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中国发展简报》中文刊里，为了能听到来自各方面对GONGO的观点和意见，我们组织了一个小论坛。邀请了来自研究者、GONGO、草根组织，国际NGO代表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角度，阐述个人对GONGO的观点和看法以飧大家。
刘丽青：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 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万延海：北京爱知行健康 教育研究所所长
孟维娜：北京慧灵创办人
杜 洁：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就您的经验，您认为从性质上看，GONGO更像政府，还是更像NGO?
□万延海：GONGO更像政府；有的时候，GONGO比政府方便，具有灵活性，可以起到协调政府和民间的作用；有的时候，GONGO比政府厉害，政府有所顾忌的事情，GONGO没有顾忌。
□孟维娜：我认为GONGO从事实上看，比政府更政府，同时在某些方面比NGO更NGO。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没有NGO，虽然有“社团”如妇联、侨联和一些行业协会等等，但他们是政府的事业单位或者是执政党的“统一战线”，人员编制和直辖管理/领导都归属政府，普遍也和政府相关部门一起办公，甚至是挂很多牌子而同一套人员班子，资金来源包括人员工资和人事管理系列都与政府部门一样设置并接受政府领导/控制。
而改革开放后，有很多综合因素同时在发生作用，其中主要原因如下：
1）政府负担太重需要减负，把原来管辖的“事业单位”脱钩，但脱钩不可能一劳永逸的，涉及方方面面要较长的过渡期清理，这样就产生了GONGO；但它注定是一个过渡期的产物，从长远的趋势发展来看，GONGO必然要消失。
2）国际社会中NGO成分日益活跃，其影响力及实际作用是任何政府不能忽视的。在中国，NGO也进入了快速成长期和成熟期，对GONGO客观上是一个挑战。GONGO要长期保存自己的位置，也必须向NGO靠拢。但他们又舍不得在政府方面的既得利益，在这种矛盾状况中，GONGO向外界声称自己就是“中国特色的NGO”，期望就此为止，既可保留“GO”利益，又可得到“NGO”新的发展空间。连一些改革开放后成立的团体却也还是有“GONGO”体制色彩（如上世纪80年代成立的残疾人联合会和90年代成立的中华慈善总会等），其中也是基于上述原因。
3）中国的体制改革越来越深化，政府权利下放，机关年年减员。但GONGO历来不大受影响，政府“瘦身”而GONGO还“增磅”呢，打的就是“NGO”或者“慈善”牌子，无意中成了改革死角，也造就了一些新官僚新权贵，一些违法违纪和腐败黑暗的行为更可能瞒天过海。
□刘丽青 ：GONGO即群团组织，是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产物，是政府组建、政府参与管理、政府主要拨款的事业单位。因此，从性质上看，GONGO更像政府。
□杜洁：很难一概而论，若从西方的理论对NGO得定义来说，GONGO缺乏独立性。中国的NGO跟国外有很大的区别，他们需要融入到体制内，可以把GONGO当作介于政府和非政府之间的一个部分，这是中国特色的。同时，不同的GONGO在政治中的角色不同，所以每个GONGO也不同。比如妇联，就更像政府，而挂靠妇联的女法官协会，相对起来与政府更远。决定每一个GONGO的主要因素还是在领导人。同样，这个组织的成员是否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很重要，成员中的合作和氛围也对机构有影响。另外一个GONGO内部也具有多样性，例如妇联这么大的机构，内部也很多样性，有不同的声音和活力。
GONGO的优势和劣势都有哪些？
□孟维娜：GONGO的优势在过渡期是有的，但这种政府优势随着改革开放深化将逐渐削弱。其弱势和问题除了3）所提，还有就是工作效率和资源浪费的问题。比如残联为保持其社会地位，在同一地区与草根NGO竞争服务地盘和争夺人才。表面上，服务地盘和人才可能流向了残联，但同时也造成了很大的社会资源浪费。
换言之，NGO必须自己强大（如规范操作、专业等）和NGO之间联盟，我们才可在实质意义上和政府以及GONGO平等对话。目前我们只是“TOM AND JEERY”的游戏。（注：指猫和老鼠的游戏）
□万延海：如果GONGO利用好自己具备的政府和民间双重特性，可以起到协调、中间的作用，可以把政府和民间的双重优势发挥出来；但是如果GONGO既没有政府的应该具有的宏观战略，也不具有民间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就什么也做不了。
□刘丽青：由于这样的性质，GONGO的主要优势也就表现在其与政府的紧密联系上，因而它一般能够较好地动员政府的资源，协调各种关系，承担一些政府想做但却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或者还没有足够重视、暂时还不想直接出面做的工作。GONGO一般都有着较庞大和较完善的组织网络，如果有效地动员和发动， 它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杜洁：这要从看不同的方面看，在对政策的影响力来说，如GONGO的领导是人大成员，就有可以影响高层决策的影响力和渠道，这是优势。而领导人的产生、运行机制、组织网路都是官僚化的管理，对于妇联来说这在接触妇女群众上就处于劣势。有些则既是优势又是劣势，比如妇联具有到村级的网络，可以利用这些网络联系新兴的组织，但是目前这种优势却没有发挥起来。
