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方能晓今，因此值得我们去审视现代NGO的不同起源。首先介绍宗教背景尤其是基督教背景的机构比较合适，因为它们的历史最久远，还与后殖民主义纠缠在一起。
基督教传统
早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教会在欧洲就拥有巨大的权力和财富。和其他几大宗教一样，基督教也教诲人们要行善、要有怜悯之心。基督教堂和修道院分发救助物资，同时还是学习和艺术的中心，甚至还传播我们今天所说的农业技术。（亚洲的佛教寺庙也扮演了非常类似的角色。）很久以后，进入了现代民族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教会仍旧是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发动当地的资源救助农村的穷人和患病者，还带头为工业革命造就的新兴城市人口提供一些以前没有的援助。而且，通过每周从信众中募款，教会确立了救济的传统。这是世俗的慈善机构经常性的捐献的重要的先例或者说模版。
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基督教世界几乎是罗马天主教会
3:的同义词。就像一支军队被划分成好几个师一样，天主教会也由若干不同的修会组成：圣芳济会、耶稣会等，每个修会都有自己的重点，但是天主教会仍然是一个单一的、联合的教会，承认罗马教皇的神圣权威。不过，从16世纪开始基督教世界发生了一次大的分裂，最终导致了抵抗教皇权威的新教教会的建立，尤其是在北欧地区。在英语里，“天主教”一词的意思是广泛的、普遍的，它原本是用来表明天主教会的普遍性，拥抱所有的信徒。“新教”一词来自动词“抗议”。除了在神学上的区别外，早期的新教普遍反对天主教会的普世权力和财富。
在中国，尽管新教被官方视为独立的宗教，事实上，其内部一直都存在多个有差异的派别。它们强调的重点不同，反映出各自产生的时间和地点，也根据教义的差别被划分成或多或少的派别，一般的外人可能很难弄明白其中的差别。几个世纪以来，随着与英国国教分离的各教派的新的牧师们挑战各个旧教派的教义和权威，新教教堂的数量一直在增加。许多非国教的基督徒逃到美国以免受宗教迫害，美国确是新教发展的沃土。
直到最近，基督教差不多所有教派才在这一点上取得高度统一：基督徒相信他们的信仰才是唯一真正的信仰，他们有责任传播上帝的旨意。于是，从最早的时候开始，基督传教士们试图在其他地方建立和传播他们的信仰。当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开始时，天主教会是西班牙皇室的重要同伙。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教会为占领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理由：让美洲人皈依基督以此拯救他们的灵魂。但是教会在传播信条的同时，也开始向当地社区传授欧洲的技术、文化和医学知识。许多传教士也设法维护当地人免受统治者的过度抢劫。欧洲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活动遵循了类似的模式。圣经加火枪，天主教和新教争相在外国的土地上扎下自己的教堂，也建起了学校和医院，推广西方的种植、林业和建筑技术。
有时，这些努力主要针对的是最贫困的人和社会的边缘群体。例如，19世纪一位比利时牧师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麻风病患者群体，后来他本人也不幸染上麻风。这本目录里介绍的达米恩基金会，就是按照这位创始人的意愿，始终为麻风病人服务的机构。一些基督徒到中国后多生活在贫困偏远的少数民族社区，比如中国西南部的苗族社区。但是基督徒也积极地介绍西方最先进的科学和医学知识。例如，北京协和医院和医学院以及广州的中山大学都是在19世纪传教士办的机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中国重开国门，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很多方面基督教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今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后殖民世界，对独立的民族国家有了更多的尊重，即使这种尊重尚不稳固。基督教已经比过去更加国际化，不再是欧洲或者西方独有的宗教。在拉美、非洲和亚洲，原本由传教士建立的教堂逐渐发展并繁荣起来。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基督信众的数量如今也大大地超过了北美和欧洲的信众的数量。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教堂自身已经经历了某种“去殖民化”的过程，目前都由当地人来领导。这种去殖民化的过程刺激了新的神学流派的产生，如很多拉美天主教会支持的“自由化神学”，他们不仅为穷人们提供援助，还自觉地和穷人们一起与政治、经济压迫做斗争。
