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0条”到“13条”
2008年5月中旬，因缘际会相识的几个人：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刘湘波，安徽阜阳兴农合作社理事长杨云标，《罗伯特议事规则》最新版本的翻译者袁天鹏以及山东泰安的我在北京匆匆一聚，碰撞出了在中国农村培训如何开会的念头。
2008年8月，“海龟”袁天鹏带着一个专为NGO组织量身定制的“超级精华版”议事规则初到南塘村。一起到来的还有培训协助者、梁漱溟乡建中心的白亚丽、行动援助（中国）志愿者、我、华师社工系及其他几位正做暑期社会调查的大学生。大家此行的目的，简言之，就是要实地看看这本美国会议经典是否适用于安徽阜阳兴农合作社的乡亲们。
兴农合作社有得天独厚的“落地”条件。合作社成员从十几年前上访维权开始走到一起，不管是乡村文化活动、资金互助、有机农业还是基层选举，都是乡村里的积极分子，有多年民主意识的养成和实践。连当地的官员听说后也都亲临调研现场，想看看“洋药方”能不能治得了中国乡村的“土问题”。
我们一到合作社，就开始“体验”合作社各种各样的会议：理事会、理事会扩大会、部门负责人会议。白天听完会，了解了合作社会议中存在的问题后，晚上我们再开会，对症设计培训方案。
袁天鹏近年来一直在中国推广议事规则的应用实践，胸有成“章”，自信满满，这次也不例外。但是其他人却有点担心议事规则到了南塘会“水土不服”。如何与农村实际相结合成了一个大问题。
袁天鹏带来的40条版会议规是应“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要求制定的，十分文诌，因为阿拉善的执行者都是知识分子企业家，而兴农合作社的乡亲们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许多人不识字。我们一致认为把阿拉善的那一套拿到这里，绝对行不通。从批判“40条”开始，我们彻底推翻了袁天鹏带来的培训设计方案。
我们的培训是在合作社乡亲们自己集资、自己动手建起的三层楼里进行的。虽然有对议事规则完美化不懈追求的“毛病”，但在设计培训细节的过程中，袁天鹏同时又是一个“好说好商量”的人。在被大家批判之后，用两晚时间，结合南塘实际情况，重新讨论草拟了议事规则农村版13条，只讲大白话，不用书面语；只列可执行的条文，删掉了所有的理念、动机和目的。
他还设计出了一套面向农村的培训方法，请参与培训的大学生志愿者用情景剧的方式，把农村常见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都演出来。也就是说，参加这次培训，乡亲们很少正襟危坐“听讲”，而是会有一大半时间“看戏”或者“演戏”（合作社文艺活动搞得好远近闻名，这对他们来说是小菜一碟）。
如何落实情景剧，多亏了白亚丽。她人虽年轻，但已经是做农村工作的“老资格”了，与村民一起做文化活动唱歌跳舞演小品是她的拿手好戏。只要想法有了，她带着几个年轻的志愿者写剧本、做排练。再加上她的家乡方言与这里很接近，她本人又从2003年起就跑南塘，对这里的乡亲们也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课堂协作者。
调研的最后一天，按照这样的设计进行了一次实战演练，我们称之为“预培训”。三个小时的培训做下，袁天鹏浑身大汗，但大伙的心都放下来了——我们找对路了。
“就像个游戏一样”
在向人介绍议事规则的时候，袁天鹏经常用到的一个词是“好玩”，说议事规则“就像个游戏一样”。2008年10月底，四天的培训开始头一项，袁天鹏请大家全员参与，制定这次学习的制度。
“我们现在要做培训是不是也需要一个课堂规则啊？这个规则呢，今天就让大家一起定。凡是有人提出来，就写在这里，然后大家可以说道说道，行就定下来，不行，就把它去掉，大家不提呢就没有。”
有人提出，上课时间不能乱说话，有事要请假，不迟到，不早退。写上之后，全体一致通过，就定了下来。
接下来，当提出“上课不能睡觉”时，“游戏”就开始了。有人说睡觉无法控制，应该允许。有人说睡觉可以，但不能影响别人，不许打呼噜，否则叫醒。在这个过程中，袁天鹏一再问大家有没有相反意见，有没有没发过言的。有人说厨房里有辣椒，谁犯困就发一个。也有人说，上课有人睡觉是老师讲的不好，应该改变教学方法。说到这里就跑题了，袁天鹏把话题再拉回来，将正反两种意见都写到纸上请大家表决，最后是“不许睡觉”占多数。在请大家举手表决并公布了表决结果之后，袁天鹏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可以睡觉，并补充说：“刚才就是我们开会议事的一个过程。大家自己定的课堂规则，每个人都参与了制定的过程，相信大家执行起来会比较愿意接受。”
