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0日到3月21日，笔者以香港康运基金会特邀专家身份，与康运基金会的秘书长CISSY一同在云南省红河州屏边苗族自治县进行了为期十一天的实地考察。考察得到了当地县教委的大力支持，借助教委安排的吉普车和司机师傅的娴熟技术，我们得以安全走完几百公里险峻的盘山路，在短时间内走访了全县84所学校中的42所，并在同期完成了繁琐的数据整理工作。
屏边县位于云南省红河州东南部，是2001年的国定和省定贫困县，其教育状况正是中国贫困地区教育状况的一个缩影。本次调研是在国家实施“撤点并校”和“校安工程”的政策形势，以及整个中国不断城市化的社会形势下进行的，具体目的是为康运基金会投资运营并和震旦纪公益信息中心合作开发的助学平台项目——“领航计划”(www.tphedu.com) 收集地方上的教学需求，希望用点对点帮助的方式来解决教师们在工作中发现或提出的教学上的问题。
此次近乎普查的调研，让我们得以从当地学校的典型样本中发现一些最新的情况，对参与助学支教活动的NGO和志愿者朋友们，尤其是初入此道的“公益新兵”可能有着参照价值。
“撤点并校”背景下的屏边基础教育
研究屏边的基础教育，不能不提到“撤点并校”政策的影响。为提高中小学教育投资效益和教育质量，教育部（原国家教委）2001年开始实施撤点并校的政策，放弃了“村村办学”，“哪里有炊烟，哪里有学校”的方式，对临近的学校进行资源合并，裁撤人数过少的小学，并入规模较大的学校。
“撤点并校”是典型的追求效率的思路，引发了广泛争议。反对方认为，这项政策集中教育资源，把效益好，运营成本低的那部分加强，把效益差、成本高的那部分放弃，是一种向社会推卸责任的行为。支持方认为，政府在有限的资源下，必然面临优先选择保证公平还是保证效率的两难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教育路线中，教育部门都选择了优先保证效率的方向，结果虽然牺牲了一部分人，但在客观上扩大了学校的服务能力和服务人数，集中了优势资源，提高了效率。
我们在屏边的调研发现，作为管理层的校长、教育局官员对这个政策多数表示理解和赞成，我们走访的学校，人数最少的有40个学生左右。这么少的学生，配备5个左右的老师，一个老师教一个年级的所有课程，每个老师对应10个左右的学生。如果再少，对本来就有限的教育资源来说就不划算了。有研究认为，村小学合适规模是每校24个教学班。10 名学生以下的“微型”小学校，生均费用会远远超过一名高中生一年的费用，这种情况下还常常会出现人们印象很深的一师一校的现象：昏暗的教室，大小孩子挤在一间屋子里上课，一个老师教所有的课程，从一年级教到3、4年级。“撤点并校”使这种现象消失了。
从客观上来说，由于撤点并校至少在表面上能够缓解基层教育的困难，各地区的教育部门都做出了裁撤的规划。屏边县教育局在规划方案中，就把学校分为“当前撤并（已经撤并入其他学校）”，“短期保留”，“中期保留”，和“长期保留”四种。短期保留的将在5年左右撤并，中期保留的在10年左右撤并。
我们看到，撤并的方案并不是县教育局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乡中心校的校长自下而上提出的。乡中心校校长们决策的主要依据是现有的招生情况和变化趋势，同时受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村委会、乡政府的意见（有的村、乡反对撤并），比如人口的流动带来的招生人数的变化（很多家长去打工时会把孩子带走），比如收缩过程中带来的工作压力（主要是合并后学校的房子不够）。所以撤并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表，但是大致的规划还是明确的。不裁撤，乡村小学太多，负担太重，这是一个高成本的极端。而如果全裁撤到乡里，又没有那么多房屋解决住宿，是另一个高成本的极端。规划的目标就是以教育部门成本最小化为方向，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找平衡点。
现在的农村教育缺什么
参照屏边调研的结果，我认为，现在贫困地区农村教育排在第一位的紧急问题是长期稳定的教师极其缺乏。前面讨论的撤点并校，也主要是由于教师不足而不是房屋不足引起的。一个学校能否持续下去，要看常驻教师，特别是200块钱一个月的代课教师，看他们是否能坚持下去，是否能够满足教学的需求。走访的学校中，代课老师比例最高的要占到一半左右。他们薪水很低，流动性很高，但在偏远的地区，他们还是教育的主要支持力量。
