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用同一个问题问过许多人：“如果把728名没有双臂或者双臂失去功能的重残人士聚在一起，会有什么结果？”
“产生全世界最大的福利院。”
“需要一个庞大的慈善组织为他们服务。”
“必须配备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上访团。”
“想不出需要多少钱才能维持他们不出问题。”
“关系上千个家庭，影响数千人，他们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
得到的回答千奇百怪，不管怎样回答，大概都在“国家救助、社会慈善和公共福利”的范畴之内，但我手里的答案却是这样的：
世界各地的728名失臂或双臂无功能残疾人，靠自己的能力过着自食其力的、有尊严的生活。
他们都是画家--口足画家，以口衔笔或者以足持笔进行艺术创作，虽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失去了常规意义上的“劳动能力”，但他们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一个人人引以为荣的共同的家，叫做“世界口足画协会” 简称AMFPA（Association of Mouth and Foot Painting Artists of the World），这是一个不依赖公共福利及国家援助，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让所有重残成员都过上受人尊敬的生活的大家庭。
这是一个传奇，一个由重残口足画家创造的、历时60余年的传奇。
世界的AMFPA
AMFPA发起人Arnulf Erich Stegmann 1912年出生在德国，两岁那年因病双臂失去功能。他从幼年时代就显示了过人的美术天赋并受到老师的关注，成为慕尼黑艺术学会和国际艺术协会的会员。从1947年开始，他尝试让更多与自己有类似遭遇的残疾朋友联合起来：“那些口足画艺术家朋友愿意的话，我很愿意和他们一起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对身体残疾的人充满了歧视，如果成立这样的一个协会组织，显然在面临困难时我们会更有力量……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口足画艺术家完成了极富创造力的艺术作品，然而当作品面世时却不能够坦诚的告知公众这是以非传统方式作的画，否则的话，将被认为是博取同情。这是多么悲哀和荒谬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些充满艺术感的创造代表了我们对自由的追求。”
1947年，他邀请德国艺术家Bruno Schmitz-Hochburg与自己一起工作，1952年，又请来了澳大利亚口足画家Erich Macho，还到瑞士、荷兰、法国、比利时、德国、挪威等地拜访了类似的朋友。经过10年努力，Arnulf Erich Stegmann实现了他的让口足画艺术家联合起来的目标。
1957年3月19~20日，最初18个成员中的16人齐聚列支敦士登首都瓦杜兹，世界口足画艺术家协会第一次大会宣告成立，发起人Arnulf Erich Stegmann被选举为主席。管理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是两位口足画家，荷兰的Corry F. Riet和瑞士的Charles Pasche，还有一位法律顾问。
他们聚到一起，不仅只是宣布一个组织的成立，更重要的是为AMFPA未来的发展勾画一幅蓝图，奠定一个基础。“我们建立口足画协会的目的是把全世界各地口足画艺术家的作品商业化”，实现口足画家作品商业化的基础是版权，“成员必须把他们的作品版权提交给协会或相关出版社，协会拥有这些作品的版权”。协会通过与世界各地的出版社商谈、签署合约，制作成复制品、贺卡、月历等出售，并采取与出版商合作及在全球开办画展、售画等方式，赢得经济收益和社会影响。协会致力于在全世界寻找口足画家并鼓励他们成为会员，支持他们进行艺术创作。通过协会运营保障口足画艺术家的利益，尤其是他们的艺术创造的商业利益，保障他们生活无忧。
协会成立第六年，AMFPA已经有了54名正式会员和奖学金成员，来自世界各大洲的协会成员使AMFPA真正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组织。因为非欧洲地区会员的快速增加，协会组建了地区性（欧洲和非洲地区；美洲地区；世界其他地区）的选举组织，并开始代表大会制度。
1965年，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每个地区选举组织最少有7名成员便能够推选一位成员加入代表大会，并以此选举管理委员会以及做出协会的重要决定。所有管理委员会成员、6位选区代表以及6位美洲地区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此时协会成员已经扩充至25个国家的80人。
1987年，协会的成员国发展到40个，之所以特别标明这一点，是因为第40个国家是中国，来自北京的无臂书画家刘京生成为协会的第一位中国会员。
年复一年，协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协会和相关出版社共同举办的展览多次在世界各地展出。1991年，管理委员会开始了一个对所有会员来说非常重要的新传统：协会成员定期聚会以增进了解和友谊。第一次成员聚会安排在中国台湾台北市，深受协会成员欢迎。