同时，在妇联内部一些领导和工作人员个人愿意和草根NGO合作，但是这不是主流，这还是依赖于个人对这个事业的投入和热爱。
GONGO与政府的关系目前是怎样的，您希望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影响这一变化趋势的因素有哪些？
□万延海：GONGO目前主要是帮助政府占领公益活动的市场，但是也逐步在适应社会需要，走进社群和协助社群发展；GONGO具有了一些草根性。变化的原因是竞争和适应社会需求，如果GONGO不走进社群，政府就无法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失去自己的社会基础。
□刘丽青：由于GONGO与政府的紧密联系，再加上其主要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来自政府，深受政府管理体制和模式的影响，很难真正从群众的需要出发，独立自主、创新务实地开展工作。当然，我这样评价GONGO，难免过于简单化和概念化。事实上，不同的GONGO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既使是同一个GONGO，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地区也存在着特别大的差异。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政府的职能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政府正在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过渡，正在从指挥员、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全能角色向摒弃运动员的角色而只充当指挥员和裁判员的角色转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GONGO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说是机遇，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呼唤着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来充当运动员，GONGO作为极具潜力的一部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说是挑战，是因为有相当多的GONGO还没有完全摆脱依赖政府的习惯，不少GONGO还期望自己是政府的一部分，没有真正从了解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没有为满足群众的需求而务实地开展工作，缺乏组织决策和管理的透明度。
□杜洁：关系还是很密切，如领导人的产生。我希望未来GONGO有更强的独立性。比如妇联，被定位为联系党和群众的纽带，但是实际上更靠近党的政策和方针，尽管在很多方面也是代表广大妇女群众的利益，但是也更多的是代表党的利益，今后需要更多实现代表妇女的权利和利益，更多的代表妇女的声音。
如何做才能代表妇女的声音，在现在的政治环境下面，很多人认为政府还是比较强大的，但是我认为还是可以做的，如领导人要提高认识和意识；工作方法的改变，因为现在还是妇联工作很政府化，比如说在一个调研中，如何更好地了解妇女，现在还是以干部座谈为主，我建议多花时间多听妇女的声音。使用什么工作方法是与具有什么思想观念是一致的。今后妇联需要更多地依靠社会妇女活跃分子、学者和个人，共同的带入更多的妇女的声音。关键是做不做的问题。
国际组织在资助中国非政府组织时，应更侧重于草根组织还是GONGO，为什么？
□孟维娜：部分国际组织基于进入中国后求安全稳定的需求，往往更乐于资助GONGO，因为他们认为相对可减少政治风险。殊不知却是在增大了风险，如资金使用效率和资金监控困难。另一种无形风险也是“政治”的，即这部分国际组织客观上已经使用了“双重标准”去评估自己和中国。我认为，在资助评估时，无论是对GONGO还是NGO，应使用同一个标准，不因是否政府背景而受到影响。
□刘丽青：国际组织在资助中国非政府组织时，我个人认为GONGO和草根民间组织都应该支持，但支持的重点应该有所不同。除了支持针对不同目标人群开展相关的项目工作之外，对于GONGO的支持，更应该侧重于发展其满足群众需求、独立务实并创新地开展工作的能力，增强其组织决策和管理的透明度。而对于草根民间组织的支持， 则应该偏重于他们的自身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资金募集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万延海：如果是经济支持，国际组织应该首先并主要支持草根组织，而不是GONGO，因为后者主要是完成政府的部分职能，理应政府买单，而且政府一旦支持，目前也难以提供给草根组织。