我觉得，这种老师的缺乏，是不能通过引进支教老师的方法解决的，毕竟这只是一种临时性、辅助性的措施。与其号召支教，不如多支持一些好的代课老师。说句不厚道的话，有可能你去支教的来回飞机票够一个代课老师一年的工资。你只能奉献一年两年，而代课老师可能会奉献一辈子。所以在我看来，支教更多的是一种城乡交流，是一种个人体验，它对农村教育影响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大。而提高几个代课老师的待遇，才是真正的加强基础教育之功。可能每年花1 000块钱，就能让一个代课老师留下来了。资助代课老师，可能是一件非常重要而紧急的事。
第二紧急的事，是宿舍和住宿设施急缺。撤点并校以前，这个问题还不是很突出，但现在由于并校，普遍实行寄宿制，大部分孩子都需要住宿，所以宿舍床位变得非常紧缺。在一所学校，校长对如潮而来的报名家长说，如果你自己能解决住宿，学校才敢要你的孩子，如果不能解决，我们就不敢要了。在屏边，我们看到不论多小的孩子，都睡的是上下铺。一张床板上要睡两个孩子，最多会睡三，四个孩子。冬天还好，夏天实在是很够呛。一位老师说，夏天是不敢进男孩子的宿舍。那个味道，几乎一分钟都不能呆。在屏边海拔最低的白河小学，我们了解到，在夏天不停地会有孩子们中暑晕倒。由于热，屋子里挤的人多，不通风，孩子们连蚊帐都不用，就由着蚊子叮。灭蚊药呢，由于老师害怕造成中毒，不敢喷洒。出于防火的考虑，不敢点蚊香，一到晚上宿舍就停电，孩子们连电扇都不能用。在夏天平均温度35度的地方，一个16平米的宿舍要挤20多个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真是令人心酸。
此外，除了宿舍拥挤，寄宿制学校还普遍存在食堂面积过小、设施不全，学生就餐不方便；用水存在困难，缺乏开水房与浴室；远离医院学生就医困难等各种问题。有的情况下，交通费和学生衣服被褥等物品也可能使一些贫困家庭负担过高导致辍学。
另外，由于大家心目中“学校”的概念就是教室，所以一直都关注教室，教室都修得很好。希望小学首先修的就是教室。汶川地震发生在白天，所以教室内学生死伤惨重。现在校安工程加固的也首先是教室。但是学生宿舍大部分是不抗震的危房，而且孩子们的密度远比教室要高，上下床，一个平方就可能挤着两个孩子。如果地震发生在夜里，后果不堪设想。所以，现在应该是重视宿舍的时候了。
第三紧急的事，我觉得是保障教育公平所需要的各种设施。今天，当城市的孩子正在享受科技进步，尤其是多媒体世界，很多农村的孩子连电脑都没见过。我们去的几乎每一个学校，老师们都在抱怨没有足够的电脑和投影仪，他们上课还是一支笔一块黑板，跟不上新教材的变化，像物理、化学、数学的演示实验也不具备条件，还有的老师抱怨说，我教英语，关于地铁啊什么的，我自己都没见过，还有孩子连公共汽车也没见过，没有多媒体设备怎么教啊？信息化上的不公平，会让农村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这也是为什么尼葛罗·庞帝会把“一个孩子一个电脑（OLPC）”作为他教育和扶贫的主要切入点。限于目前的条件，至少应该让学过电脑的年轻老师（占教师的一半以上）得到电脑，通过他们让孩子们更多地享受到信息化带来的平等。
以上三条，是我认为在目前的助学过程中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或者存在误区的地方，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共鸣。有志于支持农村教育的NGO和志愿者，在撤点并校的大势面前，在行动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助学窍门一：先行了解“撤点并校”规划
首先是应该强调适应和配合目前的撤点并校政策并了解相关规划的重要性，顺势而为。访谈过程中，屏边教育局负责人就非常强调撤点并校规划的意义。“为什么要有规划呢？因为规划可以减少浪费。比如可以减少某个领导拍脑袋做出的在哪个山沟沟里建小学的行为。很多领导会一时冲动，看到哪里条件艰苦就说，在这里建个学校吧。其实这个点是不适合再继续建校的了。有了规划，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领导，这里是要撤并的”。