整个过程笑语喧哗，确实像个游戏。但是，这个“游戏”不仅制定出了课堂规则，也用到了许多议事规则的重要内容，大家是在公开透明的前提下，全体参与、自愿制定、自己制定约束自己的规则，讨论过程中主持人没有发言权等等。
培训就此开始，开头先演一段合作社开会的情景剧，演完了请乡亲们分析其中的问题，再请大家针对这些问题自己制定一套合作社的议事规则。这样导出合作社的议事规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根据大家制定的文本，进行总结分析，对照下来，居然已经包含了我们事先做出的13条版中的大部分内容。既然是自己制定的规则，合作社成员不论是理解还是接受起来都比较容易。如果不用这种方法，而是上来先讲设计规则时的权益边界原则、主持中立原则、动议中心原则，再引出规则具体内容，大家一定得晕。
事先对培训的设计就像是一个剧本的框架，经常会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情况，需要“演员”现场发挥。比如，在讲到“面向主持原则”时，大家对这一条的必要性及作用争执不下，场面几乎失控，杨云标和白亚丽临时跳到圈子里，与袁天鹏三人合演了一个“争执情景剧”，争论半小时没理出头绪，演五分钟，过了。
说到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似乎已是不争的定论，但细分起来，却有许多深层的问题。杨云标特别请天鹏讲过一个极端的例子：9人到场开会，1票赞成，8票弃权，请问：动议有没有通过？
讲到这一节，现场发言极其热烈，有人说，通过，1人赞成，没有反对，少数服从多数。有人说，没有通过，8票弃权，这么多人弃权肯定背后有说法，说明大家对这个动议有意见，1比8，1是少数，自然没有通过。双方各执一辞，争得不亦乐乎。在争论过程中，甚至出现了类似“弃权少了就可以不算数，弃权多的情况下就得算数”这样的提议。
这一点，跟乡村现实、跟中国人传统的表达方式确定颇多关联。中国乡村是熟人社会，不发言或者不明确反对而说弃权，都是为了不得罪人。如果按后一种计算方法，弃权实际上起到了反对票的作用，弃权的人实际上充当的一个反对的角色，而反对的人可以用弃权来掩饰自己。
通过讨论分析，最后达成一致，统一采用前一种计数方法。反对的人必须明确表示自己反对的态度，鼓励大家真实的表达自己，反对就是反对。如果不发言，不反对，可能有一个非常不利于自己的结果就会通过。
关于这一点，思维“西化”的袁天鹏说，与中国人习惯的“老好人文化”相对，这是一种鼓励人做事的文化，具体到我们的培训，就是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合作社事务。
给民主一种可能性
设计培训的时候，常常围绕预设的答案来设计情景剧，希望把乡亲们向我们预想的方向引导，但时常会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答案，让人无法一笑而过。
比如说，情景剧中的一个会开得不成功，让大家找原因，许多人提到了领导的作用；合作社乡亲们谈到会议中出现的问题，往往找出来的是“人的原因”：领导不民主、人不行或者思想觉悟不高；让乡亲们自己制定合作社议事规则，很多小组都要求“领导召集会议前要先把议题交待清楚”。即使在兴农合作社这样地方，仍然能够看出大家内心深处的“领导人文化”，那种等待别人引领自己的下意识。
袁天鹏则一再鼓励大家，引导大家将注意力转向制度的原因、规则的原因。如果只从人的原因上面找问题，事情成败全在主事人一念之间，如果设计一种完备的制度，则可以约束权力，全体参与，保障自己的权利。
袁本人为了翻译此书，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自己的公司也不干了。书出版后他又致力于议事规则在中国的推广。在推动过程中，经常有人泼冷水，告诉他这东西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没有这样的文化基础。而他则坚持认为，文化决定规则，规则也可以塑造文化。运用规则可以帮我们从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养成民主的文化。在我们身边，坚决说民主不好的人，真的不多，但当坐到会议桌前，就可能出现很多非民主的行为。而议事规则，则是可以从最细微、最具体的细节入手，让人们学习民主、践行民主，从民主的细节入手，养成民主文化。
