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哥本哈根回来后，很多人问我：“感觉怎么样？”“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吗？”这些问题经常把我问懵，不知道从何说起。
老实讲，作为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时间不长，又是第一次观摩气候谈判的新人，进入政府谈判所在地贝拉中心的第一天，我就被农贸市场一般的现场冲击得晕头转向，时至今日，似乎还没有彻底回过神来。谈判期间所经历的各种场景，各种虚虚实实的信息，以及各个国家、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在我的脑子里不停地碰撞。
有人说，哥本哈根会议是气候谈判史上最为特殊的一次会议，不公开、不透明，而且第一次对NGO群体的入场进行了限制，在程序上表现得极为恶劣。作为受限制人群中的一员，我对此强烈赞同。因为其不公开不透明的程序，使我们在跟进谈判进展方面步履维艰。
一直以来，NGO都是气候谈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在谈判期间的表现以及对谈判的影响也备受关注。
哥本哈根的NGO
在哥本哈根，NGO是最活跃的一个群体。在贝拉中心的门口，每天从早到晚都有NGO在寒冷的天气中做各种活动，有人在门口通过喊口号、举横幅、甚至敲锣打鼓等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向各国谈判代表施压。一进会场，首先呈现的就是展览区，主要是NGO展台，也有一些政府的展台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宣传品，介绍与气候相关项目；到处都是穿着“工作服”的人在发放各种各样的“物件”，包括活动预告、围巾、T恤行为艺术等；时不时就能听到人声鼎沸，那一定是有机构在通过行为艺术、民族文化等方式在表达某种立场或者诉求，掌声夹杂着人们呼应的喊声，此起彼伏。
每天晚上，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网络（CAN）都会以娱乐的方式给当天表现最糟糕、最雷人的国家颁发化石奖，他们会请获奖国家的人来扮演该国政府代表上台领奖，并像模像样地发表获奖感言。这个颁奖仪式每天都会吸引大批人，小小的一块地方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在哥本哈根期间，多家NGO还协调组织了一场大游行，参与游行的人数说法不一，我听到的说法是42万人。NGO们在游行中的表现十分打眼，他们打出了各种新鲜的口号，比如：猪是气候变化第一杀手（素食主义团体），澳大利亚是气候变化第一杀手，气候变化是男人和暴力造成的（女权主义团体）……在这场大游行以后，会议的第二周，各种中小型游行、静坐、示威天天不间断。
气候谈判期间的NGO们是紧张而忙碌的，他们（或者说我们）无处不在。不管白天黑夜，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里也少不了NGO的身影。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是CAN的例会时间，很多NGO在这个时刻聚集，将各个会议上的信息进行梳理和汇总，并且根据各国谈判代表在这些会议上的表现提名并投票表决产生化石奖。很多NGO会通过邮件组分享信息，加入讨论。谈判期间，我每天能收到三四百封来自CAN邮件组的邮件，切身地感受到NGO对于谈判进展的专注与关切。
此行的体验
我是作为中国民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CAN）小组成员去哥本哈根的，我们小组共有八个人，分别来自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四川绿色江河、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伯尔基金会、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网络（CYCAN），在中国民间组织赴哥本哈根的各种团队中，我们这个绝对是小团队，其中有一半是第一次参加气候谈判，另外一半也算不上是资深人士。
CCAN组织大家去哥本哈根，更多的是出于加深认识的能力建设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CCAN团队的目标完全实现了。两个星期心无旁骛地跟进谈判进展，集中接受相关知识的轰炸，了解各国的立场和NGO的立场，大家对于气候问题的认识绝对有了很大突破。
当然，除了能力建设外，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宣传一下自己，所以每个人都带了一些有关的项目宣传资料。毕竟，气候谈判场对NGO来讲，是个巨大的展示、交流平台。事实上，很多NGO参与气候谈判，更多的是出于交流、展示，甚至是寻找资源的目的。
当然，后来才想明白，上面这些念头实际上是无比天真。我带着600份《2009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以下简称《立场》），希望用它们去影响谈判，为此还在心里制定了一份行动步骤：第一周拿一些放在展台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绿色和平、乐施会的展台，以及秘书处为观察员机构准备的展架，都可以利用），让大家自由取阅；第二周，等谈判日趋紧张，高层们纷纷到场，我就在场内发放。但后来这个计划只实现了第一步，此外，CCAN小组出面在CAN的会议上对《立场》作了简单介绍。
总体上，宣传效果差强人意。这其中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第二周风云突变，NGO基本进不了会场了，热闹的贝拉中心少了NGO一下子冷清起来。我自己也有两天时间没有进去，其他的两天也为了进场而绞尽脑汁，导致我失去了宣传《立场》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不过，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刻，对立场的坚持不是那么底气十足。
NGO的影响力
有媒体朋友问我：“你觉得中国NGO在哥本哈根表现如何？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谈判？”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稍微改一改，把“中国”两个字去掉。
