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纽型社会组织，是2008年9月25日在北京市社会建设大会公布的“1+4”系列文件中，出现的一个令人关注的新词语。
“枢纽型社会组织”意指同类型社会组织的联合型组织，而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按照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的表述，就是在社会组织管理、发展和服务中，充分发挥人民团体等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组织枢纽作用。在管理上，授权其承担业务主管的职责，对相关社会组织进行日常管理、提供集约式服务。
这个新的工作体系，尽管实施效果尚待观察，但至少是对以往的双重管理体制的一个政策调整。
这几年，各地政府对民间组织管理和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云南、福建、北京、上海、重庆、深圳、青岛等城市和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做了变通处理，但“北京的文件是各地民政规定的集大成者，更加系统、明确地阐述了未来社团管理的思路和方向。”（于方强，2008）而枢纽型组织的提出，算是北京的一个创造。
2007年底，北京市成立了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实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成立后，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简称“1+4”系列文件。
在这套文件里，提出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目前北京有130多家政府部门有资格成为主管单位，新政策实施后，北京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将由134家减少到25家左右。此外，“枢纽型社会组织”将建立党组（党委），逐步实现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和党的工作的全覆盖。
民间组织由于各自发展的历史和工作内容，对这个政策信息反响各异。
在残障领域已经有10年历史的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一直想找到主管“婆家”，若按照对口主管单位，自然就是残联。但该机构负责人孟维娜说，慧灵找残联10年了，残联就是不愿意做慧灵的主管。在社会组织登记方面，如果改革是把“找政府部门主管”变为“找人民团体”，实际上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她建议，政府这个纲要应该有刚性的政策：指定的有资格的人民团体，不得拒绝社会组织。
这是一个相对普遍的问题，但在各个领域显现的程度不一样。有几个发育不错的环保组织都是由科协做主管单位的，科协有比较丰富的管理经验；而另外一些领域的民间组织的工作内容，会让有的枢纽型组织感到敏感而不愿意“沾身”。
但也有机构希望多些选择。首先，需要对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责、权限、利益冲突问题予以明确界定。在一些领域，草根组织和官方背景的机构可能存在潜在的利益之争，这类组织担心，一旦法律授权其可以接纳或不接纳民间组织的权力，业务主管单位可能就会对被管理单位进行多种控制，作为民间组织，很难再独立发表意见，尤其是对相关官办机构的监督。所以，这类组织反而希望可以自己选择主管单位。
和注册联系在一起的还有税收和免税发票等配套问题。如果注册和税收减免不挂钩，对有的组织来说，就没有吸引力。有的在工商注册的机构认为，目前的状态无非就是交点税收，如果资助方也认可了中国独特的民间组织生存状态，那么再有个上级主管单位，反而束缚更多。
北京是一个民间组织比较多的地区。一个有效制度，从制定到实施，不但涉及到各类组织、多家相关部门，还涉及如何与民政部门的协调，以及25家枢纽型组织自身的意愿问题。一些民间组织提出，北京的社工委和民政部门的关系如何处理？从进口（申请）到出口（注册）是从社工委到民政还是进出都从社工委走？部门之间的协调，是怎么落实的呢？25个枢纽型组织是否都有意愿做主管单位？他们的资格和服务水平如何保证？如果不提供业务指导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