我相信这种说法，也从袁天鹏本人身上得到印证。在我们这次培训方案的设计过程中，他内心深处既有理想化的目标，同时又在操作过程中怀着极大的宽容度；既有明确的坚持，又有明显的让步。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议事规则特质”。议事规则本身，就是在认同人类逐利本质的前提下，个人权利意识和群体共处边界原则的妥协。一方面，议事规则是坚定的，旗帜鲜明反对权威治理，与此同时，议事规则又是柔软的，必须建立在共同约定自愿遵守的基础之上。
当许多人聚到一起合作，必然要让度一部分权力给集体，议事规则的设计原则是约束权力、保障权利，在操作细节上注重具体化、可操作，是一种能够让谋利和制衡相结合的会议工具。使用这种工具，会议不是在做一个“是”和“非”的选择题，会议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是从主义之争到问题之争到方案之争。在杨云标看来，议事规则至少提供了一个让民主可操作的策略，给了民主一种可能性。
议事规则全是具体的东西，一条一条，明白具体，都可以执行，可以在身边的事情上立即用起来。比如，发言前要先举手示意，得到主持人允许之后再发言，发言要起立，发言时要先表明自己的态度再讲原因。再比如，发言不能跑题，跑题时主持人有权打断，会前约定发言次数和每次发言的时间长度，不能打断别人的发言，连续两次发言都为同一观点的时候，应该首先让持相反观点的人得到发言机会……都很简单，执行起来也不困难。
这次培训的另一个成功之处，是找到了将洋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不仅规则本身是可操作的，我们在农村推动议事规则的方法，也是可操作、可复制的。
一位调查记者出身的朋友参加了培训之后，评价这次培训是“NGO里的一次非典型事件”。所谓NGO典型事件，就是一帮NGO人，举着参与式发展的旗帜，来到农村召集了一批乡亲开会、做活动。表面上看大家都在听，也鼓掌，但是，这些外来人以及他们所推动的事情跟乡村实际、跟那些参加了培训的乡亲之间，是一种水和油的感觉，热闹一场，过去就算了，没用。
这位朋友认为，这次培训之所以“非典型”是因为他无意间听到参加培训的村民表示要拿这个东西回自己社区用起来。“他们已经在比较切实的讨论这个问题，认为这是可以拿来操作、可以试一试的。”
培训结束后，这位朋友留在村里，作为观察员参加了第二天的合作社理事会，当晚就无比兴奋地给我们打电话发短信谈他的感受，后来还专门写了一篇万字长文。
这样当然让人高兴，但是，水过地皮湿，过后踪迹全无，也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现象，说到长期效果，我们还能再当一回“非典型”吗？
干事才需要议事
培训结束后，陆续得到相关方面的消息，参与培训的中国滋根等NGO组织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机构运用规则，合作社本身也已经在理事会中应用。
2009年2月，袁天鹏重返南塘村做评估。当被问到“培训过后用过规则五次以上的请举手”时，只有几位合作社理事会成员举手。“五次以下，至少用过一次的请举手”，也只寥寥数人相应，场面有些冷清。接着，袁天鹏问举手的人是怎么用的，气氛渐渐活跃。
社区负责人张大姐讲的是此前不久自己社区在讨论如何管理使用抗旱设备时对“规则”的运用。针对柴油机和喷灌设施“公有公管”和“私有公用”两种意见，先是多数人投票公有，但接下来在管理维护等细节上遇到很多问题无法解决，转而讨论如何在私有前提下公用的细节，最后多数人投了后一个方案的票。
说实话，他们在使用规则方面做得很“初级”，只用到了发言规则和表决的规则，但是，通过这样的讨论，事情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而且，在讨论过程中，原本主张公有的人，在自己的提议被证实行不通之后，也接受了在私有的前提下参与讨论使用细节，保障了自己的权益。最后通过投票，得出一个多数认可、大家都能接受的结论。
合作社理事老刘讲了自己应邀解决社区问题的过程。上个月，合作社年终分红，某社区为分红方案争执不下，开了一天会没有结果。社区负责人参加过学习，又苦于自己不会应用，就请熟悉规则的老刘去帮忙。老刘先给大家简单讲解了规则，然后引导大家提出动议、修改动议，在限时限次的前提下充分发言，然后表决，两个小时，得出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