这一点我非常同意。既然规划是从乡里往县里，从下往上报，就说明规划的方向是由“看不见的手”指引的效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方向。NGO能为边远地区教育做的，无非是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教室），提供教学设备，文体用品等硬件，以及支教、教师培训、学生交流等软件。这些都无法解决撤点并校的根本问题——即稳定的教师队伍的问题，目前只有政府的教育体系能够稳定地保证持续系统的师资力量，以及相应的管理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追求一种公平，或出于个人感情，而把资源，特别是不能移动的固定资产比如房屋，投入到那些要撤并或正在撤并的点上，那么就有可能造成浪费。
此外，2008年大地震后，教育部搞“校安工程”，即要求全国的小学都能达到一定的抗震标准的情况，也可以了解。 “校安工程”对所有学校的房屋进行了勘查，把房屋评出了ABCD四个级别，即能满足正常使用，基本满足正常使用，局部出现险情可经修缮解决，以及整体险情必须拆除等四个标准。
这些都可以通过教育系统获取，从中不仅可以知道所要介入的学校是否会保留，还可以了解未来它将容纳多少学生，服务多少村/寨，从几年级到几年级。这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通过规划，我们还可以大致了解各类资金的申请情况，可以知道该地区、该学校准备从什么地方筹集多少资金，自己的投入占目标学校总投入的比例。这一点对于要建房屋等硬件设施的NGO来说比较重要。一般来说，投资那些正在申请国家和地方资金的项目是比较安全的，这样可以形成配套。否则，可能你自己投的资金到位了，而他却没有配套资金进来，项目就可能没那么顺利了。
此外，通过规划，我们可以知道维护和新建项目的情况。房屋建成以后还需要不断地维护，才能保证房屋的安全，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NGO可以考虑参与维修、加固、甚至拆除的工作。我们在走访时，也遇到一些危房保留在那里，连拆的钱都没有。对于缺少资金的边远地区来说，有时候修整加固现有房屋，可能比建新的来得更经济。
走访中，我体会到基层教育部门对外来资金能否按他们的规划走，非常在意。不按规划的硬件投资会逼迫地方教育部门为这些硬件额外配备老师，增加他们的工作难度和成本。NGO进入社区，还是需要从基层教育的角度考虑，尽可能按当地的规划框架来进行。
助学窍门二：了解教育体系
助学活动会涉及地方教育体系中的各个节点，助学者需要了解与教育相关的行政机构有哪些，他们在行政、权力、财务上的关系甚至机构各自的偏好。我发现很多国内外的参与者或捐助者对这些体系一知半解，我自己也是通过这次走访，才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对那些刚开始准备进入某个地区，还没有确定具体学校的机构或个人而言，了解和谁打交道、打什么交道，就更重要了。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权责和工作范围，也有不同的兴趣点。了解这个体系便于我们和相应的机构对接。
首先是教师的情况。我国的公办中小学是地方教育部门（教育厅、教育局）主管的事业单位，其聘用的员工就是正式的教师，享受事业单位的工资和福利。
由于从乡财政发放教师工资常常出现拖欠问题，2001年起直接由县财政通过教师工资专户统一发放。所以在编制内的老师的收入是由县财政负责的，收入比较稳定。
在正式的教师之外，还有代课老师。代课老师是学校自行聘任的，不在县教育局的统一事业编制里，直接由所在的学校支付工资。这笔资金有的是从乡财政或村财政（集体）支付，有的是从县财政下发的教育事业费中挤出来，和教育局无关。代课老师的收入极低，一个月只有200块钱，是最困难的一群。
其次还需要了解乡村小学的不同建制。乡村小学中，一种是教学点，即不完全小学，所教的年级不到6年级，另一种是“校”，就是村级完全小学，涵盖了1年级到6年级。不管是“点”还是“校”，乡村小学都不是独立的法人，而是乡一级中心校的派出机构。
