农民。作者对他所熟悉的中国农民及其一切弱点有刻骨铭心的了解和同情，哀其不幸之情跃于纸上；而面对强大的外部环境，连“怒其不争”都很难表达，也许只能以“无可奈何”来概括。禁不住联想起鲁迅时代的农民，又找来萧红的《生死场》一读。令人无限感慨的是经过了几个“朝代”，中国大地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中国农民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却如此相似，如此顽强地代代相传。“谁实为之？孰令致之？”作者在本书后记中说他写完此书泪如雨下，“人如被抽去了筋骨般软弱无力”，那种“被孤独和无望强烈压迫的无奈”，相信任何一个读罢全书的人都能体会作者的这种苦痛。因为这本书不是一般的“虚构文学”，是作者用“心”写成。所有这一切，法国人加缪不可能经历。我想到过去在另一个题目下写过，西方人不论如何同情和理解中国，总是有一种“隔”，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民族所承受的那种深重苦难。刚刚从丁庄的噩梦中醒来，那情景历历在目。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到处是“崛起”、与国际接轨、“五百年未有之盛世”。放眼繁华都市，高楼大厦，金壁辉煌（其实不必大都市，丁庄所属的县城就已做到）。那大大小小的“丁庄”以及那些百姓呢，对某些人来说，最好不要冒出来杀风景，眼不见为净。这就足以解释这本书以及高耀洁老人的曲折、痛苦的遭遇。【丁庄的苦难因某些人的“政绩”而产生，又因“政绩”而不得见天日。政绩！政绩！多少罪恶假汝以行！】
其实河南人是幸运的，先有高耀洁，后有阎连科这样的儿女，对哺育他们的家园，对父老乡亲有如此深厚的感情，这样执着地关怀他们的苦难。由于有了高耀洁，河南的艾滋病得以为外界所知，相对说来，也就早得到一些关注和帮助。而其他地方同样的灾难就没有那么幸运，不知多少人群、村庄还在黑暗之中在因贫卖血，饮鸩止渴，在愚昧、无告、无助中走向宿命的终点。问题是病毒不解人意，通过一管一管的血液不断地复制、传播，任何权势喝令不止，奈何？
我还是愿意相信如加缪所说：“人性中可钦佩的多于可鄙视的”，有某种超越痛苦之上的力量能够战胜灾难。至少，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努力解决的问题；至少，当前我国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媒体可以谈论这个问题。可敬的高耀洁医生终因一位中央领导的接见和肯定而出现在公众面前，为中央电视台评为2003年感动中国的人物。我们也看到温家宝总理走访爱滋病人，在讲话中一再提到艾滋病问题。高医生尽管仍然处境艰难，她的呼声无形中不断得到回响，她的努力和奉献决不会虚掷。我期待，这本饱蘸血泪的小说也终将产生应有的影响，得到公允的评价。至少，可以作为久已被斥为老生常谈的“作家的社会良知”、“作家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的一个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