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生态、生计、文化和可持续和平”行动研究团队终于有机会集体到台湾访问，去看望和平妇女行动研究项目参与者——几位在台湾环保社会运动践行的妇女代表和团体，在12天的访问中，从台湾南部高雄的美浓。到台东和花莲，最后到台北，有机会和台湾环保和有机农业的实践者进行交流，收益匪浅，忍不住想将那些收获的点滴记录下来，与同仁分享。
初到美浓：从反水坝运动到社区营造与重建
美浓地处台湾南部的高雄市，人口中90%是客家人，有人说美浓是台湾客家文化保存最好的地方，是在现代化发展中最后一个客家文化的堡垒，我无从考证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在酷热的7月我们一行从高雄下了飞机，向高雄东北方向驱车一个多小时，很快就到人杰地灵的美浓镇。
未到美浓之前，在我过往的想象中美浓是台湾社会运动的缩影。十多年前，在台湾南部反水坝运动中美浓曾经担当先锋的角色，在美浓爱乡协进会和各界美浓精英的努力和抗争下成功地阻挡了美浓水库的修建。但是在今年7月底，我们和平妇女香港和大陆行动研究团队一行来到美浓后，它那幽静、优美的田园画面让人体会的是宁静和安详，很难将美浓与曾有的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相连。
美浓爱乡协进会的年轻人说，美浓的社会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已经不仅是抗争，更多的是社区的营造，爱乡会以“黄蝶祭”为载体，将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结合在一起，今年是“黄碟祭”举办第十七个年头，希望透过各种倡议活动在黄蝶翠谷建立国家自然公园，这成为美浓新的环保和持续反水坝的策略。美浓人希望用建立国家自然公园倡导来保证反水坝一劳永逸的的成功，从而阻挡在不当的现代化开发中不断提出的建水坝的议题。所以今天的美浓爱乡协进会从反水坝基地发展，在黄碟翠谷中倡导保护生态环境和爱乡，从而实现文化再造和乡村文化的保护。爱乡协进会的年轻人认为美浓需要在一片宁静中活化社区，如何让社区内部行动起来，是美浓新一代面对的挑战。在台湾农村再造的过程中，政府希望通过美好农村生活的再造，缩小城乡的差别，从而吸引年轻人回到乡村。然而适应现代城市文化的年轻人，回乡后能够与客家传统文化和乡村生活相适应，并重新注入新的活力与创造，这是新一代美浓人抛弃对乡村浪漫的想象，而脚踏实地地再造属于年轻人的客家乡村。
美浓客家文化的传承一直是美浓社运的重要主题之一，无论是以美浓山歌为基础的民谣还是目前国民教育和周末民间办的八音班，都是能够看到的美浓在文化传承中的努力。在南美浓一个社区活动中心与妇女山歌小组的联谊，看到中年妇女对美浓传统和现代山歌的熟悉和热爱，并且自豪地介绍着各类山歌，文化在身份认同和主体确认中得到释放。然而我们带去的纪录片中，记录了来自江西以社区音乐为载体的社区文化建设的经验，似乎离她们依然非常遥远，她们也缺乏耐心和兴趣更多地了解和理解，我猜她们没有经历过那种文化恢复的过程，所以对于别人文化重建的努力经验并不是很感兴趣，抑或她们沉浸在自己享受歌唱和舞蹈的快乐中，也希望向外来者展示这一切。在结束演唱和舞蹈时，我们也换上了客家的蓝衫——这一客家重要的服装标识，体会客家服饰，并与当地社区妇女合影，留下珍贵的记忆。
灾后移民的安置：如何更关注灾区原著民文化的适应性和生计的持续性
8·8水灾使得保育环境的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我们在美浓也花了不少时间去看对灾民安置的不同的永久安居屋。
在大爱园区，一个由慈济出资政府建盖的给受灾害影响的居民的永久居住村落，整个园区大约可以容纳1 000多户灾民。虽然园区建盖非常的漂亮，一系列的别墅式建筑，但是由于没有关照到原著民的文化适应性和生计的持续性，使得园区显得有些空洞。在园区居住的大多数原著民的宗教信仰是基督教，但是在园区却是随处可见佛教的痕迹。目前园区居民还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交通出行极其不便；没有公共的下水系统，导致雨季水流四漫。由于没有持续生计的安排，使得原著民都要每年回到原来住的地方去耕种属于自己的土地，这让我想起我在云南普洱看到的南岛河的布朗新村，一个因为建水坝而搬迁的布朗族村落，不禁感叹：不同的政府，却有一样的作为。常常在灾害重建或是发展移民的安置中只注重移民村落环境的硬件建设，而对于他们在新环境中文化的适应性和生计的持续性则缺乏智慧的策略安排。