与此同时，最近几十年里，不同的信仰之间也有了亲善的迹象。为了推动教会联合，1949年成立的世界教会委员会现在已经吸纳了全球340个新教教派。也可以说，在大多数国家，今日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容忍已经比500年前任何一个时段要多。而且，在很多地方，新生的“信仰交互”运动也正在探索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等几大宗教传统之间的共同点。
当然，也存在势力强大的、危险的逆反潜流：我们绝对没有看到任何宗教偏见和信仰交互冲突会终止的迹象。
但是，撇开这些大而严峻的主题不谈，我想强调的是，21世纪大多数的基督徒比早几个世纪前的传教士们更加尊重当地的文化和身份。今天的基督教，像其他主要宗教一样，仍旧是社会服务的一支主要催化剂，激发了许多个人捐款者、工作人员和机构开展国际救助和发展活动。（确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更慷慨地向慈善事业贡献时间和金钱。）但是，由基督教激发的救助和发展行动，曾经和传播信仰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现在已经不再必然与之有关了。一些机构如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国际奥比斯、国际克里斯朵夫盲人协会都有基督教的背景和服务精神，但是它们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内针对某些社会目标的运作已然和宗教活动无关。许多教会或者教会联盟也成立了发展NGO，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早些年的传教士协会。这些新的基督教机构可能特别想帮助与他们信仰相同的海外社区，但是他们也不排斥服务不同信仰者。他们一般不刻意地让无信仰者皈依，而是把教会的发展交给当地的代表。
描绘出一幅太过统一的景象是一种误导，也不能宣称现在的基督教会已经不再派遣传教士到海外去劝人皈依基督。不乏一些希望传播基督福音的人，的确也有些机构出于这个目的派人到中国来。这会导致官方怀疑一些公开承认基督教背景的发展NGO的动机。同时，有基督教背景但是只从事发展工作的一些机构经常担心它们的动机被误解。所有这些都营造出一种敏感的氛围，对建设性的合作没有好处。
和NGO界一样，基督徒和基督教背景的机构事实上也是非常宽泛的，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即使在一个教会内部，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从很多教会内部根据对一些社会问题（如同性恋和女性在教会中的角色）的不同看法被划分成不同的派别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面对这种复杂状况，比较谨慎的做法是不要根据任何一个人或者组织自己使用的标签预先做任何判断，而是关注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正如《圣经》中所言，“通过他们的行动了解他们。” (Matthew 7:16)
人道主义传统
1856年，意大利索尔弗里诺镇（Solferino）。瑞士银行家亨利?q杜南(Henri Dunant)，为了让当时的法国皇帝?D?D拿破仑三世批准一笔生意，专程赶到意大利。但是拿破仑三世忙于战事，无暇见他。杜南只好跟随拿破仑三世到了战场，亲眼目睹了法兰西和撒丁岛联军与奥地利军之间的激战。这是19世纪最血腥的战争之一，伤亡数千，其中很多伤员完全因为伤口得不到及时的包扎、大量失血而死。被血腥杀戮震惊之余，杜南积极组织当地居民将伤员抬下战场。
此后，杜南做出了种种努力，希望现代战争人性化一些。他本人很富裕，社会关系相当广泛，还十分坚定。在他的努力下，国际红十字运动兴起，16个欧洲国家于1864年签署了《日内瓦公约》，承诺“允许医务工作者进入战场；允许医疗物品的供应；认可并尊重著名的白底红十字作为中立的象征”。实际上，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国际法，而且完全由于个人的、非政府的想法和努力。《日内瓦公约》签署60年后国际联盟才告成立，90年后联合国才正式形成。
亨利?q杜南，和他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欧洲人一样，是一位基督徒。不过，他以公民个人的身份发起的这项活动标示着人道主义机构独立于政府和教会之外而成立的新时代。在接下去的150年里，涌现出了更多的此类机构，各机构的规模也稳步扩大。尽管对基督教慈善和博爱的传统绝无任何敌对，许多人道主义机构更倾向于强调“普世的友爱”和“人权”等所谓的“法国大革命传统”。