□杜洁：各个国际组织在资助过程中也是不同的，如双边组织或者多边组织，需要一个政府的合作伙伴，虽然有时候也需要与草根的组织合作，这就要跟政府合作方达成意向。资助草根组织能帮助他们的发展。
但是GONGO本身也是多元化的，有的GONGO设有国际项目部负责与国际组织沟通，但是他们不了解项目执行部门的工作，这造成了有些人把国际资助作为获取资源的渠道。当然这也涉及到GONGO的结构机制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应该多资助草根组织，但是有的草根组织也不是特别有效，有的草根组织也是“一言堂”的、领导垄断的。这是政府对公民社会组织管理不到位的后果。但是多资助一些有发展潜能的草根组织做发展的项目还是很重要的。
您认为草根非政府组织和GONGO目前的关系是怎样的，未来发展趋势是怎样的？相互之间应该建立何种关系？
□刘丽青：近年来，中国的草根民间组织有了长足的发展，不少小型的、积极的、有效的民间团体活跃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农村社区发展等方面。虽然，中国的草根民间组织与政府和GONGO有着广泛的联系，但他们都是在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如果中国草根民间组织在今后极大地蓬勃发展，那么草根民间组织还需要政府政策强有力的支持，以及自身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资金募集能力的不断提高。
□万延海：合作关系。GONGO应该作为政府和民间的桥梁组织作用，作为中间组织，而不是纯粹的政府或民间。
□杜洁：GONGO和草根组织应该有两种关系。因为我没有做过具体的研究，但有一个理想化的想法是更好地团结，形成一个网络，信息交流相互合作。同样草根组织也不能认为自己是草根的，就该离得GONGO远远的。草根应该依赖GONGO扩大自己的影响,GONGO也应该利用草根组织。
对于一些挂靠在GONGO的组织，也该跟GONGO有分有合，而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不是服从主管单位O的想法。目前有些很好的草根组织，都在远离GONGO,这样也不是很健康，应为双方更好的合作。
妇联在做联合国项目时候，也跟草根组织合作，共同作培训。但是这种工作方式如何机制化和制度化，还是需要探讨。有意识的创造机会让草根组织和公众参与，这种机制还是很弱。
您认为目前GONGO所做的事情，其目的或效果是强化了还是削弱了中国公众的公民意识？
□孟维娜：中国人的“公民意识”现阶段还是“睡狮”状态，这也是造成GONGO占上风的因素之一。但造成“睡狮”状态的责任不是GONGO，而是千百年以来统治者实行愚民教育的结果。
□万延海：难以作简单评价，需要就具体案件和组织来作评论。总的来说，目前的GONGO并不鼓励公民的主动参与精神。
□杜洁：这要因事而论。GONGO既可以强化公民意思，也可以谈化。如妇联组织一些对妇女权益方面法律的普及、对女公务员退休年龄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性别敏感性很强的讨论，这可以说是加强了公民意识。但是妇联另外一些工作，如在社区中评比好妈妈、好家庭，就单纯强化了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让妇女又延续了传统的性别意识，这就是一种淡化。
因为基金会和社会福利组织和政府关系密切，很多国外的观察家一直把它们称为GONGO。新的基金会条例仍然要求基金会有一个政府的主管单位，您是否认为这意味着党和政府仍然希望公共福利组织具备政府背景而不是独立的机构？
□孟维娜：我们中国现阶段是一党统治（多党政治协商制度基础上）的国家，民间组织的发展很自然对社会事务很积极参与，使执政党和政府有不安全的感觉。政府要求民间组织要有一个政府业务主管部门，我个人“转换角色”以政府立场看政治需要，我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问题是，很少有政府部门愿意做我们的业务主管才是最大的问题之一，另外就是当了业务主管的政府如何管理也是需要有章可循，而现在没有具体规章，要不是“主管，不管”，要不是“主管，滥管”。
所谓民间组织“独立”，我认为是“法律责任”的独立承担，如出事了，需要通过法律渠道解决而不是要业务主管承担责任。在我历时近20年的NGO生涯中，这种“主管”状态基本上并没有使有NGO登记的慧灵不独立，另一方面，没有NGO登记的慧灵也是一样的，即：有否登记和有否主管都没有影响慧灵的独立性。
□万延海：有主管单位并不就是GONGO。和政府的密切关系，得到政府政策和资金保障，并不是一个社会组织成为GONGO的合适理由；问题是，组织的使命是怎么制定，政策怎么制定。如果在技术上放宽，在目前阶段，有主管单位并不一定不好；有主管单位后，你可以利用这个单位的资源和网络，开展工作，影响政策；有主管单位后，至少不用直接面对警察。 □杜洁：需要一个政府的主管单位，党和政府还是认为这样能对这些福利机构有一些领导。党和政府还没有产生对福利机构和管理的方法，并不是想让他们具有政府的基金会的管理机制，现在还在延续以前的条例。挂靠只是一个管理的方法，并不是想让他们具有政府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