事实上，从我进入贝拉中心的第一天，看着会场内忙碌的NGO们，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NGO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谈判？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悲观的。
要影响谈判，必须要通过影响各国政府代表团来实现。根据我的观察和了解，NGO主要就是通过那些场内和场外的、各种形式的诉求表达来影响政府代表团，但它们和各国政府代表团之间的直接交流不算多，这种状况并不是只有中国NGO才面对的。
NGO的“谈判边缘活动”基本上包括：提高媒体报道的兴趣，增加机构的曝光率，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度；给沉闷严肃的气候谈判增加趣味性。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谈判，实在很难讲。据我的观察，关注这些活动的也多是展台一角NGO和媒体，基本没有政府代表团成员，真正的目标人群不关注，那影响怎么能实现呢？有的机构还通过“给奥巴马写信”等方式来表达诉求，但是其效果也很难评估。换句话说，如果将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倒推一下的话，NGO的诉求基本上被完全忽视了。
再说一下宣传品的有效性，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有位朋友的MSN签名改成了“哥本哈根，真正的文山会海”，描述十分准确。会海不用说了，大会小会全会边会，一天得有上百场。文山呢，各机构带去的宣传材料，项目宣传页、立场文件、研究报告、书籍，堆积如山，数不胜数。有不少人在领完材料以后看一看就扔掉了，其有效性也很难讲。
当然，这其实不能怪NGO。我十分相信NGO想要影响谈判的一番苦心和好意，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那些我们想要影响的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采纳我们的意见呢？
我更想说的是，我们不能仅凭NGO在两个星期内的表现来评估NGO的影响力，NGO的工作是长期性的，不能将NGO在谈判期间的工作和其他时间内的工作割裂开来。在会议前他们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在会议后也是如此。谈判场只是对他们长期工作的一个集中展现而已。
我相信，从长远的角度来讲，NGO的宣传倡导以及其他项目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种作用是通过多种不同的路径潜移默化实现的，不仅仅是谈判。
所以我认为，NGO参与气候谈判是十分必要的。将公平、公正作为信仰的NGO对于谈判的公开、透明能起到监督作用，能够分析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公众传递真实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NGO的参与的确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在我们被限制入场以后感受更为强烈。看着会场内人去台空的展台背板上写的“HOW CAN YOU DECIDE ABOUT US WITHOUT US”，心里顿时涌起无限的共鸣。
本土组织如何关注气候变化
参与气候谈判的NGO，大概可以分为两类：常客和过客。所谓常客，是指长期持续跟进气候谈判的人或机构，很多大型国际NGO属于这一类；而过客，更多是从草根之中产生，它们只是偶尔参与一次谈判。
我大概就属于过客。虽然哥本哈根的热闹激发了我对气候谈判的浓厚兴趣，但是在很大程度上，那只能是个人兴趣，想长期持续跟进谈判，难度太高。因为无论是我本人，还是我所在的机构，都承担不起跟进气候谈判的庞大成本。所以，我们只能想方设法从其它更有可操作性的角度切入，来关注气候问题。
一直以来，作为草根NGO的工作人员，在气候问题上，我和我的同事是有些许“自卑”的。每当媒体来采访，问一些诸如“你们自然之友在气候变化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中国的民间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表现如何”之类的问题，我们就低头沉思，然后非常诚恳地告诉人家：中国民间组织关注气候变化的时间还比较短，也不够深入，可能很多项目都和气候变化有些关系，但是直接相关的项目不多。气候项目在自然之友的分量也不算重，各方面加起来也就一个整劳力……说的很绕口，我们自己很累，采访的人也很扫兴。此前，我只把那些气候政策分析研究、CDM、碳交易之类的项目当作“气候变化项目”，我们所做的“低碳家庭”、“低碳出行”等项目只能算是和气候变化沾点边。
但是在哥本哈根，我发现，除了一些大型国际NGO以外，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机构和我们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没有专门研究气候政策，没有专门跟进谈判，所展示出来的项目也是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沾点边的非直接相关项目”，比如可再生能源、环境教育、弱势群体救助等等。很多此类项目还通过边会等形式进行了详细展示。
再来看看谈判，谈的都是什么？除了减排指标、资金、技术等大框架外，再就是REDD（减少伐林和林地退化造成的碳排放）、LULUCF（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CCS（碳捕捉与封存）等。这些也都是和其他环境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换个通俗点的说法：气候变化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而如果筐里没有东西，那也就剩个空架子了。所以，我们绝对不可能脱离其他环境问题来谈气候变化，在谈其他环境问题的时候也不能撇开气候变化的背景，很多因素导致了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又使得其他环境问题显得更加紧迫和严峻。
从这个角度出发，草根们在气候方面的“自卑”就可以一扫而空了。我们虽然没有花费很多精力去关注那个筐，但是我们已经花了很大精力并将继续花费很大精力去关注往筐里面装的东西。
（本文作者系自然之友气候变化项目协调员）