同样的，其他几个最知名的机构也是为了回应战争中的人道主义灾难而成立的。如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英国率先成立的紧急救助儿童基金（后来迅速发展成为救助儿童会国际联盟），向中东欧各国派遣志愿人员，派发救灾物资。当时，获胜的协约国仍旧对德国实施惩罚性的经济制裁。埃格兰泰恩?q杰布女士（Eglantyne Jebb），救助儿童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因公开散发名为“饥饿的婴儿”的传单，谴责英国政府漠视德国儿童的营养不良和饥饿，而被伦敦警方逮捕。最终，审判这个案子的地方官员本人为该基金捐了款。同时，杰布女士继续撰写《儿童权利宪章》，被国际联盟采纳，其后又成为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基础。这是经过个人努力得以制定的第二部重要的国际法。
1937年，一位报道西班牙内战的英国记者创办了另外一个大型的儿童机构，国际计划（原名为“战争儿童培养计划”）。国际小母牛项目也是发源于这场战争的救助工作。194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群英国公民成立了牛津救灾委员会，为希腊平民提供救助。后来，乐施会（获名于牛津救灾委员会当时使用的电报编码）逐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救助和发展网络之一。
20世纪60年代末期发生在非洲尼日利亚东部比夫拉地区（Biafra）的战争促成了另一个领先的国际NGO?D?D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成立，它的工作方式新颖、独特。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创始人是一些法国记者和医生，其中一些人曾经在红十字会工作，但是红十字会恪守中立的原则使它无法表达对冲突的谴责。当他们看到国际人道救援机构无法阻止在比夫拉地区发生的种族屠杀时倍感痛苦。于是他们着手创立一个紧急医疗救助机构，不仅提供直接的援助，而且还表达自己的意见，吸引公众关注人道主义危机，谴责践踏人权的任何行为。
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爆发的人道主义危机也促成了两家国际机构的成立。为被地雷爆炸的受害者制作假肢的法国医生发起成立了国际助残；一些美国人成立了拯救难民基金，后来更名为美慈。
除了人道主义机构在数量上的稳定增长外，在过去的30年间，新的NGO纷纷成立，回应日益显著的全球环境压力和危机。一些环保组织有着相当长的历史渊源。例如，1903年生活在非洲殖民地的一些自然主义者创立了大英帝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后来发展成为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1895年，为了管理美国大都市的公共动物园，纽约动物学学会成立，后发展成为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一直在全球范围内经营着保育和环境教育项目。成立于1915年的美国生态学会逐渐演变成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全球开展众多项目。除了这些历史悠久的组织外，还不断有新的、年轻的组织加入，如世界自然基金会，成立于1961年，希望成为“自然界的红十字会”；美国环保协会，成立于1967 年，率先尝试使用法律手段终止杀虫剂在全美的使用；保护国际，成立于1987年，尝试“Debts for Nature”的交换模式。
上述这些机构都是“运作型”机构，也就说他们为某些特定的保育项目和试验包括政策试验筹款。其他的一些机构，如绿色和平、地球之友、国际河网等则基本上属于“倡导型”机构，即倡导和团结公众支持他们的事业。为了影响政策，他们也经常亲自或委托其他机构开展研究，但是很容易将这类机构与“运作型”机构区分开来，因为它们进行的是“宣传”（campaign）；相对应的，“运作型”机构执行的是“项目”(project)。不过，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运作型”机构，不论从事人道主义救助还是环境保护，近些年来都日益增加了对“倡导”角色的诉求，它们采用宣传的方式去提出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的各种问题。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过去的30年里，大多数从事紧急救助和发展的人道主义NGO?D?D特别是那些更加关注长期发展的机构，已经开始强调环境保护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许多从某一环境问题入手的NGO也逐渐将人类发展视为环境保护的一个必要条件。人道主义NGO与宗教传统的机构和慈善基金会之间日益融合的趋势，将在下文中有更加详细的讨论。