从Arnulf Erich Stegmann最初萌生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想法到AMFPA成立经历了整整10年，自协会成立至今也已走过50多年发展历程，AMFPA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在全世界拥有728名会员的国际组织，通过与全世界范围43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社卓有成效的合作，实现了创办协会时立下的“保障口足画艺术家的利益，尤其是他们的艺术创造的商业利益”的愿望。
AMFPA里的中国人
口足画协会创办之初的目标就是“全世界各地的口足画艺术家”， 也确实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口足画艺术家并鼓励他们成为会员”，支持口足画艺术家从事艺术创作，而且给予他们一定的经济报酬，保证他们基本生活无忧。
1986年末，口足画协会循着一本杂志提供的线索进入中国。那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英文杂志《中国建设》，提到了北京无臂青年刘京生登上长城并衔笔创作。
他们通过单位一级一级找到这个能够口书口绘的年轻人，受协会的委托向刘京生发出邀请，邀请他加入协会成为奖学金会员。口足画协会除不受薪的荣誉会员外，分别有正会员、副会员和奖学金会员，奖学金会员为最初一级。为鼓励他们不断学习，提高创作水平，管理委员会可以向那些因为年龄、作品质量或其他原因而不能成为会员的人提供奖学金，奖学金必须用于个人有关的绘画培训。
协会对成员版权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刘京生的感觉是这事儿不错：版权归协会，他们想办法用这版权去换钱，还能给自己发钱，画是自己的，想卖照样不受影响。
像AMFPA这样一个松散的、国际性的组织，从事的又是美术作品推广这个特殊的行业，是很难用量化管理或者依靠对成员进行检查督促来达到具体目标的。如此运作，对版权有明确规定，但对会员作品实物的个人销售不予限制，恰恰是找到了协会利益和会员个人利益最好的一个契合点，非但不会产生矛盾，还能优势互补、彼此推动。
国内的艺博会上经常能够看到“画家练摊儿”的消息，接下来的消息往往是说效果并不乐观，一个画家不可能“十项全职”，集创作、销售、包装、策划等等于一身，就算不是受到残疾的限制，单凭一个艺术家的力量也是极其有限的。即使是在知识产权保障体系比较成熟的欧洲，除非知名度较高的特例，大部分画家出售往往是作品实物，作品的版权以及所附带的价值处在“闲置”状态。因为有了这样的运行架构和合作模式，AMFPA的会员可以专心创作。协会有专门的人才和成熟的运作方式，与世界各地的出版社商谈、签署合约，保障口足画家的艺术创造的利益，把会员的艺术创造变成了一个成功的产业。
让刘京生感动的还有协会对自己的信任。他按规定将自己的作品寄往协会，定期收到学会的奖学金，每到3年签约期满，协会就会寄来新的合约与资助协议（资助金额和资助期限由管理委员会根据艺术家个人生活环境制定）。除此之外，协会与会员之间，没有量化要求和监督管理，而相信你会主动努力，相信你会认真创作。刘京生无比珍惜这份信任，他人到中年成为中国第一批残疾人大学生，离妻别子去长春读书，为的也就是不辜负这份信任。
刘京生学习创作之余，积极协助口足画协会在中国发展会员，举办活动。如今，大陆包括他在内已经有了7位会员，2005年，协会在上海举办会议，并在上海美术馆专场展出，向中国展示了口足画家的丰采。同时台湾出版商郑丽珠也在上海迈出了第一步，开始在中国大陆推动口足画家的贺卡和其他文化产品。
他山之石可攻玉
口足画协会有自己的会员晋升制度，正、副会员不仅可以领取薪酬、有年度奖励，还可以参加协会定期举行的会员活动。由口足画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提出建议，自优秀的奖学金会员中发展副会员，经管理委员会通过，就可成为副会员。特别突出的副会员经评审委员会提交给管理委员会通过后，又在代表大会上由全体正式会员通过，可以成为正会员也即终身会员。刘京生1997年成为协会的副会员，2005年成为正会员。他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还是一位残疾人中的社会活动家，担任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市关心青少年协会副会长。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参与创建北京伤残青年俱乐部和后来的北京市残联，还是北京残疾人书画协会的主席，多年来一直在做着与口足画协会相同或者类似的工作。对照自己的努力，刘京生对口足画协会的许多工作手法格外注意，有更多的感慨。
北京残疾人书画协会多年来一直在市残联的支持下开展工作，许多残联工作人员既做服务，又做作品的介绍和推广，忙得不可开交，也往往是忙得不得要领，这种情况好比残联内部也在办社会，在围绕这些残疾朋友的需求做事情，但是样样都做不专业、做不到位。
AMFPA有700多名会员，分布于世界各地，需要的服务多得不敢想像，如果他们也是机构内部办社会的话，恐怕1000人的机构都忙不过来，但是，整个的机构的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人，却硬是能让几百名重残的口足画家都过上受人尊敬的生活。他们是如何运作的呢？