在台湾朋友的带领下，我们又去了坐落在三地门乡的马家农场，那里如今建立了大社部落排湾族的永久居屋，这是在民间的力量帮助下修建的，据说设计师是大陆民间组织比较熟悉的台湾生态建筑设计师谢英俊。在这个山间幽静、美丽的村落中，看见在整个村落的建筑过程中对原住民文化的尊重与关照，正在修建的教堂和民间艺术家的家里看到的祖先崇拜所透露的艺术和各种技艺。然而原著民居留地中的土地依然需要回到原来的村落去耕种，往返于新的居住区和原来的村落之间，也成为原著民未来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地耕作虽然增加原著民的活动半径，但是无疑增加了生产和生活的成本。而对于移民安置中生产资料土地的安置，同样是大陆所面对的难题。
土城：保乡护土的抗争
在台北的访问中，我们在阿宝的陪同下乘坐捷运，去访问土城。土城自1955年以来，曾经一直是军队的弹药库所在地，在国民党的军队到来之前，这里曾经居住着100个多农民，从事农业的耕种，周围都是良田。在军队强行征用土地后，当地的村民出进土城受到管制，许多良田荒芜。
从2006年以来，土城的驻军撤出，过去耕种的土地重新回归。但是由于此地交通便捷，离台北近，捷运方便，90公顷的土地成为地产商和开发商虎视眈眈的一块肥肉，政府也希望将此地的开发摆上议事日程。而土城的居民，虽然有的已经并不务农，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将自己的家园变为噪杂、污染的现代化都市的一个部分，而是希望保有那份乡土生活的宁静和与土地的连接，所以很多土城的居民及其后代，放弃了在城里的工作，开始了漫长的抗争运动。
阿贤曾经是一名飞机维修师，有一份不错的职业与收入，为了保护家园，回到土城开始管理自家的农地，尽管收入减少很多，但是遵循自己内心的向往，维护家园的动力让他在土城抗争运动中担当着骨干的作用。
宁哥祖籍福建漳州，自己是家族中来台湾的第九代，童年的记忆正是土城被国军征收的岁月。成年后他当伙计10多年，做生意20多年，现在在土城种植洛神花和咖啡。
玉妹是土城的后代，嫁到新竹，为了维护家乡回到土城，加入了抗争者的行列。
阿兰一直是一名幼教，与儿子共同成长，5年前参与维护土城的抗争，虽然自家的土地在土城最小，但是她是抗争运动积极分子中最积极勇敢的一名妇女先锋，她说是为了维护乡土生活的品质而激发她的本性，使自己从一个弱女子成为敢和政府官员、立法委员和民意代表辩论，和警察冲突的“小辣椒”。在抗争实践中成长的她不仅只是为了保有自己的土地，更进一步看到土城抗争在整个台湾农民运动中的意义——对于资本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圈地的抵抗，并且为修《土地征收法》进行实际的准备。参与抗争的5年中，她不仅没有时间继续教学，也无法专心务农。但在抗争实践的一线与其他同伴和社会各界支持人士共同努力，不断寻找新的方法和策略。如何利用民意代表而不只是依赖，如何介入环评过程，准备各种环评资料，针对各种企划案提出自己的诉求。将土城的议题变为大台北发展的公共议题，从而引起更广大的社会各界的关注，并得到各界包括学者和环保团体的介入与支持。自己也开始不仅贡献于土城的抗争，也为各地土地抗争贡献自己的智慧和经验。
辉哥曾经是一名从事电子产品销售的生意人，全年有着可观的收益，现在他进行有机蔬菜种植，在0.3公顷的土地上，种植的蔬菜直接配送给消费者，收益已经将自己的3个孩子供养到大学毕业，经营的收益与过去上班的收益差不多，而且自己的时间比过去多。他的理想是在土城建立有机耕种的示范园，将种植、休闲和教育结合一体。辉哥的身体力行的经验，成为人可以在这块土地上自主生活的一种方式的典范。
问及他们抗争的最终目标和理想，他们说，首要是坚持这块土地的公共性，而非私有化，无论谁进入，都要坚持与当地社区的融合。同时也要让人们知道，农业是可以生存的，转变农业的方式，变成绿色、环保的农业景观，居民可以自主自立地生活。
当结束台湾之行时，丰盈满满的旅程和热情的台湾和平妇女的情谊，依然荡漾在心底。我们同样期待，我们在不同的实践中共同践行和平的理念，谱写持续和平之歌。
（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妇女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