大多数人道主义机构和环保NGO的运作资金来自普通公众的捐款。最典型的方式是， NGO会招募一定数量的长期支持者，每月或者每年捐出一定金额的钱。这些捐款者来自各行各业，按照当地的标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是很富有的人。（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类型的给予回应了基督教会长期以来的捐款的传统。）除了定期的捐款外，这些机构的部分收入还来自一些更大范围内的筹款活动，以及遗赠?D?D许多人在制定遗嘱时决定将一部分个人财产，也许并不多，捐给他们最钟情的慈善事业；为了怀念亲人的逝去，家人更愿意让亲朋好友捐款给指定的慈善机构而不是到葬礼上献花。即使是读书的孩子，从很小的年纪开始，也为慈善事业捐款和筹资。
在本土外的其他国家开展工作的国际NGO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增长迅猛。每个月都有新机构诞生。无疑，这种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西方世界普通公众可支配收入的稳步增加，也依赖于新的筹资技巧，如直邮（大规模的向目标家庭寄送慈善呼吁）。事实上，西方国家捐给NGO的钱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实际上在下降
4:?D?D捐款与收入之比没有增加，但是由于收入本身一直在增长，因而公众捐款能够支持更广泛、为数更多的机构。如果有决心，拥有一定资源的个人或者团体通常能够建立一个新机构，并为新机构的运作找到资助。正好符合上述条件的人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很想为这个国家的发展做出人道主义的贡献，成立了好几个较年轻、规模较小的NGO，比如此目录中所列的四川农村发展组织、宁夏孩子、中国色彩等。
除了依靠个人支持者外，许多慈善机构也从企业中筹集资金。值得注意的是，从整体上讲欧洲的机构比美国的机构对于接受企业捐款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担心任何一种形式的与环境破坏的关联。这反映了欧洲和北美在政治和慈善传统上的显著的以及长期的差别。即使许多人爱讲全球化，欧洲和美国仍然有很大的不同。
慈善传统
19世纪当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腾飞之时，一个新的企业家阶层开始积累财富，并很快超过拥有土地的贵族们。一些暴发的工业资本家捐出一部分个人财产创办了慈善性质的基金或基金会。尽管这类慈善行为在欧洲亦有发生，但是主要和美国联系在一起的。时至今日，全美国共有约6万5千家私人基金会，每年共计花掉3百亿美元
5:。
私人基金会通常靠创办人的初始捐款开始。捐款被用来投资，每年一定比例的投资收入以拨款的形式分发出去。指定的理事会成员依照该基金会章程中确定的目标决定拨款的去向。根据美国法律，基金会要想保持免税待遇，每年用于慈善活动的开支不能少于上一年度其市值的5%。如果投资管理有方，一段时间后该基金会的总资产会增长，因为投资收益的增长比例很可能高出每年必须花掉的5%。当然，资金管理不善或者股票市场缩水都可能导致某个基金会净资产的减少。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资产价值会增长，在美国，基金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发展稳定，在过去的20年里，无论是基金会的数量还是资产规模都有显著的增长。
安德鲁?q卡内基是美国早期最突出的慈善家之一。他是一位苏格兰织工的儿子，1848年随全家移居美国宾州。12岁起，卡内基就在一家纺织厂里做工人，后来在匹兹堡办钢铁厂发了财。1901年，他65岁的时候，以4.8亿美元的价格（这个数目在当时十分惊人）将企业卖出，并将自己的后半生投入到散财中。他在英语国家中建起了2千5百多家免费的公共图书馆，还捐款给从事不同领域的多家基金和基金会，直到今天这些机构还支持教育、科学和文化等领域。卡内基不仅把属于自己的钱散出去，还鼓励其他人效仿他。在《财富的福音》一文中，他说道：“带着财富死去是一种耻辱：富人们应该在去世之前处理掉自己的财富，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他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很激进，但无疑源于他本人对欧洲陈旧的、不民主的权力结构的蔑视，在欧洲的权力机构中，土地财富、头衔和特权都将一代代的传下去。
卡内基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阐明了一套慈善的哲学，不过美国的其他多位工业资本家也留出了大量财富用于慈善。著名的例子有：亨利?q福特，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捐赠成立了福特基金会；威廉?q凯?q洛格，从销售早餐燕麦中（他在帮老人医院的病人设计一种有营养的食品时偶然发明了玉米片）聚集了大量财富；以及洛克菲勒兄弟，他们在石油业和银行业拥有的股份将他们造就成了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资本家族之一，并创办了好几家基金会。这种慈善的传统在今天的美国商业领袖中仍然强劲。新兴行业的成功者，如大卫?q帕卡德（惠普电脑公司）、特德?q特纳（创办了美国有线新闻网）和比尔?q盖茨（微软公司）都捐款成立了几个主要的私人基金会。