AMFPA的决策机构是管理委员会，5位成员都是经代表大会推选的口足画家，负责日常事务的只有一个十几人的小团队，不管做什么，都不是由自己来事事亲为，形成一个小社会，而是与专业机构进行合作。
1997年，为了庆祝协会成立40周年，在维也纳市政厅举办了国际口足画艺术家展览会，有来自全世界260多件作品参展。那是刘京生第一次出国参加协会的活动，对协会的会议组织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不仅因为有奥地利总理亲临会场，也不只为与会成员受到了国王般的接待--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他们住的是最好的酒店，在奥地利王宫和著名的金色大厅举办活动，乘坐豪华游船尽览多瑙河美景。让他最为感慨的是，在协会的会议进程中，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遇到任何困难，都会在协会的帮助下得到解决。解决这个问题的不是协会本身的工作人员，承办这次300余人（100余名生活不能自理的口足画家和同样数量的陪同人员，加来自世界各地的合作出版商）大型会议的，还是那些工作人员，如果事事都要他们亲历亲为的话，即使有分身之数也无法照顾这么多人，但好在他们有专业化、社会化程度极高的保障体系。
会议期间由奥地利的“国际救援组织”提供全程服务，这是一个由精干的年轻人组成的NGO。从下飞机开始，有完备的医疗救护设施和专业人员，有专用的残疾人升降机和专用车全程服务。虽然奥地利无障碍设施普及化程度很好，但在王宫等古老建筑中难免还是会有一些不易过的台阶，而国外通行的电动轮椅都极其笨重，遇到这种情景，国际救援组织的年轻人就会从车上取下一卷非常轻的类似卷帘门的东西，一铺到台阶上就会变成坚挺的坡道，电动轮椅就可以通行自如了。甚至遇到护城河之类的地方也难不倒他们——车上还带有可伸缩的跳板。
2005年的上海会议上，“国际救援组织”的年轻人越洋前来，再次为口足画家提供服务。2007年，他们在协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又一次出现了。
在协会的主打工作——出版方面，AMFPA采取的办法也不是由协会来事事包办，而是采取了签约合作的办法。协会有一个选择合作伙伴的原则性标准，比如所在国的经济发展程度、文化氛围等等，还要考察出版商的专业信誉和发行能力。在确定合作伙伴之后，通过协会的专业人士和法律专家与他们商谈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协会不做资金投入，也不承担运营销售，只是负责根据出版商的需求组织调配会员作品，由出版商具体负责投资发行等一应具体事务，然后按一定比例分成。
在参加协会活动时，刘京生惊异地发现，往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签约出版商不仅承担相关出版运营，还在协会的国际交往中担负着另外的职责，比如承办AMFPA在所在国的展出等。每到协会聚会，许多重残人士都要做跨越大洋的洲际旅行，为安全和便于照顾起见，同一个国家的口足画家都是统一行动，这个残疾人团队的“领队”就是出版商，他们既是口足画家一路同行的旅伴，也负责提供行程中的服务。
AMFPA就像一个长于借力打力的太极高手，巧妙调动各种资源，兼顾了机构、社会、残障人士本身的利益，并且能够通过合理的运营架构和利益分配做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AMFPA一再重申自己不是一个慈善机构，一方面指的是他们不必向任何人、任何机构申请资助，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赢得的；另一方面，对会员的资助也不是简单的输血式救援，不是“救助”和“受助”的关系。协会现任会长Eros Bonamini在许多场合都这样说过：“只有本身残障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到不依赖公共福利及国家援助的意义；对我们多数人而言，那代表着生命的一切及个人的自由。”
在我向人们提出本文开始的问题并揭晓了答案之后，经常会接着描述一幅我看到的照片：在AMFPA的50周年庆典上，一位97岁的老奶奶穿一袭美丽的红衣安详地向人们微笑着，她是最初创成员中唯一健在的老寿星。协会为她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即使是在失去创作能力之后，依然可以享有优裕的生活保障。她和所有的成员不约而同地将协会称为一个“家”，是728名口足画家自己建起了这样的家，这个家让她得享天年。51年前的欧洲还不是现在这样受人称道的福利社会，AMFPA最初的成员所期待的，无非是能够团结起来，靠自己的力量活着，有尊严地活着。他们做过了很多尝试，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终于闯出一片新天地。全世界的口足画家联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奇迹般的“家”，这个家成功地帮助自身残疾的画家自力更生，确保每一位成员的艺术天分得到发展、经济得以独立，并且，通过画展、得奖以及新闻媒体的介绍在世界扮演更多的国际性角色，带给我们许多思考和启发。
（有关口足画协会的部分资料来自AMFPA网站http://www.amfpa.com 由王冠丽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