通过这次评估，也暴露出来许多问题。除已经提到的应用面窄、应用程度偏低，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大家对定义的接受程度不一致，特别围绕“附议”这个概念产生了许多误会，有过长期维权经历的乡亲们总是跟“行政复议”混为一谈。袁天鹏也曾经尝试过，是否将“附议”这个词改为“同意讨论”或“值得讨论”，后来，考虑到目前合作社会议的实际情况，决定干脆去掉这个环节，直接由动议进入讨论。
评估时，我们带去了反映培训过程的纪录片。乡亲们个个看得聚精会神，他们不仅在里面找到了自己和许多熟悉的面孔，也重温了已经有些生疏的规则条文。因为有了这个纪录片，原定第一天的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堂“复习课”:放一段录像，杨云标会点一下暂停键，带大家一起回忆培训时的情景，重温相关的规则。这个环节本来不在计划之内，但收到了意外的效果。一位大妈觉得复习一遍很重要，“以前不清楚的地方，这回才真正明白了”。对于文化程度不高、年龄偏大的农民群体来说，议事规则这样的新鲜东西接受起来本来就有困难，应用机会又少，难免糊涂，用这种直观的方法确实可以唤醒记忆，加深理解。
对农村推广而言，怎样让教材或者课件重复使用是个很重要的课题。合作社已经将农村版议事规则挂在了会议室的墙上，将规则内容编成了顺口溜、用当地调子唱出来。纪录片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但若在每个地方都拍一部显然不现实，兴农合作社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将是“在农民中培训培训者”，目标是在外来的培训教师离开之后，让当地人也能够有推动议事规则的能力。
合作部门负责人老赵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干事才需要议事，议事就需要规则”。合作社搞起了文艺队，资金互助规模正在扩大，建起了大楼，已经得到了财政部和省市有关部门支持进行“农发项目”，有越来越多的事情要议、要干。合作社本身的发展也对议事规则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的需求，三个月前做培训的时候，合作社有13个社区500余人，现在则发展到15个社区600多人。我们实地参加了一次合作社理事会，讨论合作社扩大后理事会选举的问题，如何由原来的直选变为代表大会选举。其中涉及到的代表选举产生办法和选举委员会的问题，已经是议事规则培训高级班的内容了。
谈到下一步培训方案，合作社准备成立一个“五人议事规则小组”，15个社区各派一名骨干参加接下来的培训，他们要熟悉规则，使用规则，并负责在各社区进行推广。合作社将建立一种内部机制，在各个社区形成推广议事规则的“压力”，合作社原有农发项目的原则就是“成熟一个、支持一个”，现在考核标准中将要加上一条：对议事规则的运用程度。下一步推广授课的主要方式将是“以赛代练”，袁天鹏将指导20名参加学习的骨干实际参加合作社理事会，不仅可以面对实际问题、传授解决技巧，同时，也能大大提高合作社管理的透明度。对社区和合作社管理层，都是一种结合实际、切实有效的能力建设。
通过接近一年的尝试，不仅证实了农民自己能够运用议事规则，也慢慢摸索出了一套在农村进行培训推广的方法。袁天鹏和合作机构在南塘、在农村推动《罗伯特议事规则》努力将不会停止。这片土地需要议事规则，而这些努力就像泉眼，虽然细微，但正在慢慢渗入乡村的土壤。
(作者单位系山东泰安爱艺文化发展中心)
附：
罗伯特议事规则在中国有几个版本，最早见于孙中山《建国方略》第三篇《民权初步》；其中大部分内容译自罗伯特议事规则。然后是《议事规则》（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依据的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第四版），最近的是《罗伯特议事规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依据的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第十版）
本文作者拍摄了纪录片《学开会》，反映议事规则在中国农村的推广过程。在线观看及下载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