我们应该停下来问问：这种慈善的传统为什么在美国一直如此强劲？在我看来，这一现象反映了对“国家和社会之间怎样的关系才是恰当的”的非常有特色的、自由的看法。欧洲国家是建筑在封建主义的历史遗产之上的，牵涉到非常复杂的社会责任关系，在很多欧洲国家，政府从17世纪开始就承担了扶贫、教育和对孤儿寡老的照顾。直到今天，欧洲人仍然倾向于认为政府有广泛的责任，欧洲各国政府在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通过征税和支出适度地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从本质上讲是由一群先锋人士创立的，其中很多人为了躲避欧洲的贫困或者宗教迫害来到美国。美国人总是赋予个人自由以无上的重要性，免受政府的干涉也在个人自由的范畴之内
6:。因此，美国的社会结构从总体上讲是税收相对较低，政府的管理相对有限的，富人们自己决定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回馈社会，而不像欧洲国家主要依靠税收机制重新分配私人的财富。（不只是富人。除了私人的拨款基金会以外，美国还有大量的慈善机构，他们从普通公众中筹款，据说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慷慨者之一。2003年美国人共计捐款1837亿美元。
7:）于是个人的、志愿的给予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为穷人或其他弱势群体提供“安全网”以及对艺术的支持中起均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欧洲，从国家到地方、城市的各级政府经常拨款建歌剧院、艺术馆和博物馆，然而在美国，这些机构的资金相当多地来自私人基金会而不是政府。美国的大学、图书馆和医院也十分依赖私人的捐款，但是在欧洲国家，这些机构仍然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的公共开支。
欧洲和美国在对待慈善的态度和经历上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一点值得指出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他们提出了一套关键的问题，即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随着新兴的NGO部门的发展，政府和社会分别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毫无疑问，中国会在自己的独特的历史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模式。 但是中国未来的模式会更接近美国模式还是欧洲的模式呢？其次，当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讨论中国的公民社会时，很重要的是要记住他们是从非常不同的角度来谈的。这些问题非常宏大也很复杂，无法在这篇文章中说清楚，但是至少值得提出这一点。
私人的拨款基金会通常不把自己视为“NGO”。“NGO”这个词被发明出来之前，这些私人基金会就存在已久了，自认为是一个独特的慈善圈子。但是在这本目录里，我们收入了多家基金会，这是因为从性质上看，他们显然是非政府的，他们对NGO的贡献也十分重大，绝非仅仅因为他们经常拨款给NGO。（不过，令人困惑的是，一些机构自称是基金会，如苏莽基金会和美国康巴援助基金会（请分别参见本书的188页和118页），都不是拨款机构，而是筹款然后自行执行项目。 ）
3:其他重要的基督教教会还有北非的科普特教会（Coptic Church）， 希腊、东欧和俄罗斯的东正教（Orthodox Church）。不过，这些教会与此处讨论的话题关系不大，因为最近几百年来这几个教会和海外传教和殖民主义一直没有联系。
4:Robert Putnam在他的《独自打保龄》一书（2000年，Touchstone）的第七章中清楚地展现了美国的这一状况。
5:这个数字来自基金会中心的网站(www.fdncenter.org)。基金会中心自身就是一家非营利机构，总部在美国纽约，致力于推进公众对美国基金会工作的了解和认识，让慈善更加有效，也帮助个人或者机构寻求资助。
6:2003年，英国社会评论家Will Hutton和John Kay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也提出了对美国和欧洲的商业模式的内在区别的类似的分析。他们二人强调美国社会和欧洲国家相比更强调私人的财产权的本质，在欧洲对于如何使用财产存在一些习惯性的限制。（例如，受习惯法保护，很多英格兰的土地有公共权力，土地所有者不仅有责任允许公众通过他的土地，还有责任保持通路没有障碍物。）
7:该数据也来自基金会中心的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