乡中心校是县教育局下的一个行政管理单位，一般设在乡镇政府所在地，有法人资质，拥有自己的开户账户，可以开具行政事业单位的发票。如果你要捐款，你不能直接捐到这些村级小学，（因为没有独立法人）。只能捐到管理它们的中心校。中心校的账户开在乡财政，属于“零户统管”账户。这个账户内的钱由乡财政所的结算中心统一管理。不过，中心校能独立核算，下面的村小等不独立核算的学校必须作为中心校的产业活动单位处理。
理论上来说，如果有汇款到乡镇的“零户统管”账户，并指明要送到中心校或其下辖的某所小学，乡里是不会截留的。但乡镇政府欠债很多，总是在拆东墙补西墙，是否会被截留，谁也不好说。如果不把钱汇到乡一级的账上，则另外有两条途径。
其一是通过县财政局的会计核算中心。这个核算中心有一个教科文部，只要注明汇款到某个学校，这个教科文部就会进行相应的处理：直接把钱给学校，或者购买这个学校所需要的东西送过去。
其二是走团县委的希望工程专户。这个由团县委的希望工程办公室管理的专户经手三类资金：中国青基会、省青基会的希望工程资金；县财政的教育扶持资金；以及团体和个人的自愿捐助。其用途包括建学校，救助贫困学生，以及有特定目的的捐助，只要写明给哪个学校，希望工程办也会给捐助者开具相应的收据，然后把钱或相应的物品送到学校。
由此可知，一项捐助行为可能涉及那么多的“婆婆”，它绝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只有一个校长，几个老师那么简单。那么我们如何来对接这些“婆婆”呢？
捐助窍门三：不同渠道的对接
修建希望小学。如果要为一个村级小学提供硬件，比如修个希望小学什么的，那么我们可以对接团县委的希望工程办。
支教。如果我们NGO要去支教，那么最好是到县教育局或乡中心校了解需求，并由其安排一个最合适的小学。最好不要仅仅通过乡镇政府。因为乡镇很缺人才，他很容易把支教的学生拉来干活，尤其是接待“上边”来的领导之类。最好和教育局或中心校相应的主管领导（校长）对接上，他们在乡和县里都是有些影响力的，出什么状况，也容易处理。
捐钱捐物。你可以捐到中心校、县财政会计结算中心或团县委账户。这些单位能开具票据，可能比较稳妥。当然如果你对村小的校长和老师足够信任，也可以直接把钱汇到他们的个人账户上（因为村小没有公用账户）。在这里，没有一种方式是绝对好或绝对坏的。它们都是有前提的。汇给个人，风险就不必说了。汇到团县委希望工程办公室或县财政会计结算中心，坏处是只有一个人管，可能会管不过来。汇给乡“零户统管”下的中心校，则有可能不能从乡财政及时提出钱来。
将资源放在最合适的地方。我们见过这样的情况：上海一个区捐了整整一个电脑教室给一所小学，甚至还有一台专门的机柜放了局域网网关。但是小学里没有老师会玩，无法搭建网络教室。其他造成浪费的情况是，捐给初中大孩子的书捐给了低龄儿童，或者教英语的支教老师去了不完全小学。
（本文作者系震旦纪公益信息中心需求分析工程师。）
来自Yami（《博客天下》市场总监，支教同仁）的反馈
在我看来，助款用于教师居住条件的改善，给他们提供进修和培训的机会，才是效率最高的做法。帮助教师们解决他们的各种困难，使他们能安心留在本地。这比给孩子捐书本衣服，盖新教室要有用的多。
龙赛（注：香港龙赛教育基金）曾经邀请北京五中的校长及一些重点学校的优秀教师到宁夏做巡讲团，开讲的时候吓了一跳，礼堂里挤满了各地赶来的校长和老师，他们对业务素质水平提升的渴求，远远超过了我们想象。所以如果有NGO能愿意长期坚持做这样的事情，意义深远。
在我看来，孩子们更多需要的是心灵教育，贫困地区的老师教育孩子的方式跟我们小时候差不多，孩子们单纯的秉持着传统的价值观，对人生缺乏思考，在面对真实世界时往往会困惑和被打击，我能做的是尽量给他们带一些书，让他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不再单纯地坚持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同时培养他们勤奋、独立、敬业的习惯。话说回来，在整个大环境都是功利和不公的情况下，城市里的病人也不在少数，这个问题我至今也没想太明白。
文中谈到的，我觉得都是一个助学机构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大部分本土NGO经验缺乏。动机单纯的NGO，往往执行力很差，成熟的NGO，有时候缺乏必要的人文关怀，能达到双赢的有价值的项目，太少了。也许更应该做的，是帮助NGO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